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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官场上有一条“潜规则”，一旦官员陷入了各种丑闻，自杀成为了挽回名誉或面子的最佳方式。在这个有点扭曲的官场文化影响下，丑闻官员的自杀甚至还带有了一种“大义凛然”的光荣感。上至退休总统等高级官员，下至基层的普通官员，都会因为腐败、渎职、性丑闻等成为韩国官场自杀文化的殉葬品。
统计显示，韩国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而官员又是韩国自杀人数最高的群体……
表现总统也不能跳出“俗套”
10月18日，韩国京畿道城南市一名地方官员跳楼因为一起演出场地的重大坍塌事故而引咎自杀。在这起坍塌事故中，致使16人死亡，11人受伤。
这位自杀官员现年37岁，在京畿道科学技术促进会工作，专门负责制订有关活动的安全措施。这一促进会是演出赞助方之一，而演出安全措施由这名官员负责。这位自杀官员死前曾在社交网站上留言，称“我向遇难者道歉，我对不起家人”。
在今年4月的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中，近300名学生不幸遇难，所在学校的校监自杀。没有证据证明，这名校监对遇难承担任何责任。他的自杀显然是因为内疚，或许，在他看来，作为师长和带队人，没有平安地将学生带回家，是莫大的耻辱。
韩国统计厅2010年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韩国自杀身亡的人数占全年总死亡人数的15.1%，其中“公务员和事务性工作从业人员”为自杀人数的18.5%，排在所有行业之首，是“农渔业从业人员”自杀人数的2倍。
韩国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牵扯到贪腐问题，接受警方调查，精神压力过大。有分析说，官员自杀的情况反映出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 “体面文化”。另一种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心理健康出现问题。
在韩国，官员的自杀是为了挽回某种名誉或面子，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种“大义凛然”的光荣。近些年“面子自杀者”名单长得惊人：现代峨山前总裁郑梦宪、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荣、釜山前市长安相英……在这一长串自杀官员名单中，最令世界震惊是刚刚退休的前总统卢武铉竟然也为了面子选择了跳崖自杀。
专访对话韩国官员官员自杀不为保护“上司”
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资深官员J先生在与记者交流时称，“知耻”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因此而选择极端道路，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很胆怯的举动。
广州日报（以下简称G）：官员为何如此看重名誉和面子？
J先生（以下简称J）：韩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几百年来，韩国从来都是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经历，这促成了韩国人敏感而自尊的个性。在韩国做公务员，尤其是做领导，名誉问题关系到一生，一旦出现了丑闻，他这辈子就完了，谁能受得了？
G：官场的这种自杀风气，是韩国自身文化的产物吗？
J：有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盛行的时代，自杀的中国官员其实也不少，起码不比今天的韩国少。
G：那自杀之后，官员们的名誉会因为他的死而恢复吗？
J：当然不会，名誉一旦损失了都不可能完全恢复，甚至让你名誉损失更严重，也可以保护你家人的名誉。即便有些官员确实是被诬陷了，他们本身是清白的，但即便如此，名誉也会受损失。
G：韩国人如何看待官员自杀，认同他们的行为吗？
J：“知耻”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因此而选择极端道路，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很胆怯的举动。韩国国内也在反思，毕竟这不是好事情，自杀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G：韩国官员自杀会不会有保护自己“上司”的意图？
J：可能会有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但是他们一般不会考虑家庭以外的人，不会用自己的死来包庇更大的官员。
深层分析“知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韩国官场的自杀风盛行，习惯性解释是与他们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都抱着深深的负疚感。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他们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
在东方国家，“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
韩国官员的自杀文化，与其社会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在东方国家，“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尤其是韩国，长期以来，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经历，促成了韩国人敏感而自尊的个性。“耻感文化”一词最初是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文化时提出的。实际上，同为东方国家的韩国和日本，都是耻感文化的代表。本尼迪克特认为，西方社会遵循的是 “罪感文化”，即通过不断增强个人的“罪感”而惩恶扬善；而压在东方国家头上的“大山”是“耻”，通过公众舆论给犯错者带来“耻辱”感来约束个人行为。
与西方政治的问责文化相比，东方古国历来讲究“以德服人”，追求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换言之，东方人生来崇尚好的“口碑”，财富和权力固然可贵，但赢得百姓的尊重和认同，才是为官者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最高层次的幸福。如果有一天，这种社会评价如同掉落的水晶球般碎了一地，对于当事人心灵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耻感文化”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高自杀率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中，自杀是懦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自杀是一种谢罪形式，是对失败负责的态度，是值得尊敬和推崇的。
延伸阅读 选择自杀：不仅仅是官员
韩国是一个自杀大国，自杀率甚至曾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5年，韩国平均10万人中有25人自杀，居世界首位。匈牙利以23人列第二位，日本第三，为20人。要知道，匈牙利人一向以“忧郁的马扎尔人”著称，自杀率畸高，可是，他们居然被韩国人挤到了第二位，为此，韩国获得“自杀大国”称号。一年中，韩国共有1.2万人自杀，平均每天33人。
选择自杀的韩国人，可不仅仅是官员。这其中既有年轻人，也有长者。在韩国20~30岁的人群中，死亡原因居首位的是自杀。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不振，致使年轻人求职困难，或多次失业，因而生活陷入贫困之中。老年人自杀者众多，也是韩国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在韩国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度里，自杀率如此之高，令政府官员与社会学家困惑不已。尤其是韩国在过去20年间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自杀率上升了两倍，增长速度惊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本·帕克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所产生的变化为韩国公民带来了令人困惑且充满压力的“文化矛盾”。特别是挣扎在现代化和个人主义经济之中的韩国年轻人，他们要遭受学校和工作中的激烈竞争，又要满足家庭的需求和期望。 据广州日报
