回不去的名字是家乡——一名日本遗孤的40年

2015-08-11 11:03:42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0
分享到:
T + -

R000005.jpg

1950年,小林昭子(右)与第二任丈夫王福至,女儿王红梅在哈尔滨拍摄的全家福。图/受访者提供 图片编辑/董洁旭

  一名日本遗孤的望乡40年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发自哈尔滨)

她起身前总要习惯性摸一下腕表,这只表和她很般配,小巧,古旧。日本精工牌的,价格不便宜,她格外珍惜,只要一会儿摸不着,她就到处找。

她独居5年了,很少出门,从前几乎每天都出去跳舞,现在她经常做的事,就是给来访者翻看老照片,一遍一遍地回忆。1982年秋天拍的那张近照,她始终放在相册最上面。

那一年,郜凤琴39岁,蓬松的发型是80年代特别流行的样子,她向右微侧着脸,脸庞红润,眼睛清澈,笑容里满是希望。

照片上,丈夫刚为她买的精工手表格外显眼。丈夫邱发城是木器厂厂长,禁不住她央求,花了半年工资,托人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才买到这只手表。那年她还参加了日语培训班,学交际舞,听欧阳菲菲的日语歌曲。周围人都知道,她在准备着,回到大海的另一边去。

她是郜凤琴,小名莲喜,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日本人,还另有个日本名叫小林领第。

1936年5月,《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成为日本国策,大批日本农民被政府组织到中国东北,名为“日本开拓团”,他们携枪带弹,抢占房屋和土地,枪杀反抗者,参与日军军事行动。至日本战败为止,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超过860多个,累计人数超过30万。

1945年8月初,日军败局已定,日本政府无力保护侨民,开拓团解散,难民自行逃亡,集体自杀、病死、饿死、失踪者难以计数。也有大量日本妇女和儿童留在了东北或者内蒙古,他们或以妻子或以子女的身份融入当地家庭。1950年日本政府对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黑龙江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日本问题专家笪志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像小林领第这样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东北的日本孩子有近3000名。而这之后有许多成年人选择了中国国籍,其他人则以外侨身份在中国定居。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遗孤归国被提上议程。以1945年9月2日为界,此前的“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此后的“中国籍残留日本人”都满足归国条件,但是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其中未满13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而将那些13岁以上的为了生存自愿进入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东北的,从而剥夺了他们的日本国籍,并且不列入援助回国的对象。直到1993年,才将遗孤和遗留妇女统称为“残留日本人”,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

自1972年至今,日本遗孤证明身份、申请归国从未间断过。2015年7月,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还收到了6份新的申请材料。

郜凤琴就是一个日本遗孤,她从1975年开始申请回国,至今整整40年,仍未能如愿。

  在养父母的羽翼之下

1949年,哈尔滨刚解放。逃难到此的小林昭子走投无路,把5岁的私生女儿小林领第卖给了当地市民郜广忠。这是她第二次卖女儿了。之前的养父母无力养活这个小女孩,便作为中间人,把小林领第转手到了郜家。在立完字据拿到钱之后,小林昭子转身离开了女儿。

5岁的孩子已经开始记事,“没到郜家之前,母亲把我藏在偏僻的一处煤棚里,害怕被别人发现,我头上长满虱子,挠出的血在指甲盖里结块。我记得每天她就从门板外伸手送几个饭团给我,是甜的。”

是郜家给了她彩色记忆的童年。郜广忠和妻子王玉华本是河北吴桥人,因华北沦陷,逃难到相对平静的哈尔滨,后来在市区开了一个自行车车行,家境还算优裕。他们给养女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郜凤琴,小名莲喜。

战争结束,日本遗孤能活下来,已是天大的幸运。

郜广忠要求全家保守小莲喜身世的秘密。她是全家唯一的女儿,养母王玉华每天都给她梳妆,买甜食,她很快就胖起来了。

1955年,郜凤琴已经11岁了,得读书识字,而那年郜家成了“三大改造”的重点对象,王玉华还是咬咬牙,让她上学去了。

果然,她是日本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个孩子放学后跟在她后面起哄,“八嘎牙路小日本,滚回老家去!”

