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组图)

2015-05-12 05:48:45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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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日,参加广东省暨广州市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大会后,吴南生、许英伉俪在广州东湖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5年9月2日,参加广东省暨广州市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大会后,吴南生、许英伉俪在广州东湖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吴南生。资料图片
吴南生。资料图片
1937年9月上旬,日机开始轰炸汕头。1938年夏,日军在南澳岛建成简易机场,对粤东各县空袭更加频繁。
“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1937年9月上旬,日机开始轰炸汕头。1938年夏,日军在南澳岛建成简易机场,对粤东各县空袭更加频繁。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1937年,抗战烽烟燃起,一位15岁的潮汕少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抗战洪流。他对父亲说:“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1979年,是他立下“军令状”,喊出了“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请缨,与同志们一道,创办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立下功勋。

  从革命小鬼到改革闯将,一以贯之的,是为国为民的理想豪情。岁月老去,情怀依然。吴南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晚年热心公益、凝神挥毫,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前程。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花木扶疏、书画飘香的家中,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吴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追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1942年“南委事变”,他把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同志藏在家乡,送他们安全转移。随后,奉命千里迢迢监护叛徒姚铎到重庆,在姚铎逃出红岩后,又发“暗语”电报通知潮汕党组织除奸。

  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他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愚公移山”与全力夺取东北的报告。宝塔山下,他与革命伴侣许英喜结良缘,一碗糯米饭“甜到底”。为了响应领袖号召,他们靠两条腿穿越陕北、内蒙、长城,将近一年,走到了东北。

  “最难忘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都沸腾了!没有电灯,大家就点亮火把,在一个个山头、窑洞间传递喜讯,我们还把破布点燃,跳着,唱着……八年了,终于胜利了!”说起动情处,吴老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令记者感动的是,在看稿时,93岁的老人家连续几天熬夜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用红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改,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说,怕自己年纪大了,记忆有偏差,要对历史负责。

  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14岁发表进步文章

  南方日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您才15岁就入党了?

  吴南生:我参加革命,跟写文章有关系。我在汕头市出生,家住在贫民窟中,爸爸在汕头小公园骑楼下修理钟表,大革命时期是工会积极分子。读小学时,我的很多老师都有进步思想。那时,我开始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故乡》等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能写两三千字的文章,老师多次给我的作文打99分、100分,表示赞赏和鼓励。

  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传到汕头。当时汕头是国际开放的城市,有5家大报,其中《星华日报》是报业大王胡文虎的“星系报纸”之一,经常介绍进步思想,像鲁迅、萧军、萧红的消息常见报端。我这辈子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评萧红的〈生死场〉》,发表在《星华日报》的副刊上,笔名叫“左慈”,就是《三国演义》中那个掷杯戏曹操的狂道士,那时觉得他很厉害,代表正义的声音。

  当时我才14岁,得了2元稿费,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啊!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一本潮州话版《圣经》给我妈妈。我们家是基督教徒,妈妈长期想买一本潮州话版的《圣经》,一本八毛钱,家穷,买不起。当时我爸爸失业十年,心情不好,动不动就拿挑水的绳子抽打我,我很硬气,就是不哭,他就愈发生气地打。现在好了,我妈妈劝他,不能再打了,孩子已经长大,会在报纸发表文章了。从此以后,爸爸就没再打我了。我又陆续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成了汕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1936、1937两年,我发表的作品,剪贴成两本。妈妈一直替我藏在衣服杂物中,全国解放后,我从东北南下,交还给我。可惜文革中烧掉了,很心痛!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老党员的关注。当时,有个越南人叫李班,党内叫李碧山,原是越共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瑞金中央苏区教外语。他刚好认识我的外语老师,就来找我,传播革命思想。后来,上海的党组织派孙大光(解放后曾任地质部部长)来广东,决定恢复潮汕地区的党组织,恢复了李碧山的党籍。在他们的带领下,我1936年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1937年8月就破格入党了,是潮汕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新建党的第一批党员。

  战闽粤重建根据地

  南方日报:当时潮汕地区的抗战是怎样的?

  吴南生:潮汕党组织1937年8月领导建立了公开合法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称抗敌同志会),将这一组织形式推广到潮汕各县。还成立了“汕头青抗会少年工作队”,我当政治指导员,汇聚了一批优秀爱国少年,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少工队演出的《打鬼子》,就是我编写的,是潮汕地区第一个抗日潮剧,一直在潮汕抗日前线演出。在青抗会的推动下,妇女、教师、学生、华侨和各行业工人也纷纷成立了救亡团体。

  1939年6月,日军攻占汕头、潮州。形势紧张,我们准备打游击,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搞武装,叫潮汕青年抗日游击队,准备打起来就作为游击队的司令部。这支队伍在铁路两侧活动,在广东省活捉第一个日本兵,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干的。另一支搞宣传,叫汕头青年抗敌剧团,由我负责,准备打起来后作为游击队的政治部。

