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胜杰 抖响现实主义包袱儿

2014-09-18 08:09:12 来源: 天津网-天津日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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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声中融入东北式幽默

记者:作为天津人您是如何结缘东北的?

师胜杰:严格意义上讲,我是天津人,我生在南市的胡同。我原籍是杨村,父亲师世元是杨村人。解放后东北需要艺术人才,全民国营,给的待遇也好,结束了流浪艺人的生涯,生活有了保障,父亲就在哈尔滨安家了。我跟着奶奶在天津,6岁半到东北找我爸爸。那时哈尔滨的相声阵容也很强大,也有很多艺术家。

我就在这种环境里耳濡目染,开始喜欢相声。不是认真地去学,就是解决温饱。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家里面冷,到了相声大会的园子里,都是回头座儿的老观众,看到我就知道师世元的儿子来了。那时园子里什么都有,观众常常给我点糖炒栗子、花生、糖墩儿、烧鸡,吃饱了,也听会了好多段相声。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吗?

师胜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上台票了一段,就成了园子里最小的票友,不到7岁。那时园子计时收费不卖票,你进场时开始计时间,20分钟算一段,离开时结算时间和费用。演员下来分份儿钱(工资),有人拿整份儿,我就拿破份儿,就是不足以与别人拿一样的工资。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有人天天来听我说相声,我天天上台。开始拿整份儿工资,养家糊口了。那时白天上学,晚上演出,也没耽误上学,有时候跟学校请假,跟父母到长春、大连、沈阳等很多地方演出。我7岁时拜的第一个师傅是天津相声名家朱相臣,举办了很隆重的拜师仪式。

记者:您的父亲师世元也是相声大家,您从小耳濡目染,您如何看待师老先生的艺术造诣,他对您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师胜杰:我父亲开始学的不是相声,不是科班的。他学的是手艺,是学织洋袜子的。袜子是舶来品,和洋火、洋蜡一样。他总在天津三不管、地道外、鸟市儿、谦德庄那块儿听相声,听大鼓,听太平歌词。特别是太平歌词,我父亲特别喜欢,慢慢变成了票友。那时家里很穷,我父亲从杨村到了城里,人家还没演出,他先唱一段太平歌词,说一段单口相声,行话叫“捡板凳头”。就这样,赚一点儿钱养家糊口。

后来我父亲干脆不干手艺了,拜在一个叫熙醒生的相声老前辈门下,这样就有了门户,开始作艺。我母亲高秀琴是孤儿,从小学老旦,跟着一个姓高的琴师,所以也姓高。后来嗓子坏了,就给我爸爸捧哏,结为夫妻。我母亲和天津相声前辈魏文华亲如姐妹,我们两家是世交。对于东三省的相声植入、生根和发展,我父亲功不可没,算是开拓者之一。从沈阳到吉林再到哈尔滨,他把这门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艺术像播种机一样从北京带到东北。

记者:您的很多代表作都在讲东北的故事,很多“倒口”用的都是东北方言。在大家心目中,您是最早把东北幽默文化带到京津两地的。

师胜杰:我身上流着的是相声的血。在相声作品中融入东北幽默文化我可能不是第一人,但是我的作品中使用得比较多,更多地展示东北文化、风情、人物性格以及当地发生的真人真事。比如《郝市长》,郝市长的原型就是原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来到哈尔滨当市长,那个相声是根据他的真人真事改编的。为什么观众到现在还爱听这样的相声,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在呼唤“郝市长”这样的干部。

闭门造车异想天开写不出好相声

记者:您的《郝市长》《爱缺点爱优点》等经典相声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师胜杰:当年的相声和今天的相声完全不同,必须深入生活,不能闭门造车,异想天开,或者从网上扒段子。比如《郝市长》,我们不仅见到了人物原型,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光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比如专门到公交车站找到公交车司机,调查“郝市长”怎么坐公交汽车。那时候老百姓吃豆腐困难,我们深入调查市长怎么解决百姓困难。那时的创作初衷不是为了哄领导开心,到今天为止,观众也不知道我说的“郝市长”是谁,就单纯觉得这样的干部很可爱。

所以,那时候创作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展现的相声貌似传统,实则东摘一段西摘一段,特别是专业队伍的门槛较低,观众“原谅着听”,这样把从事这门艺术的年轻人惯坏了。为什么观众现在对这门艺术不满意?主要是现在相声有点儿迷惘,不注重创作,不注重深入生活。如果不反映社会,这种艺术形式就会越来越萎靡。

记者:当时您创作完这些相声,在当地有什么反响?

