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步之遥》与阎瑞生案件(组图)

2015-01-04 15:17:34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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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阎瑞生》策划人陆洁
影片《阎瑞生》策划人陆洁
影片《阎瑞生》广告《新闻报》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影片《阎瑞生》广告《新闻报》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花国总理”王莲英的照片
“花国总理”王莲英的照片
凶犯阎瑞生的照片
凶犯阎瑞生的照片
影片《阎瑞生》策划人顾肯夫
影片《阎瑞生》策划人顾肯夫
阎之岳家保姆来沪探信在阎之邻舍闲谈露风被侦探拿住
阎之岳家保姆来沪探信在阎之邻舍闲谈露风被侦探拿住
影片《阎瑞生》的剧照—阎瑞生向妓女题红馆借戒指
影片《阎瑞生》的剧照—阎瑞生向妓女题红馆借戒指
1920年11月23日凶手阎瑞生被押往龙华枪决之情景
1920年11月23日凶手阎瑞生被押往龙华枪决之情景

  张 伟

  2014年岁末,随着姜文新片《一步之遥》的上映,90多年前发生在上海的“阎瑞生案件”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一步之遥》只是在“阎案”的框架内演绎姜文自己的故事,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的关系,但今天再来审视当年轰动一时的阎瑞生案件与一年后据此拍摄的影片《阎瑞生》,对我们应该还是有所启迪的。

  上篇

  “花国大选”与“阎案”大热的土壤与背景

  花界选举之类的游戏历来有之,所谓花魁,也多由文人雅士吟诗品题、推波助澜所造成,往往并非有什么正式的选举,只是民间的非正式称谓而已,且有地域、范围等等的区别。花魁名气、影响虽各自不同,但一登榜首,身价倍增,声名远扬,寻芳猎奇者自然会源源不断。唐白行简的传奇名篇《李娃传》中的李娃,北宋末年深受宋徽宗宠爱的绝色名妓李师师,明冯梦龙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中“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明末以马湘兰、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为代表的“秦淮八艳”等等,都是一时代的花魁。花魁的称呼因时代不同而各异,古代多统称花魁;1897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首开媒体花榜评选,称状元、榜眼、探花;进入民国,又随政局变化而演变成总统、总理和内阁各部长,1927年,谷剑尘、张伟涛就编导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花国大总统》,由影坛艳星杨耐梅主演。

  妓女与嫖客之间的恩怨乃至凶杀,历史上也多若牛毛,举不胜举,明代通俗文学名篇“三言两拍”中就有不少篇章描写此类事。这类故事涉及暧昧的两性关系,男女双方又身份特殊,情节难免曲折,事涉不雅,市民阶层最为关切,口耳相传,久之自然成为民间文学的丰富题材。进入民国,媒体发达,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加上摄影术和时事新剧的崛起,报道、演出起来绘声绘影,犹如亲临,更容易造成众口喧哗的效应。

  阎瑞生案件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罂粟花。事情是因一件真人实事而引发的。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举办“花国大选”,名妓王莲英位列第四,当选“花国总理”(另有总统一名,副总统两名),由此艳名大增。此案件的男主角阎瑞生毕业于震旦大学,通晓法、英两门外语,任职于洋行,其身份犹如今天的高级白领。但此人花天酒地、嗜赌成性,工薪收入远远不够其挥霍。1920年,他因为向妓女题红馆借了钻戒,抵押出去购买跑马票未中,无法偿还,焦急异常。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瑞生在友人朱老五(上海闻人朱葆三的儿子)处遇到名妓王莲英,见她身上佩戴不少贵重饰物,顿起歹念。阎暗中购买了麻醉药水和绳索,并得到洋行同事吴春芳的协助,假称外出兜风,开了汽车,把王莲英骗来,半夜里在市郊北新泾处将王用绳索勒毙,抢去身上的饰物后移尸麦田。事发后,阎畏罪潜逃,几经周折,终被捕伏法。此事在报端披露后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媒体很快就推出以“阎案”为题材的各类书籍;上海新舞台的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也深知这一事件的炒作价值,他们摸准观众心理,首先将此命案改编成文明戏《阎瑞生》上演,卖座空前,竟历时半年而不衰;其他剧种见状也迅速跟上,纷纷以“阎案”为题材改编成戏快速上演。文坛舞台,一片“阎热”。《一步之遥》中王志文饰演的王天王,就是以上海独角戏鼻祖王无能为原型的,当年,他也改编上演过以“阎案”为题材的独角戏。王志文是上海人,他演出的这一脚色还是比较得体的。

  中篇

  几个“洋场恶少”拍出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

  这一事件同样也引起了一群年轻人的兴趣,和夏氏兄弟不同的是,他们借此施展身手的天地不是舞台,而是银幕。他们并不知晓,他们的这一番举动将为中国电影正式进入商业市场拉开序幕,并且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一笔。历史往往因一些偶然的不经意之举而添姿生色、摇曵多彩,一些“之最”“第一”之类的创意更是如此。影片《阎瑞生》够得上这样的评价。大凡熟悉一点电影史的人都知道,1921年及稍后问世的《阎瑞生》《红粉骷髅》和《海誓》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几乎所有的中国电影史都是把这三部影片列为一章,作为中国电影正式走向市场的开端来叙述的。20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园地还非常荒芜,只有零星几部戏曲片和故事短片在支撑场面。从1921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们在上海开始了从短片转入长片的试制,最早开始尝试的就是《阎瑞生》。