身材高大的王玉华搂着她就直奔那几个小孩家,“1945年光复的时候,她才1岁,没杀人,没放火,没干坏事,她就是个孩子,不许欺负她!”有一户家长也忍不住回骂“汉奸,走狗”,双方差点动手,被街坊邻居拉开,日本人涂炭东北十余年,仇恨太深,王玉华词穷了。

非议接二连三,两年后,郜凤琴不得不辍学回家。养父母一家极力地保护她,但日子困难起来,她主动要参加工作,分解压力。

1960年,她隐藏身世,到量具厂上班。那个时候,大饥荒正在肆虐全国。一天,17岁的郜凤琴下班回家,饭桌上摆着一点杂粮,大家都饿着,她突然说了一句“我想要一件布拉吉(连衣裙的俄语发音)”,王玉华别过头看着她,没人敢出声,她红着脸改了口,“其实我有裙子,刚才是瞎说的。”

夜里熄灯以后,有人轻轻地敲她的门,是二哥郜凤志。他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包东西,“莲喜,你看喜欢不?不行,哥明天再去换。”

郜凤琴没敢开灯,也没说话,她猜到这是布拉吉,“二哥最仗义了。”在黑暗中她摸索了一阵,心满意足地准备放进衣柜里,一摸,发现衣柜里已经有个纸盒,打开也是件新的布拉吉。两件裙子都是最新的花色。

她哭了。

  文革里的“日本鬼子”

在厂里过组织生活的时候,郜凤琴不得不跟着批判那些黑白电影里的日本鬼子,跟着喊那些“打倒”的口号,可不久后,她的身世又暴露了。周围有人说她虚伪,有人说她是间谍,还有人说她叛国。

同事很快开始孤立她,这让她坐卧不安。她想到远嫁,嫁到农村,那里人际关系简单,有粮吃,还可以给郜家报恩。

36岁的商忠义在解放战争中面部被刺刀割烂,疤痕明显,身有残疾,离过一次婚。作为结婚对象,他的条件并不好,但他是贫下中农出身,父亲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了,革命家庭,又红又专,他继承了军职,转业到农场,嫁给他有着落饿不着。

王玉华并不同意这桩双方年龄相差18岁的婚姻,但郜凤琴想离开人多的地方。几个月后,她和商忠义结婚了。

郜凤琴与商家约定,每个月都按时令往郜家寄粮食,苞米和黄豆,让郜家度过难关。

在生下大儿子商伟以后,文革来了。

郜凤琴“日本鬼子”的成分,已经远超“黑五类”的范畴。风声鹤唳中,养母王玉华又一次为她说话,“光复的时候,莲喜才1岁,没杀人,没放火,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 王玉华因此挨了批斗。

那时郜凤琴怀着女儿商敏,仍时常被批斗。而作为一家之主,年近50的商忠义,三天两头被抓去批斗,经常浑身是血地回来。他将怨气撒在郜凤琴身上,暴打她,骂她是“日本鬼子的野种”。

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郜凤琴成了“国际友人”,终于不用再受批斗之苦。这一年,日本遗孤回国开始提上议程,而东北农村日渐凋敝,粮食青黄不接。

  寻找生母

1975年,养父郜广忠离世,临终前他将那份过继字据交给郜凤琴,“死肠子好舍,活肠子难离,日本比这好过,我不在了,也没人照顾你,你的活肠子还在日本呢,回去找你亲妈,玉华有儿子照顾。”

郜凤琴开始了回日本的尝试。

一方面,她和其他日本遗孤一样,带着字据和知道自己身世的亲友、街坊、社区领导的20多份证明材料去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登记报备,之后由日本厚生省社会援护局向全国发布遗孤讯息;同时,她开始在东北寻找小林昭子。一开始她还有些余钱,能买火车票,去佳木斯、满洲里,后来因为花销太大,她开始逃票继续前往牡丹江、沈阳等遗孤比较集中的区域寻找母亲,却毫无音讯。丈夫商忠义一再阻止她寻找生母,她和商忠义的矛盾也进一步升级。

