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钟书、傅雷到张爱玲“客厅沙龙”和文人传奇(图)

　　近几年，《小团圆》《少帅》等张爱玲遗作被发掘整理出版，屡次引来巨大关注，也让人知道，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父母宋淇夫妇，是张爱玲生死相托的文学知音和生活挚友。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傅雷与钱钟书这两位大家，正是在宋淇的上海家里认识的。而钱钟书与张爱玲同样都是宋淇的好友，彼此在与宋淇的信中，也算隔空“相见”。宋淇比傅雷小11岁，比钱钟书小9岁，他家世殷实，爱好文艺，父亲是戏剧家，本人也是燕京大学高材生。他们在上海相遇，成为好友，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举办文化party，谈古论今，而宋淇正是风度翩翩的文化沙龙主持人。之后，他们通信多年，鱼雁往来几十年，延续友情。文学、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

　　钱钟书、傅雷、张爱玲与宋氏父子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勾连？张爱玲写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否真的影射傅雷？张爱玲虽未动笔但已有所构思的小说有哪些？这些问题，也吸引着著名学者、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

　　陈子善一口气读完《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禁不住掩卷而思，浮想联翩。陈子善在为该书所作的序文中说，“很多人熟知民国文化史上的北平林徽因‘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或者上海‘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那么，这次你可以来看看‘宋家客厅’。”

　　针对陈子善的疑问，宋淇之子宋以朗，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给了详细的回应。近日他在内地出版的回忆传记式文集《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中，根据私家信件、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追忆家族前尘旧事。他从祖父宋春舫的不凡家世和在燕京大学任教开始讲起，谈到其父母宋淇夫妇从上海到香港，双双任职美国新闻处，又加入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影业，踏入电影圈。之后，他着重梳理宋家与钱钟书、傅雷、张爱玲等现代文学史大家的交往史，从历史的背影中，勾沉出这些文学大家交游往还的真实形貌。而一些文学疑团和误解的破解，更是难得的史料，相对于构建了一部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的“细节文化史”。比如，在钱钟书与宋淇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晚年的钱钟书，受名声所累。每天访客索字题款太多而不胜其扰；傅雷是怎样评论张爱玲，张爱玲又是如何回应；张爱玲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情节与傅雷情史有明显的现实细节对应等等。

　　更重要的是，文人之间的交游不仅是私人的交往沟通，更是大时代背影下，各人的思想性情展现的精神家园。以张爱玲为例，她的私人信件中有大量珍贵的文学信息，可以令读者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理解。而宋淇、钱钟书、杨绛、傅雷、张爱玲，他们或彼此相惜，或仅仅只是互相见证，一代文化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令人感叹，更是让人仿佛更近距离触摸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空气。宋淇：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也是傅雷、钱钟书的挚友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是谁？宋淇这个名字，始终在文艺圈若隐若现，模糊暧昧。但大学者钱钟书评价他：“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的学者夏志清承认，“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

　　不过，对于大众来说，最好是从大众最熟悉的张爱玲说起。宋淇及其妻子邝文美是张爱玲生前的至交好友，也是张爱玲的写作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出书。张爱玲生前所立遗嘱中安排的遗产保留人，正是宋淇夫妇。

　　1996年12月，宋淇因病去世后，张爱玲的遗产被其子宋以朗继承。在宋家所保留的张爱玲遗产中，包括广大读者最关心的她的遗稿遗作。其中包括《小团圆》《雷峰塔》和最新的《少帅》。作为张爱玲的挚友，宋淇夫妇曾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是张爱玲多部文学作品的重要意见参谋，两人曾在来往通信中多次谈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细节，宋淇还曾在上世纪60年代介绍张爱玲为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写剧本，解决了她金钱上的燃眉之急，宋淇妻子则称是张爱玲的贴心姐妹，曾接纳张爱玲在其家中居住。

　　不过，他的世界并不只是与张爱玲的传奇友谊。宋淇的父亲宋春舫，就已经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便具备“要学到最漂亮的语言，莫过于从戏剧入手”的先锋概念的洋派学生，他不仅是戏剧理论界的前辈，更与英国作家毛姆有一段交游。