  但是,战争的形势和原来的估计不同,日本军队只占领汕头、潮州、潮阳、澄海几个城区和原铁路线,目的就是封锁汕头港,不让海外物资进入中国。这样,武装活动的范围很小。于是,中心县委决定,我带队伍到潮州凤凰山白水湖一带的老区,重建革命根据地。经常要走两天的路,翻山越岭。前些年,我写了一首诗《怀凤凰山》回忆这段往事:“一别凤凰数十秋,年年梦作凤凰游。白水湖畔花似火,乌岽山前月如钩。壮士挥戈战闽粤,天兵仗剑下潮州。而今重踏凤山路,满眼风光不胜收。”我一直铭记着凤凰山区对潮汕革命斗争作出的贡献。这时,我当潮澄饶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不久,撤销中心县委,分设两个县委,我当澄饶县委书记,1942年调到普宁当县委书记。普宁是潮汕地区共产党员最多的县,我记得,当时全县有党员996人。

  “南委事变”后掩护方方

  南方日报: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广东制造“南委事变”,抓捕了八路军驻港代表廖承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南委书记方方及时撤退,幸免于难。据说,方方和一批同志在您的掩护下一直安全,后来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

  吴南生:“南委事变”发生时,我在普宁。当时潮梅特委书记林美南通知我,负责掩护一批南委机关撤退的同志。于是,我就回到我老家潮阳关埠上仓村。当时,日军刚占领香港,我就说他们是香港的朋友,逃难回来。一批一批,男女老少都有,先后在我家乡居住,陆续转移去重庆或别的地方。村民很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上仓村在全国解放后被确定为老区。

  1943年春节前后,我陪方方和他的妻子,在揭阳城北门租了一个房子,一直住到5月底,我和王华生同志陪送他到汤坑,华生陪他赴重庆。他比较胖,装扮成商人,华生扮成跟班。动身前,他交给我两个与重庆南方局联系的地址,一个是公开的,《新华日报》秘书长陈铁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同志的化名。一个是秘密的,是一家药材行。方方要我在他动身后,即发一电报“当归即发”到这家药材行。他安全到达重庆,6月底随同周总理返回延安。后来在延安我们又见面了,他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在二部。

  暗语发电报通知除奸

  南方日报:后来,您又监送叛徒姚铎去了重庆?

  吴南生: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撤退住在我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汕头待船去上海找新四军后,他回到澄海老家,生活腐化,与国民党人员(他的同乡同学)密切往来,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让我把姚铎送到重庆,还是着眼于教育挽救。

  1944年春节后,我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雇了一个小艇休息,姚铎趁我困睡时说要上厕所,独自上岸一个多小时,更加可疑。当晚,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经历险阻,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

  我们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了将近半年,和各地到重庆准备转延安的同志一起参加学习。这年夏天,林伯渠、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王若飞在内部作了延安整风学习情况的报告,谈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时,南方局准备利用谈判时机,输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大家都十分高兴,唯独姚铎紧张,情绪低落。数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借故跟我吵架,大闹一场跑了出去,投奔国民党中统局,返回潮汕,准备诱骗地下党员上钩,一网打尽。

  受南方局领导委托,我赶紧起草电报,通知林美南,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大意是“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等等。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把姚铎处决了。

  在延安听毛主席作报告

  南方日报:任务完成后,您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延安的情况是怎样的?

  吴南生:延安,是当时中国人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人心都向往着它。我是1944年秋到延安的。当时从重庆去延安很不容易,要趁延安有人出来谈判时,形势较为缓和,开着一辆辆卡车,运物资特别是医药物资和人进去。我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一部学员是七大代表,他们1939年前后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一下子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二部是县委书记以上的。党的七大召开,我们每天学习文件、听报告。中央党校的礼堂很大,毛主席、刘少奇开大会作报告就在这里。七大开幕前,经常会提前把报告稿发给我们学习讨论。我擅长记录,是负责记录报告的学员之一。

  当时,延安的风气很民主、活跃。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延安的窑洞依山而建,女同志住在山下,男同志住山上。我住在最高的窑洞,要走333级台阶的泥路上去。每天在党校食堂吃完饭,再爬上去,就又饿了。冬天非常冷,饭堂的馒头我一手就抓了三个,装在棉衣兜里,晚上切开,烤着吃。

  说件趣事!我从重庆带了一个铜脸盆到延安。这个宝贝作用可大了—白天打水洗脸、擦身子,晚上太冷,就当便盆,到了周末,我们广东老乡聚会,又用它来煮东西吃。邻居说,哎呀!这是他拿来撒尿的!老乡们笑着说,不怕,他的是童子尿。陕北人宰牛羊,只吃肉,不吃内脏、头、脚,我们就去拖来煮,吃得津津有味,把当地老乡吓了一跳。

  黄炎培写诗支持共产党 南方日报:去年南国书香节,您书写了黄炎培的一首诗《过茅台》,题记说“1945年秋,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见黄炎培先生自书诗,忽忽七十年矣,岁月易得,因书志之。”这里面有怎样的故事?