1977年初,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援护局给哈尔滨市公安局寄来几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许多日本找寻遗孤的照片,其中有郜凤琴,那是日本亲人在向她召唤。归国有望的感觉十分真实。她选择了离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郜家,同时继续寻找生母。

可两年过后,还是无声无息。郜凤琴不知道日本是谁在寻找她,又为什么登报寻亲后却没了下文。

197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郜凤琴,她的一位继父王福至在山东莱州,他知道小林昭子的去向。当年,刚把女儿卖给靳之田后,小林昭子病倒在街道上,被王福至捡回家一块生活,后来两人生下了女儿王红梅。

此时,靳之田因无力抚养,把郜凤琴还给小林昭子,但王福至不愿接受郜凤琴,这才又被卖到郜家。1952年3月,中日两国政府都号召遗孤回国,小林昭子身体已经很差了,经常咳血,而王福至在老家莱州早有家室,因此小林昭子决定回国。她独自一人从葫芦岛登船回国,后杳无音讯。

郜凤琴没有从王福至那里找到任何线索,她一度认为小林昭子已经不在人世。

这时郜家生活已十分困难,郜凤琴很快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邱发城。他比她大9岁,为人忠厚。第一任妻子病逝给他留下5个孩子,每天有10口人吃饭,家里热闹得像个食堂,郜凤琴不再提回国的事了。

直到1982年,正是中日建交10周年,两国高层频繁往来。郜凤琴的心愿再次被母亲的突然到访而点燃。

6月6日,郜凤琴正在木器厂车间里上班,突然接到公安局电话,“小林昭子在哈尔滨国际饭店,让你速来。”她有些难以置信,还穿着工作服,就和邱发城一块赶往国际饭店。

郜凤琴刚进大堂,看到一个气质端庄的女人正从楼梯下来,郜凤琴不能确认她是不是母亲,因为对方看上去很年轻。这位女士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否认识王福至?”通过翻译听明白以后,郜凤琴猛点头。小林昭子仔细端详她,两人抱头痛哭。在泪光中母女俩分享了许多回忆,那只从煤棚外伸进来的手,那颗甜味的饭团,母亲离开的背影,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

郜凤琴现在经常回忆,当时自己在哭什么,那并非是久别重逢的眼泪,更多是数十年自己的小心翼翼,孤独,还有挣扎。

小林昭子到郜凤琴家包了顿饺子,她告诉郜凤琴他们家族在日本长野县,回国时自己差点病死,改名叫田边照代,嫁给了一个比较年长的企业家,丈夫刚去世不久。

郜凤琴其实想知道生父的情况,但觉得来日方长,当时没有着急问母亲。饭后,在郜凤琴家简陋的平房前两人合了影,郜凤琴手挽着母亲的手,身体向她靠拢,面上满是笑容;而小林昭子正襟危坐,一脸严肃。

相聚两个小时以后,小林昭子拿出装着人民币的红包,分发给郜凤琴的亲属。她还单独给郜凤琴一本《日常中国语会话词典》,里面夹有通信地址。她要求郜凤琴好好学习日本文化,表示她会在有生之年,让郜凤琴回到日本。

郜凤琴拿出养母遗留下的狐狸皮围脖和金戒指送给她,这是郜家最体面的礼物了,但被母亲婉拒了。

正是在这个月月底,日本文部省因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但郜凤琴并不会觉得那会影响到她。她开始去了解日本,渴望自己可以完美地融入日本。她央求丈夫为了买下那只昂贵的精工表。

她没想到,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十字架”

郜凤琴按母亲给的地址给她寄过挂历,写过信,但从没得到回复,也没有退信。她托别人打听,但收到回复说那是个无效的地址。

母亲的现状包括她回中国的目的,都成了一个谜。

在这些年间,从1972年日本颁布遗孤回国政策开始到1995年,是日本遗孤归国比较集中的时期,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回国的总人数达7801人。

