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绣文：无力的告白(组图)

　　·高杨·

　　舒绣文 （1915～1969年），女，原籍安徽黟县，生于安庆。中国杰出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位女配音演员。 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上海业余影人剧社等团体。民国30年（1941）参加中共组织的中华剧艺社，先后演出《棠棣之花》、《虎符》、《天国春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随军南下。 1957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曾成功地塑造了《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关汉卿》中的朱帘秀、《伊索》中的克莉亚等艺术形象。

　　一

　　舒绣文去世前，忍受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我常想，那样一个受尽了人世折磨的女子，临终时不仅要忍受非常人能忍受的病痛，还要戴上一顶巨大的帽子，以否认她的人格及追求了一生的信仰。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她的儿媳在回忆录里说：因为肝硬化腹水排不出尿，苏绣文的小腿极度肿胀，皮肉竟崩裂开，积水从崩裂的皮肉里渗出。在那时，她还要承受漫骂和拳打脚踢。造反派在楼下叫嚣，“让舒绣文爬也要爬出来，接受教育……”重病在身的舒绣文居然一步一挨地走出房间，没有辩解和惧色。她瞬间被扔进一间空房子，人们听到里面响起殴打的声音，只敢在门外偷偷哭泣。

　　身体孱弱的舒绣文撒手人寰，重重殊荣加身的她，并没有因为是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和中国影协常务理事……而受到哪怕一点点优待。

　　在那段特殊时期里消失的美丽面孔中，舒绣文便是其中的一位。

　　二

　　1915年，舒绣文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6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929年因家境困顿，从中学辍学，当过舞女，端过盘子，吃过苦中苦，当过人下人。因为一次失败的跑龙套的经历，挨了一个耳光，使她发狠要做一位真正的演员。从此时开始，一直到我们看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那个个性丰满的“抗战夫人”，这中间的过程有多艰难，谁也不知道。只是我们知道，她终于从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家女子，变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骄傲，成就了一段银色的传奇。

　　1947年，全国评出10部优秀影片，舒绣文主演的两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名列第一，《裙带风》名列第三，她也被评为当年的“最出色的女演员”，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她站在人艺舞台上的风采。那个神采飞扬的虎妞，深明大义的朱帘秀，《伊索》中的克莉亚，以及那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打字员……又何止这几个人物？舒绣文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她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而充满个性，无一不让人深记。很快她赢得了观众，赢得了舞台。

　　对于这样一位传奇女子的死，因为太令人伤心，人们并不太愿意回忆，却又无法忘记她塑造的一个个极富光彩的角色，于是，只能摇着头说句：“可惜。 ”还能怎么样呢？一个明星必然会为自己特别的身份、为别人送给他的荣誉、为享受到别人没有过的爱戴买单，大部分人会这么想的。

　　可我知道有一个人，一生一世都生活在失去的痛苦中，不得超脱。那便是舒绣文的儿子舒兆元。

　　在母亲的怀抱里十几年，才知道自己并非母亲亲生。小舒兆元跑去问妈妈：“妈，小朋友说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是从别人家要的。 ”

　　“胡说，你是妈妈的孩子，最爱的儿子。 ”舒绣文总是斩钉截铁地否定儿子这样的提问。

　　每每回忆到这两句对话，舒兆元就会流下两行热泪。这也许是生性强硬的舒绣文跟儿子最温柔的对话了，她是个严苛的母亲，她的严厉管教常令他抬不起头。一个八九岁的少年因为一次坐公交车逃票，便被自己的母亲将这不光彩的“事件”写上了晚报。虽然向全社会道歉的是时任中国剧协常务理事的母亲，她说她自己“疏于管教”，但小小的舒兆元，也因为母亲对这件事的公布于众抬不起头。我猜，那颗小小的、幼嫩的心，是有些无力、无奈地记恨的。