韩国麻浦大桥又被戏称为“自杀大桥”，后更名为“生命大桥”，但自杀事件比改名前却高出6倍。
卢武铉
统计显示，韩国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而官员又是韩国自杀人数最高的群体……
表现总统也不能跳出“俗套”
10月18日，韩国京畿道城南市一名地方官员跳楼因为一起演出场地的重大坍塌事故而引咎自杀。在这起坍塌事故中，致使16人死亡，11人受伤。
这位自杀官员现年37岁，在京畿道科学技术促进会工作，专门负责制订有关活动的安全措施。这一促进会是演出赞助方之一，而演出安全措施由这名官员负责。这位自杀官员死前曾在社交网站上留言，称“我向遇难者道歉，我对不起家人”。
在今年4月的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中，近300名学生不幸遇难，所在学校的校监自杀。没有证据证明，这名校监对遇难承担任何责任。他的自杀显然是因为内疚，或许，在他看来，作为师长和带队人，没有平安地将学生带回家，是莫大的耻辱。
韩国统计厅2010年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韩国自杀身亡的人数占全年总死亡人数的15.1%，其中“公务员和事务性工作从业人员”为自杀人数的18.5%，排在所有行业之首，是“农渔业从业人员”自杀人数的2倍。
韩国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牵扯到贪腐问题，接受警方调查，精神压力过大。有分析说，官员自杀的情况反映出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 “体面文化”。另一种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心理健康出现问题。
在韩国，官员的自杀是为了挽回某种名誉或面子，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种“大义凛然”的光荣。近些年“面子自杀者”名单长得惊人：现代峨山前总裁郑梦宪、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荣、釜山前市长安相英……在这一长串自杀官员名单中，最令世界震惊是刚刚退休的前总统卢武铉竟然也为了面子选择了跳崖自杀。
专访对话韩国官员官员自杀不为保护“上司”
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资深官员J先生在与记者交流时称，“知耻”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因此而选择极端道路，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很胆怯的举动。
广州日报（以下简称G）：官员为何如此看重名誉和面子？
J先生（以下简称J）：韩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几百年来，韩国从来都是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经历，这促成了韩国人敏感而自尊的个性。在韩国做公务员，尤其是做领导，名誉问题关系到一生，一旦出现了丑闻，他这辈子就完了，谁能受得了？
G：官场的这种自杀风气，是韩国自身文化的产物吗？
J：有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盛行的时代，自杀的中国官员其实也不少，起码不比今天的韩国少。
G：那自杀之后，官员们的名誉会因为他的死而恢复吗？
J：当然不会，名誉一旦损失了都不可能完全恢复，甚至让你名誉损失更严重，也可以保护你家人的名誉。即便有些官员确实是被诬陷了，他们本身是清白的，但即便如此，名誉也会受损失。
G：韩国人如何看待官员自杀，认同他们的行为吗？
J：“知耻”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因此而选择极端道路，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很胆怯的举动。韩国国内也在反思，毕竟这不是好事情，自杀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G：韩国官员自杀会不会有保护自己“上司”的意图？
J：可能会有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但是他们一般不会考虑家庭以外的人，不会用自己的死来包庇更大的官员。
深层分析“知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韩国官场的自杀风盛行，习惯性解释是与他们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都抱着深深的负疚感。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他们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
在东方国家，“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
韩国官员的自杀文化，与其社会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在东方国家，“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尤其是韩国，长期以来，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经历，促成了韩国人敏感而自尊的个性。“耻感文化”一词最初是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文化时提出的。实际上，同为东方国家的韩国和日本，都是耻感文化的代表。本尼迪克特认为，西方社会遵循的是 “罪感文化”，即通过不断增强个人的“罪感”而惩恶扬善；而压在东方国家头上的“大山”是“耻”，通过公众舆论给犯错者带来“耻辱”感来约束个人行为。
与西方政治的问责文化相比，东方古国历来讲究“以德服人”，追求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换言之，东方人生来崇尚好的“口碑”，财富和权力固然可贵，但赢得百姓的尊重和认同，才是为官者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最高层次的幸福。如果有一天，这种社会评价如同掉落的水晶球般碎了一地，对于当事人心灵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耻感文化”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高自杀率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中，自杀是懦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自杀是一种谢罪形式，是对失败负责的态度，是值得尊敬和推崇的。
延伸阅读 选择自杀：不仅仅是官员
韩国是一个自杀大国，自杀率甚至曾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5年，韩国平均10万人中有25人自杀，居世界首位。匈牙利以23人列第二位，日本第三，为20人。要知道，匈牙利人一向以“忧郁的马扎尔人”著称，自杀率畸高，可是，他们居然被韩国人挤到了第二位，为此，韩国获得“自杀大国”称号。一年中，韩国共有1.2万人自杀，平均每天33人。
选择自杀的韩国人，可不仅仅是官员。这其中既有年轻人，也有长者。在韩国20~30岁的人群中，死亡原因居首位的是自杀。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不振，致使年轻人求职困难，或多次失业，因而生活陷入贫困之中。老年人自杀者众多，也是韩国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在韩国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度里，自杀率如此之高，令政府官员与社会学家困惑不已。尤其是韩国在过去20年间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自杀率上升了两倍，增长速度惊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本·帕克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所产生的变化为韩国公民带来了令人困惑且充满压力的“文化矛盾”。特别是挣扎在现代化和个人主义经济之中的韩国年轻人，他们要遭受学校和工作中的激烈竞争，又要满足家庭的需求和期望。 据广州日报
韩国麻浦大桥又被戏称为“自杀大桥”，后更名为“生命大桥”，但自杀事件比改名前却高出6倍。
卢武铉
本文来源：中安在线-安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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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