　　对于熟悉香港电影史的观众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担任过多部影片的编剧和制片，不仅与李丽华、林翠、雷震等叱咤风云的电影明星熟识，还曾经担任过张爱玲编剧的电影的制片。钱钟书晚年为客人所累宋淇建议他写逐客令

　　2011年，宋以朗在香港书展作过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钟书”的演讲，首度公开他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宋淇在1996年逝世，享年77岁。钱钟书于1998年逝世，享年88岁。他们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通信，有138封。宋以朗说，“我们家现在藏有一本《管锥编》，扉页清楚可见钱钟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存正”。‘悌芬’即我爸爸的笔名。现在让时光倒流，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上海。”

　　那时在上海，宋淇喜欢在家中开派对，是“宋淇饭局”，也是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杨绛曾经在《我们仨》中写道：“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人，也因此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曾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回忆他们当年的友谊，“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著名学者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 es Bosw 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在给宋淇的诗中，钱钟书透露，他晚年受到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比如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宋淇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宋淇得知后，为钱钟书想出“逐客书”一计，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两百份。”但钱钟书回信谢绝了：“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与张爱玲半生缘未完作为挚友，他想写《张爱玲传》

　　1952年，宋以朗在美国新闻处译书部任职，为海明威《老人与海》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当时从上海前往香港的张爱玲应征被选中。自此，宋淇、邝文美夫妇与张爱玲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来往。其中鱼雁往返多年，情意甚笃。宋淇夫妇与张爱玲的交往，比与钱钟书的交往，除了文艺谈心，还涉及更加务实更加亲密的情感。

　　从1957年到1963年，宋淇曾在香港电懋电影公司担任过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最成功的包括张爱玲编剧的《南北一家亲》和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等。他自己担任编剧的电影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在电懋之前所编的《有口难言》，另外一部就是在电懋期间的《南北和》（1961年）。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张爱玲传纪，宋以朗坦言，这些传纪有很多谬误之处。宋以朗说：“我家里有几十本不同的张爱玲传记，大家如果看过其中一些，就会发觉它们不一定事事都准确，有时会互相矛盾。在这里我试图提供一些有关我父母与身边的人跟张爱玲来往的资料，有新亦有旧，以作阐释补充。”宋以朗根据私房书信材料，重整其离开中国后的生活细节，澄清了许多以讹传讹。譬如张爱玲的去世场景，有若干传记添油加醋地写得天花乱坠，什么床边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什么身穿一袭红色旗袍，皆是笑谈。

　　在宋以朗看来，作为张爱玲的挚友知己的宋以朗父亲宋淇，则是张爱玲传记的最佳写作者。事实上，宋以朗也透露，“1992年父亲曾告诉我，他想写一部《张爱玲传》，因为他是张爱玲的挚友，会得到她的支持和合作，而他又最了解她的作品，所以他应当是最理想的张爱玲传记作家。”文化上最后的贵族追忆父亲与其挚友的故事

　　近些年来，宋以朗处理张爱玲的遗作出版，引发很大关注，也不乏一些争议之声。不过，他一直淡然应之。而除了整理出版张爱玲遗作，他还根据他爸爸宋淇与张爱玲的来信，去考据张爱玲的写作，比如她为什么写这一篇，此前关于张爱玲的说法，有哪些错误。他这种研究，也被马家辉称为是“私房菜式的研究”。

　　宋以朗是以金融为业的统计学博士。但出身文艺世家的他，人文功底深厚，对人文学科中的各种中西典故也能娓娓道来。文化研究者冯睎乾认为，宋以朗能有这份淡然，是因为宋家是文化上“最后的贵族”—守着诸多文化宝藏平平淡淡地起居过活，不以之求财，也不筑起神龛来供奉，彼此相忘于江湖，养成了他们斯文熨帖的气度。更难得的是，宋以朗以统计学博士的精密头脑，把人文掌故讲述得逻辑清晰，文笔简练清朗。马家辉称之为有“推理小说”之功效。

　　追忆父亲与其文人挚友的故事，宋以朗有足够的精神动力，“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华西都市报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