　　在舒绣文最后的那段日子，大致是他们人生最灰暗和艰难的时刻。母子俩身陷是非的漩涡，面对舆论中的非议，舒兆元对母亲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遭到整个社会排挤的儿子问：“你是坏人吗？ ”舒绣文此时已是重病加身。她泪涕横流，扯着儿子的手，“妈妈不是坏人，妈妈是被冤枉的。 ”

　　“那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是特务？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样的生活！ ”母亲再也扯不住那个已长得宽大厚实的手掌，只被儿子轻轻一推，便倒在地上，还打翻了身边的茶几。从此，儿子离家出走，直到母亲去世，也再没有相见。

　　1969年3月17日，北京那个春寒料峭的早上，舒兆元被医院通知来处理后事。他怎么都没想到，短短数月，妈妈就永远地离开了他。当他狂奔到医院，再次看到的只是一张母亲睡过的空床。他哭喊着，泪如雨下。他捶胸顿足，却又无力回天，“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啊！ ”他跌倒在母亲的床前。

　　这是多么无力的告白。

　　三

　　11年前，有天早晨太阳高照，我与一夜未眠的父亲背起久病不起的母亲，从一间卧室换到另一间较为温暖的卧室。前一天晚上，为给高烧不退的母亲买一支柴胡，我们敲开医院的门，求爷爷告奶奶，算是买了一支针剂，回家由我自己给母亲注射，打针喂药整整熬了一宿。晨起，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却说自己好多了。那时再也熬不动的我和父亲，竟倒头睡了两个小时。想那时，母亲压抑着巨大的疼痛，眼看着我和父亲在她身边熟睡，人生中的最后两个小时，是痛苦还是幸福，我再也无法求证。

　　我母亲生了与舒绣文同样的病，风湿性心脏病加长期供血不足引起的肝硬化腹水。直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才懂得，这两种同样痛苦的疾患加在一个弱小女人的身上，就是要一只蝼蚁扛起一座山。

　　所以我知道，那个叫舒兆元的男子和我一样，因为与自己母亲最后的那次对话，这一生，便被撕扯成两半。就像我，那个最后的早晨，妈妈从病床上爬起身，为疲惫不堪的我煮了一碗鸡蛋面。那碗面，鸡蛋没熟，面条却煮糊了。面对着这一碗无法下咽的鸡蛋面，我发疯了一样，大声训斥了她一顿，妈妈哭着躺回到床上，嘴里念叨着，“孩子啊，妈妈对不起你。 ”我恨那时的麻木的我，竟然像木头一样，对这样一句来自母亲内心的告白，毫无任何反应，穿上外套小跑着上班去了。

　　等我被电话急召回家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办法跟妈妈进行哪怕最简单的一句对话。伊，静静地躺在那张小床上，大拇指死死地掐着食指中间的一截。老人说，那是在给自己算离开的时辰，我哭着摇她，我以为她会突然睁开眼睛，又像以前一样，瞪着我再说上一句“走开！ ”却没有。她脸色黑青，表情还是那么严厉，没有任何放松，就像她生前跟我的每一次对话时所带着的那样的表情。

　　她紧闭着嘴再也不想跟我多说一句，似乎那最后一句“对不起”，便是了结了这一生与我的所有恩怨，悭吝得让人绝望。在她病重的几年里，我始终不信会有这么一天，可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我才明白，这一生，这个常被我叫做“妈妈”的人，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那句 “孩子啊，妈妈对不起你！ ”这一生她说的最温柔的话，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走后的十几年里，我换了专业，结了婚，也当了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母亲的理解一点点加深，对母亲的思念也一天天加深。很多个无眠的晚上，我都想起那句“对不起”。心里那种撕裂般疼痛使我铭记母亲对我的爱。这种疼痛随着岁月的更迭，因无法治愈而越来越明晰，我打算带着它一起去见我的母亲，也对她说一声，“妈妈，对不起。 ”

　　1963年北京人艺上演田汉的《关汉卿》，梅兰芳等人应邀前来观看，随后大家一起相聚梅兰芳家中并合影留念。前排左三梅兰芳，右三苏联戏剧专家波波夫，右二舒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