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亥政变纪略》里整理者的一个误解

近读中华书局2007年版《癸亥政变纪略》（刘楚湘撰），在第51页整理者犯了一个明显的常识性错误，特此拈出，以免后来读此书人士不幸被其误导。

著者刘楚湘云：“迨黎元洪复位后，法统问题，虽有民六、民八之争，然孙文总统，既由非常会议产生，亦非法律正统。”整理者在此下一注释云：“民六指袁世凯死后恢复的第一届国会，民八指1919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北洋政府召集的第二届新国会，即安福国会”。此种所谓“民八”即指安福国会的说法纯属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画蛇添足，必须慎重指出以纠正之。

首先，众所周知，安福国会（第二届国会）产生于1918年而非1919年，后于1920年随皖系之落败而垮台。既非在1919， 何来“民八”之说（参阅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61-162页）？其次，关于民六、民八之争，即所谓“国会之双包案”（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语），其实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凡专治民初政治史的学者相信都会耳熟能详。谨抄上几段民国时人的记述为证：如钱端升之《民国政制史》云：“自民六国会解散以后，一部议员南下护法，其间一部分之未曾到会者，被护法国会所开除，另提候补，形成民八国会，民八议员认为民六国会之解散，本为非法，而广州之自由集会，则为法律之所许，一部议员，放弃职权，不往广州，除名另补，为当然程序，既经除名，何能复职？”谢彬之《民国政党史》即云：“（1922年） 孙、陈（炯明）内讧，孙中山失败走沪，护法议员先后随之离粤，所谓护法议员者，即民国八年出席广州宪法会议之分子也。逮及八月一号，民六议员集会北京，号曰法统重光。当未开会以前，即有民八议员徐清和，梅宝玑等四十八人，脱离由粤回京议员之宣南寄庐团体，另组法统学会，从事恢复民八国会之运动，依上海法统 维持会为后援，以留粤议员六月通电为根据，高唱民八应为正统之论。孙中山、孙洪伊复通电为之张目。”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亦云：“自民国六年以来， 国会已经不是整个的了。在广州自由集会的旧国会（于）民国八年用非常手段补完，到九年军政府瓦解后，又只剩得小半边了，并且所剩的小半边的部分，以民国八年新补的成分为多，所以称作‘民八’的国会。……未赴广州的王家襄一派及由广州退出的吴景濂一派与直系军阀（相合），以恢复六年国会解散时的原状为目的， 所以称作‘民六’国会。‘民六’国会的恢复，就是要拆‘民八’国会的台。‘民八’的议员望着铁饭碗要打破了，因此大起恐慌。”王世杰、钱端升合著之《比较宪法》中云：“自民国六年国会解散后，议员中有南下参预护法，列席于民八广州国会者；有未南下参预护法而被民八广州国会除名者；此项除名议员的议席，并经民八广州国会，以他人补充；以是旧国会集会后，关于议员资格问题，即发生民六民八之争。民六者，即民国六年国会解散时的议员。民八者，即民国八年在广州集 会的议员。”吕思勉《中国史》亦记：“民八议员，说：‘六年国会之分子，既依据院法变更，已在广州自由行使职权，复于民国八年，续开宪法会议，现在若欲促 成宪会，只能继续八年召集’。”合此数处可知，“民八”之真义全然不是指安福国会，而是当年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后，于1919年将未到广州的议员一律除名，缺额补选，组成的“国会”称“民八国会”。孙中山1922年回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提问：“阁下将承认现在之民国六年国会乎？抑主张民八国会乎？”时孙所答的“余之希望当为恢复民八国会”（陈夏红选编：《孙中山答记者问》，139页）即指此。期待中华书局在来日重版此书时能妥善更正整理者的这个重要错误。

李海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