而回去的遗孤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十字架。”人到中年,适应和学习能力很差,也很少有高级的生存技能,只能从事简单的底层工作,日本政府除了若干语言培训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帮助。归国遗孤学习语言文字很慢,又不敢说中国话,怕被歧视;没有交际圈,冷漠的社会氛围,和东北的“唠嗑”文化相去甚远,被边缘化成为大多数人相同的命运。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被“二次遗弃”,日本遗孤在日本也造成很多极端案例,抑郁、自杀的不在少数。许多人选择返回中国。

于德水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他是日孤寻亲团团长,虽在户籍地鹿儿岛上未能找到亲属,但日本仍随时可以回去,87、88年养父母接连去世后,他按照中国传统,守孝3年,在1992年从长春前往日本,当时主要是为了孩子能享受更好的教育。

那时他已经48岁,在福冈参加了4个月日语培训后,被推荐到鹿儿岛一家机械厂上班。工作机械枯燥,鹿儿岛又闭塞,加上冷漠的社会氛围,他在压抑中写下大量中国古体诗,以慰乡愁。

一首名为《忘情》的诗这么写道:

庭院深深五色花,

一时忘却在天涯。

忽闻耳畔异乡语,

此地原来不是家。

1995年,于德水选择回到长春。退休后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几年间,儿女在日本读完大学后也陆续回到中国。

在中国飞速发展、生活巨变的30年间,日本遗孤当初那种回去的热情也被冲淡了,只是变成了乡愁。

如今,在中日两国生活的日本遗孤和遗留的日本女子的总人数约在4000人左右。

R0000061.jpg

1982年,59岁的小林昭子离开哈尔滨时给郜凤琴留下的纪念照片,拍摄地点在日本长野县。图/受访者提供 图片编辑/董洁旭

 生母的隐言

从90年代开始,每隔几年的秋天,郜凤琴都会穿上和服在哈尔滨太阳岛上的日本园拍一张照片。

而每隔几年,厚生省援护局也会给她回信,要求填写表格,寄送证明和照片,她也一一填下然后寄回给援护局,之后就没了下文。

直到2002年12月20日,一条新闻再次引发两国遗孤的关注:在东京裁判所,2000多名日本遗孤组成了国赔诉讼原告团,有200多名律师向他们免费提供援助,10万人署名给予支持。2007年11月28日遗孤胜诉,整个诉讼历时5年。2007年,日本政府通过《支援中国残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提高了日本遗孤的补助金额,且住房和医疗都免费,同时还取消了之前对他们在出国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新政策现实意义不大,更像是尊严的补偿,但对于没能回日本的遗孤而言,又燃起一丝希望。

战争时期,因为中日两国接种牛痘的方式不同,新政中,“牛痘花”也可以起到证明作用。2007年年底,黑龙江省北安市的陈凤兰凭借手臂上十字的4个“牛痘花”就印证了她是日本遗孤,并在日本埼玉县所泽市找到了自己的亲族,顺利归国。

而郜凤琴除了左臂的“牛痘花”,还有画押的字据,以及1982年那场众目睽睽下的母女相拥,证据确凿。但日本方面就是不认,始终以“1945年9月2日有无日本国籍不明,无法确认”为由,回绝她的申请。

这些年,因为她的奇特遭遇,引发中日两国媒体的关注。郜凤琴曾希望这样的关注度能帮助自己早日返日,但“回去”之事依旧石沉大海。

1995年,援护局中国孤儿等对策室室长竹之下和雄,带着9位援护局工作人员来到中国。他们特意到郜凤琴家调查看望,表示说虽然没有在日本相应的县市找到郜凤琴的户籍,但承诺待郜凤琴年满60岁以后,即便不能将户籍身份转回日本,每年也可以回日本呆一段时间,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这多少有些安慰,可竹之下和雄回去后再也没有人和她联系。