  这几个年轻人分别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他们认为,既然大家对阎瑞生案件这么有兴趣,把它拍成时髦的电影就一定更会引起轰动。年轻人敢想敢干,雷厉风行,很快就在上海的南京路西藏路口的一条弄堂里,打出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招牌。应该说,陈、施、顾、陆等人决意拍摄《阎瑞生》影片,绝非一时的鲁莽蛮干。陈、施、邵、徐四人都在洋行供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筹资拍片对他们来说并非太大的难事。而且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平时也都嗜好外国影片,做一件自己喜欢而且又承担得起的事情,对年轻人来说既惬意又刺激。顾肯夫、陆洁两人更是超级影迷,他们一个从事律师,一个任职于青年会,但他们的电影知识,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于“专业”级水平,他们起意拍片,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1921年他们联手创办的《影戏杂志》,被电影史界誉为是“中国第一本电影专业刊物”,影响了很多人。以后他俩更双双正式“下海”,从事电影专业工作,在电影编导、电影行政管理等方面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导演”一词,也是由陆洁译出并首先在《影戏杂志》上使用。陈、施、顾、陆等人的联手,应该说是颇佳的组合,以后的具体进程,也确实是陈、施等人负责筹措经费,顾、陆等人负责具体策划。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他们邀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进行合作,于是,“商务”的杨小仲、任彭年、廖恩寿分别担任了影片的编剧、导演和摄影。就这样,由中国影戏研究社出筹划、出资金,商务印书馆出专家、出设备,影片《阎瑞生》正式开拍了,时在1921年春夏之交。

  下篇

  影片《阎瑞生》的再审视

  1921年7月1日,《阎瑞生》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连映一周,成为当时轰动影坛的盛事。人们甚至认为,《阎瑞生》的成功可以证明:国人处事只要尽其心力,精研日进,“安见不能与西人并驾其驱哉?”有人在报上发表评论:“剧中之情节,编制尚紧凑。演男女各员,均能适如其分。就中主要而最精采者,为饰阎之陈君,神情状态,活画一堕落青年,观之殊足发人深省,至面目相类真阎,尤其余事。”又说:“一切布景均与西片相仿,殊与各舞台之乱七八糟者,不可同日而语。国人自摄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木公《顾影闲评》,1921年7月11日《申报》)这篇影评,可说颇能代表当时社会各界对影片《阎瑞生》的看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阎瑞生》影片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首先,《阎瑞生》片长10本,放映时间两小时左右,是中国影坛第一部长故事片。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还很幼稚粗拙,但是它的试制完成,填补了中国没有故事长片的空白,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标志着中国电影尝试时期的结束和发展时期的开始。其次,影片在拍摄上尽可能使用真景实物,很多场景,如大世界、赛马场、检察厅、佘山、北新泾、徐州车站、龙华护军使署等均是实景拍摄;字幕说明也为通行的白话文;演员更是选用非职业性演员扮演片中角色,如陈寿芝扮演阎瑞生,邵鹏扮演吴春芳,一位妓女出身但已赎身从良的妇女王彩云扮演王莲英等等。这在当时都堪称创举,既具卖点,也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和可看性。第三,为吸引观众,影片在情节的设置和编排上下了不少功夫,整个剧情发展,既紧张曲折,又脉络清楚,起承转合,环环相扣,使观众看了大呼过瘾。影片因此而成功地打入了外国人开设的影院,并连映一周,票房收入扣除成本,赢利达四千余元,“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入华人之脑”(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年4月版)。总括而论,《阎瑞生》可说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商业影片。


  但自《中国电影发展史》始,后起的电影史书对《阎瑞声》一片及其策划者却多有贬辞。理由无非是影片选择杀人命案作为题材,迎合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中国影戏研究社的成员是“洋场恶少”,他们投资拍片就是为追求盈利,大捞一把后就洗手不干了等。影片《阎瑞生》以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为题材,满足于客观展示其全过程,缺乏对这一案件的深度剖析和批判,这当然都是事实,也是这部影片的不足之处。但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考察,这一切又是那样的合理自然。我们不能漠视时代背景,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审视一切,这对前人有过于苛求之嫌。中国影戏研究社诸人拍摄《阎瑞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影坛尚是一片荒芜,他们不可能超越时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拍出一部思想进步,艺术成熟的影片。只要他们在艺术上能超出前人,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就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而且那时的上海文坛一片“阎热”,仅书籍就有《阎瑞生谋害莲英》《枪毙阎瑞生》《阎瑞生在监牢叹十声》《阎瑞生代惊梦》等十几种;戏曲舞台更是热闹非常,除了夏氏兄弟,很多戏班子都演过“阎”戏,就在影片《阎瑞生》放映那几天,大舞台、新舞台、笑舞台还都在演出各自的《阎瑞生》,而且不是头本、二本,就是前本、后本的大部戏。在那样的环境下,中国影戏研究社诸人选择《阎瑞生》拍摄影片自然无可厚非,况且他们的艺术态度远要比那些舞台戏严肃得多。从另一方面说,捕捉社会热点,贴近社会生活,似乎也不能把它纯粹说成是短浅的商人眼光。至于“洋场恶少”之论更有失公允,至少顾肯夫、陆洁、徐欣夫等人是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影坛值得后人缅怀。“追求盈利”之论就更不值一说了,投资拍电影而企图牟利,应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问题了。

  《阎瑞生》虽是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地位堪称重要,但影片拷贝早已不存,其他资料也很稀少,连剧照也仅存数张,且影像十分模糊,难以使用。这次笔者发现的这些《阎瑞生》剧照是首次披露,弥足珍贵。其中一张非常清晰地展示了阎瑞生向妓女题红馆借钻戒的一幕,是影片中关键的情节,阎瑞生以后之堕落,其源头即始于此。

netease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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