师胜杰:有反响,比如《小鞋匠的奇遇》那个人物原型,是大庆监察局的一个科长叫魏兴柱。作者原建邦住在我家楼上,有一天他拿着《黑龙江日报》介绍魏兴柱的文章来找我,我看到魏兴柱的事迹非常感动,但是这不是相声题材啊。怎么能把它写成相声呢?我就去找魏兴柱,可是他不见我,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做的这些工作在50年代都是普通人应该干的事儿,如今我却成先进了,成优秀共产党员了。我自己有点不能理解。”我听过之后非常感动,现在这种行为叫“低调”,当时觉得他特别质朴。

他不肯见我,我就找他的邻居、他曾经的单位同事和他帮助过的人开座谈会。这些人讲了很多魏兴柱的感人事迹,绝不是杜撰。我很感动,写出的作品幽默之余也很感人。这个作品经过几番修改,在1987年中国首届艺术节获得了金奖。我也深受启发,如果不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很难创作出大家认可的作品。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样的作品叫“又打内,又打外”。

记者:当年,您和姜昆老师有很多新创作的相声都受到观众喜爱,您觉得未来相声应该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还是应该多出一些创新型的作品呢?

师胜杰:1976年,作为知青,我被调到佳木斯兵团,兵团让我挑演员参加黑龙江省的曲艺调演。我选中了姜昆,那时候他表演了一个化装相声叫《小砖窑》,表演得非常好。我告诉他咱俩要说相声,我是逗哏,你是捧哏。姜昆不是一般的聪明,学习能力非常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重要的是他喜欢相声,我俩一拍即合。兵团代表队到了哈尔滨,我们的演出引起轰动。后来,我们代表黑龙江进北京调演,有四十多个代表队观摩。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继承,继承不一定是继承传统的段子。要继承传统相声表演的艺术特点,要突出相声艺术的特色。相声应该严格区别于小品,不能混淆和游离,相声就是以语言为主,就是说学逗唱。在继承的基础上,所谓相声的发展,就是要赋予它新的内容、新的生命,社会上大家认同的、有目共睹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都可以用相声这种形式来表现,这样才能引发社会共鸣。

前不久,西安青曲社苗阜、王声的相声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没有摘录别人的东西,而是完全运用了“三翻四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些传统相声的创作手法,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就是很可乐,有一定的艺术效果,这就足矣了。如果再严格要求一点儿,有一些内涵,就更锦上添花了。

相声演员必须是杂家

记者:此次您来参加天津的“纪念马三立百年诞辰中国相声群英会”,您是如何理解马三立大师的艺术成就的?

师胜杰:我觉得他和我师父是相声行业的神。就像京剧界推崇李少春一样。我不认为他们在说相声,他们就是相声的化身,谁也学不了,学不像。他们太自然,太出神入化了。马三立先生是我爷爷辈儿的,在我眼中他特别睿智,他的嗓音并不好,但这反倒成为他的特色,他的好,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理解不了的。

记者:北京相声以侯宝林为代表,天津更多关注的是马三立的相声,您感觉京津两地相声有哪些差别?

师胜杰:很多人都提出“侯派相声”“马派相声”这种说法,我觉得这不好区别。相声和京剧不同,比如京剧里裘派就有明显的裘盛戎的特点,艺术风格太浓烈,所以容易区别。而相声不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过谁的相声真像侯先生,一个都没有。而当时师父也要求我们不要学他,因为每个演员的自然条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对于作品的理解都不一样,要神似,要学他的神,学他对于艺术的处理,没必要学一招一式。侯先生对我的教育和要求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于相声也是这么理解的。天津是海纳百川的水旱码头,天津观众不排外,只要你有绝活儿他们都欢迎。北京相声稍微温一点儿,天津相声更火爆一些。

记者:这几年天津的大学校园里活跃着很多由学生组织的相声剧社,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喜欢相声,加入相声专业队伍,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师胜杰:我觉得这非常好,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我小时候在天津和东北都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学教授、医生喜欢相声。因为相声不仅仅是娱乐,有好多知识。很多人说,“相声演员的肚儿是杂货铺。”拿我师父侯宝林先生的要求来说,相声演员必须是杂家,什么都要去研究和考量,你才能在台上侃侃而谈,你才能说服观众。过去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喜欢相声,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这并不是新鲜事儿。过去老艺术家结交的朋友也是知识界的。

印 象

永远的

天津老乡

夏末的一天,我们走进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先生位于北京的家中。这是一处普通的居民社区,社区花园里老人在悠闲地散步,孩子们快乐地游戏,居民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中住着一位相声名家。

印象中,师胜杰先生是相声演员中的偶像派,俊朗的外形、富有磁性的嗓音,让很多人为了他的相声着迷。在歌颂型相声流行的年代,师胜杰先生很多作品脍炙人口,人们不仅记住了那些作品相声里的包袱笑料,更记住了一个时代。有时候,在重新聆听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随着笑声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已经随着他的相声作品,成为我们的珍贵记忆。

