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中西医论战(图)

　　民国年间，由于主政者和上层知识分子多具留学背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他们影响下，西方医学以科学的名义占据了主流，中国传统中医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极端言论。据说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中医只能称为“Herbalist”，意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在这种形势下，中医地位一落千丈，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贬低中医。

　　1934年8月5日，著名史学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傅斯年早年游学英、德，学贯中西，其人心直口快，所言无忌，外号“傅大炮”。文如其人，傅氏的这篇文章也是火药味十足：“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

　　在傅斯年眼里，中医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他认为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傅斯年在文章结尾提出了他的意见和想法：“管理他们(指中医)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的文章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在医学界、知识界引爆了一场关于中医废存的大辩论。

　　8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一文，作者署名赵寒松。文章认为傅斯年没有资格臧否点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8月18日，津门名医陈泽东在《大公报》发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批驳傅斯年的观点。但这位老先生的话玄而又玄，与其说是医家所言，倒不如说更像阴阳家的话语。傅斯年觉得极为可笑，他在随后发表的《再论所谓“国医”》中反驳道：“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

　　傅斯年的观点得到胡适的支持，傅是胡适最为器重的学生，胡曾多次称赞他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并且最适合做领袖人物。当时胡适正主编《独立评论》，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一文。胡适在编后记中如此写道：

　　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关于傅斯年参与中医存废之争，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41年，湖北参政员孔庚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提出了“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当时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民族主义也随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主流话语，孔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背景，将中西医之争演变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傅斯年不认可孔庚的观点，两人在会上激烈辩论，孔当然辩不过傅，于是便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粗话。傅非常生气：“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之后，膀大腰圆的傅斯年果真拦住孔庚决斗，可他看到孔庚七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这则佚闻是不是也是中西医论战的一个缩影？

　　作者：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