  吴南生: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之邀,飞赴延安访问,非常轰动。此前在重庆反共气氛中,黄炎培曾题了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说的是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路过茅台,有媒体歪曲渲染说红军在酿酒池中洗脚了。黄炎培写这首诗讽喻,体现了他对共产党的理解支持,代表了当时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人心取向。后来他又亲自书写这首诗,送到了延安,挂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

  黄炎培和毛主席长谈,毛主席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更是鼓舞人心。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得到了人心,最终取得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胜利!

  一碗糯米饭,70年“甜到底”

  南方日报:您在延安也收获了爱情,许英大姐也是老党员?

  吴南生:她也是潮汕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潮汕游击队党支部的女委员,1940年被选调到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机要科,搞机要工作。南委事变后,她撤退到重庆,再到延安。我们原来就认识,到了延安就又熟悉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回来,在党校大礼堂做报告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全力夺取东北!挥手动员,全场沸腾。延安当时只有一间小电厂和火柴厂、卷烟厂,炼不出钢造不出机器,人们分外憧憬工业基地。整个延安几乎空了,都去东北了。我们也报名去东北,有老同志建议,去东北一路辛苦,要不先结婚了,一路也好互相照顾。那一年,是23岁。老乡们在延安小市场买了点糯米、糖,用砂锅煮了一小锅糯米饭。大家一铲子铲到锅底,寓意“要甜到底”!一转眼70年了,真的是甜到底啊!

  当时去东北,整整走了一年,都是两条腿走路。从延安到黄河边,过黄河走进山西,一路向北,过长城,走到张家口,因为战争,三进三退赤峰。在穿越大草原四个县的征途中,我写了一首诗:“日日征途上,年年作客中,愿借千里马,指日抵辽东。”过长城时,天气非常冷,在延安穿的棉衣棉裤都挡不住,棉鞋用草绳绑起来。当时,我又冷又累,想坐下来,同行的老同志都是华北人,再三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坐下去,一坐起不来了!很多冻死的人脸上都是微笑的,就因为一坐下觉得很舒服,于是笑笑着就冻死了。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那个冻死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候真的是靠理想支撑着走下去!

  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

  南方日报:70多年过去了,您有怎样的感慨?对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吴南生:革命关键时刻考验人性、党性。像南委事变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被捕后坚强不屈英勇牺牲,人们永远歌颂他、纪念他。而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却相继叛变。这些叛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捕后怕死,另一类是原本生活腐败、早对党不满。现在那些腐败分子,要是放在革命年代,肯定也是叛徒!我们这一辈人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哪里想过当什么官?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却买官卖官,唯利是图,不知廉耻!这些人,都会像历史上那些奸臣、贪官污吏一样,千秋万载永被唾骂。

  “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浮云不计程”。我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我们为国家繁荣、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点滴进步而高兴。希望青年人不忘历史、坚守信仰!

  (注:本文已经吴南生同志审定)

  人物档案

  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倡议筹办广东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他是改革家,也是作家、书法家、书画鉴赏家。晚年捐出珍藏书画,义拍上千万元助学,倡议并捐资设立“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

  南粤烽火

  南澳血战:

  广东抗日第一仗

  作为广东唯一的海岛县,南澳自古就是“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6月21日,侵华日军以海军陆战队3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强登南澳岛。

  7月初,157师以940团第1营吴耀波部作为主攻部队,以潮澄饶抗日自卫队洪之政部为先锋队,组成了360多人的“义勇军”。7月10日,先锋队40人打扮成渔民小贩,分乘五条木船,从饶平夜渡南澳。随后分三批,利用夜晚退潮登上南澳,17日收复全岛。


  日军认为南澳孤悬大海,中国没有海空军优势,却能一举克复,实为其奇耻。17日起即调集大小舰艇三十余艘,对南澳进行封锁炮击,20日日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强行登岛。8月初,义勇军粮尽弹绝,奉命撤回大陆。

  南澳抗战打响了广惠战役前广东抗战首次大仗,毙伤日军超过500人,其中击毙日军联队长2名,击沉炮艇1艘,击落飞机1架,义勇军壮烈殉国者260多人。它是军民合作抵御外敌的典范,激励了全国人民抗战热情,被誉为“南澳抗战精神”。

  总策划:莫高义 莫震 张东明 王更辉 总指挥:王垂林 黄菊艳 胡键 姚燕永 郎国华 总执行:梅志清 黄瑞金 田东江 孙国英 张翼飞 刘江涛 执行:周志坤 黄秀华 谢苗枫 洪奕宜 李秀婷

netease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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