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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是从文化热到学术热的重要 人物,学术有大关怀”(组图)

2015-01-12 08:56:43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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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三论》书封
“庞朴是从文化热到学术热的重要
《一分为三论》书封
《公孙龙子今译》书封
《公孙龙子今译》书封

  庞朴

  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阴

  2015年1月9日病逝于山东济南,享年86岁

  早报记者 徐萧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于北京时间1月9日晚去世,享年86岁。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研究员陆扬在微博上得知消息后表示,“现在大家津津乐道九十年代后思想家退出,学问家进入,其实庞先生就是从文化热到学术热的重要人物,学术有大关怀。”去年逝世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也曾评价庞朴道:“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

  庞朴,原名声禄,1928年10月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5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到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等。2010年,被山东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庞朴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出土文献等方面尤有精到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公孙龙子〉研究》、《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等。庞朴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活动主要集中在“一分为三”说、“火历”说、出土文献研究以及推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

  从“录士”到学者

  1939年,日本人打到庞朴的家乡,办了“新民小学”,要他们去读。庞朴不去,到他爷爷朋友办的私塾去读经书,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五经—五经只学了《诗经》,就结束了。庞朴说,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

  17岁时,庞朴跑去参加了国民党招聘人才的考试,考上后,被派到江宁、苏州等地方的税务局去当“录士”,就是抄公文。庞朴后来回忆,那时他什么都不懂,就是为了糊口,“没想到它后来一度成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1949年1月,他冒着风险从国统区渡江来到解放区,然后被留在了河北省华东大学(后与山东大学合并)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那里,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心地坦诚、自觉自愿地交代“肮脏”的思想,比如“我骄傲”、“我怎么能馒头吃不了就扔掉半个呢”。

  1952年,庞朴被分配去人民大学学哲学。两年后,他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他决定转到中国哲学。那时候的中国,各种运动纷至沓来。庞朴作为“白专”被斗来斗去,也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自觉去批判冯友兰。

  1977年,庞朴的《〈公孙龙子〉译注》出版,印了40万册,他觉得那是一个大笑话。“文革”前,他跟出版社签了合同,给他们写一本《〈公孙龙子〉研究》。交稿后,“文革”开始,一切都停止了。后来出版社去庞朴劳动的乡下找到他,要把稿子里翻译的部分拿出来单独发表,就是《〈公孙龙子〉译注》。原因是儒法斗争的需要,当时江青说中国历史就是儒法两家的斗争,现在要把历史上所有人都分到这两个阵营里,公孙龙被分到了法家里。那时候的中国,杂志只剩下《红旗》,书只剩下《毛主席语录》,所以一印就是40万,全都卖掉。但庞朴并不觉得这是得宠,“因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没有发表的那部分。”

  读“天书”读出“火历”说

  在下放劳动期间,庞朴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没书看,就看星星,“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花了两年的时间,庞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这段经历引出了后来他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后来,可以读书了,庞朴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里面的天官说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顺着这条线索,庞朴发现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的问题,即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

  从“火历”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天文学史上费解的难题。“火历”说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

  “文化不能搞全球主义”

  19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和庞朴的推动有着莫大关系。早在1964年,庞朴就提出过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其间,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庞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定义何谓文化,论证文化的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这一系列的探讨,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庞朴曾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他说,“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

  中国思维的精髓是

  “一分为三”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庞朴开始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庞朴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

  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种种,最后都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由此,庞朴归结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化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世界是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这就是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一分为三”说。

  读经就很好

  没必要恢复古礼

  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些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发声,他们有的主张从恢复传统开始,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有的从儒学乡建运动着手,而有的则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吁把儒教定为国教,也有强调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中道自由主义”者。

  对于当代大陆新儒家的这些主张和努力,庞朴始终坚持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觉得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庞朴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恢复传统的礼节和仪式呢?“现在的中国人,就是活了一百岁的老人,去恢复清朝的礼节和仪式,都搞不清楚,遑论去恢复汉唐的了。到底以什么为准呢?汉为准,唐为准,明为准,清为准?在祭孔上不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笑话嘛。恢复到哪代?大清当然没有多少东西,但汉唐都一样吗?都不一样。现在管对襟的短褂叫‘唐装’,其实那是‘清装’,清代的马褂。”庞朴说。


  庞朴虽然强调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但也从来不会忘记时代节奏,“和尚是有统一服装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没有统一服装的。不可能说我从你的穿着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欢穿裙子,让她们穿好了。怎么漂亮就怎么穿,她们爱美呀。你说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们穿很长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可是你自己找麻烦。”

  而对于尝试建立儒教的努力,庞朴能够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说,“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向梁漱溟先生学习(乡村建设运动),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宽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

netease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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