2005年,郜凤琴60岁了,援护局的承诺化为泡影,身边的长辈正在逝去。她开始收集最后的证明材料,从养父母家的亲属,到小时候欺负自己的玩伴,到革委会主任姜贵清,一共31份,并通过哈尔滨市第二公证处公证。她希望自证能起作用。

2007年,她通过中国养父母联谊会会长石常楷找到了小林昭子的住所,委婉询问原因,终于得到了小林昭子的口信:“她是我的女儿,但我不能给她担保,因为会影响现在的家庭。”原来,小林昭子回国后再次改嫁,同样也隐瞒了自己在中国还有两个女儿的事实,现在她在日本有一对儿女。

早在1985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实施了针对日本遗孤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即使是符合公费回国条件的日本遗孤,如果找到日本亲属,必须征得其日本亲属的同意才能归国。这让郜凤琴觉得难以置信。但她还是继续往援护局寄证明和材料。

  “我们这个年代就要过完了”

2011年6月,郜凤琴自费参加了日本旅行团,她决定自己到日本讨个说法。飞机刚到日本上空,她就已经热泪盈眶。

郜凤琴放弃了第二天的富士山游览安排,只身前往日本厚生省,最终打听到实情。援护局工作人员告诉她同一个答案,“我们曾经找过你的生母,问她是否愿意让你回来,可她并不想让你回来,不愿意为你担保。”

她心意沉沉地随团前往长野,无心看风景。在长野县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里,她看到了外祖父小林賛吉的资料,和自己的家谱。她找到外祖父的住所,虔诚地向主人表示想进入到家族的墓园里看一看,被拒绝了;她提出在外围看一眼也行,也被拒绝了;她想去看一眼还在世的小姨小林静香,还是被拒绝了。尽管卑躬屈膝却被拒绝,让她觉得寒心。

母亲或许担心我影响她的家庭?分占她的财产?或许是她的子女不愿意?我的父亲是谁?那母亲来中国找我的目的是什么?郜凤琴无数次地分析母亲拒绝她的原因,和那天2个小时相聚中有没有被自己忽略的暗示,却始终没有答案。

“我用40年的时间都在做一件简单的事,别人轻而易举做到了,我却因为亲生母亲而失败了。”

这几年,她开始信佛。

她每年去一次日本公园穿和服拍照。独居以后,改为半年去一次。

而落叶归根的想法也越来越挥之不去,她觉得自己最好死在日本。

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理事长寺泽秀文告诉郜凤琴,“国家政策不能办的事,私人反而可能有机会。”2013年,郜凤琴决定最后试一把,她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大阪中日友好促进会的西天德芳,让他为自己办理日本户籍。西天德芳是一个归国多年的遗孤。但两年过去了,没有下文。

现在,养父母死了,大哥、二哥死了,王福至、红梅死了,小林昭子死了,商忠义、邱发城也死了,郜凤琴常说,“我们这个年代就要过去了。”

在哈尔滨,到处都是中日纠葛的痕迹,日据时期遗迹和新建日本园林是哈尔滨重要的风景线,那些抗日英雄已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靖宇大街、尚志路、兆麟公园、一曼街,而郜凤琴在这些地方隐藏自己的日本姓名,消磨了一辈子光阴。

她不介意舞伴们称呼她为“小日本”,以及那句调侃的“几十年了,还没回呢?”不表达心里的不喜欢,也成了一种习惯。

相册里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幅纯粹的雪景,这是寺泽秀文从她生母的家乡长野寄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她外祖父的资料。郜凤琴爱听久石让的音乐,久石让也是长野人。

2011年,郜凤琴从日本伤心归来后,儿子安慰母亲说,等他的庄园收拾妥当,冬天就带她去日本自助游,把长野的雪看个够。

转眼又过了4年。每天大儿子商伟都会给她打一通电话,她每次都问儿子的庄园收拾得怎么样了,儿子总说快了。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1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cnw_sxs_1

(原标题:回不去的名字是家乡——一名日本遗孤的40年)

netease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为上清华放弃1亿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热点新闻

态度原创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返回新闻首页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