有人说,师胜杰他们这一代的笑星同今天的相声演员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的作品距离生活很近,比如他们的语言结构比较严谨,比如他们的内容故事性强,他们在作品中包袱的设计和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相声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让相声的门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在采访中,师胜杰先生反复强调他对于相声的理解,和很多艺术形式一样,在他的眼中,好的相声一定不能是脱离生活的,好的作品也都是源自生活的。他不希望让这个行业的门槛降低,更不想看到从网上找几个段子就能拼凑成的一部作品,他始终提倡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没有真实生活的相声作品,一定不会长久流传。

如今,已经退休了的师胜杰每天在家中最多的时间还是在“琢磨相声”,他总是把生活中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段子写下来,他说,这些想法和段子可以用到作品中。

他说自己是天津人,再过几年一定要落叶归根回天津生活,“我想要常回家看看,为天津的相声艺术出一份力。”他觉得天津人骨子里都是幽默的,有着适合相声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有一次,他和赵忠祥一大早开车来天津参加演出,当车开到天津时,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很有礼貌,敬了个礼后找他们要驾驶证,当交警发现开车的是赵忠祥时,就微笑地点了一下头说,您好赵老师,欢迎您来天津。赵忠祥也跟着点头微笑,交警问:赵老师,我们天津黑吗?赵老师连忙说,不黑啊。交警又说,不黑,那您开大灯干嘛呀?一句话,把他和赵忠祥都逗乐了,赶紧跟交警致歉。

师胜杰说,“这是多好的‘包袱’,多好的段子啊?这就是天津城市中的幽默。我很喜欢我的家乡,我也特别想通过家乡的报纸告诉观众,师胜杰永远是天津老乡。”

师胜杰口述

我与恩师侯宝林

中国相声界老一辈艺术家都有交集,都互相知道彼此的信息,互相尊重。比如你到了东北某个园子,一报字号、师承,就可以在这儿票一场;如果家里有困难,有病人,其他相声演员可以“义演”。现在叫“义演”,那时候叫“搭桌”。在我看来,这个行业的人是很义气的。我为什么喜欢这门艺术,是因为我也喜欢从事这门艺术的人。

比如,我父亲和侯先生就是如此,他们年轻时就知道彼此。我父亲“文革”时熬不住,自杀了,业内的人都知道,但彼此都不敢联系。

1976年,我和姜昆代表黑龙江进北京调演,有四十多个代表队观摩。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赵连甲看我从小长到大,他到后台找我,跟我说,“胜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跟他走到外面,看见一个人穿着涤卡灰色中山装蹲在墙根儿抽烟。我一看,是侯宝林,十分震惊,我小时候的偶像啊!我下意识地给他鞠了一躬。侯先生站起来说,“小将,你好!”那时候都称呼年轻人叫小将。赵连甲说:“这是师世元的儿子。”侯先生说,“你父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都这么大了。”说着说着侯先生眼圈儿就红了,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1981年,相声《郝市长》得奖后参加国庆晚会,侯先生在电视机前看到了我的演出。后来师娘跟我说,师父对我那天的表现赞不绝口,夸我表演丝丝入扣,台风老练稳健。1984年,我到青岛参加全国相声新作演出评比,我表演《肝胆相照》。侯先生是那次活动的艺术顾问,在第二天举行的研讨会上,侯先生对我赞誉有加,并表示想要收我为关门弟子。

当时我不在场,有个记者把侯先生的话告诉了我。我那时年轻啊,研讨会结束我就跑到侯先生的房间,轻轻敲开了房门。心里想了很多话,见到侯先生,我特别紧张,也不知说什么好,就问了一句:“您还没睡呢?”侯先生一听就乐了:“刚什么时候我就睡呀?饭还没吃呢。”我说:“我刚才听说了您要收我为徒。”侯先生说:“你都知道了?”我立刻就给侯先生跪下了,叫了一声“师父”,便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侯先生也很激动,说:“我希望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把相声传承下去,这样相声就会有希望。我收你为徒,不仅仅是咱俩的事儿,也是相声界的大事!”

当时青岛正在举行全国相声新作比赛,本来就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最让我感动的是,侯先生的夫人也从北京专程赶来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也特别从天津专程赶到青岛!拜师仪式上,我向师父、师娘鞠躬、献花,师父交给我他的论著、音像资料,更难得的是,他把一枚戴了多年的戒指摘下来,套在我的手指上。那个仪式,不敢说绝后,但可以说是空前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拜入了侯氏门下。

作者:郑长宁 丁佳文

netease 本文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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