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馀偶记》撰人考(图)

　　清代康熙年间《装馀偶记》抄本著录历代书画碑帖名迹数百件，可惜撰写者并未留名。从其所著录书画的流传经历为切入点，考订其作者很可能为清代苏州画商顾崧（字维岳）。顾崧生长在古董商世家，又深谙书画装潢之道，与高士奇、安岐等鉴藏家也颇多交集。可惜在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以来，其事迹已近湮没，知者日稀。

　　励俊

　　《装馀偶记》七卷，著录历代书画碑帖名迹数百件，有些详录纸绢、尺寸、印章及历代题跋，有些则仅十余字的梗概，排列亦无次序，体例乖张，部分内容似经誊录整理，部分则为原稿。书中“弦”、“玄”等字皆作缺笔，而“真”、“丘”等字均不避讳，属于康熙年间的抄稿本；原不分卷，不知何时被强分七卷，安上书名。原书系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的藏品，书末有其宣统纪元（1909）闰月题跋一则，文云：

　　此书七卷，无序跋，亦不知完缺。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扬估携来，卷面有“吴门缪氏珍赏印”，知为吾家文子故物，遂亟收之。所见甚博，朱笔时有考证，语亦精塙。收到石谷，必是康熙朝人而略前于文子者。每卷手写目录于付装插架备书画类之一种。

　　《装馀偶记》流传至稀，不仅清代“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最新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亦失载。直到2007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发行，《装馀偶记》方广为流布。缪荃孙博闻强识，惜未指明撰人，徒留遗憾。跋中“吾家文子”乃指康熙末期至乾隆年间的江苏吴县（今苏州）书画收藏家缪曰藻（1682-1761）。

　　一

　　清代康熙一朝，书画著述风气兴盛，精彩纷呈。著名者如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是类书之集大成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和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则开创了书画著录的销夏体例；书画商人所著亦是当时特色，如吴升《大观录》和吴其贞《书画记》；这些著述所收的书画多经作者目验，故为鉴藏史研究者所重。近来，余考订高士奇事略，在《装馀偶记》中屡见江村秘藏，其赫赫有名者如怀素《论书帖》、欧阳询《梦奠帖》、牟益《捣衣图卷》、钱选《秋江待渡图卷》等均在焉。忽忆沪上万君超先生曾指梁清标与宋荦所藏书画见载《装馀偶记》。梁清标、高士奇、宋荦都是康熙年间首屈一指的书画鉴藏家，这三大家书画藏品竟然同时萃于康熙年间的《装馀偶记》一集，无疑与上述著述有所不同，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装馀偶记》究竟出自谁手，更是令人好奇不已。

　　欲考订作者，当然须先辨明《装馀偶记》的性质。而欲辨性质，则可以从梁清标、高士奇、宋荦三家书画藏品流传递次入手。书中所载书画，如怀素《论书帖》、杜牧《张好好诗卷》等原为梁清标的藏品，梁清标去世之后分别流入高士奇、宋荦两家，所以今人怀疑《装馀偶记》与梁清标有关。然而细辨另一些名迹，如高士奇旧藏的钱选《三蔬图》、宋荦旧藏的王诜《渔村小雪图卷》等，却与梁清标毫无关系。此外，书中著录的书画碑帖还有溢出梁、高、宋三家藏品的。如《装馀偶记》卷三首列的《宋伯夷颂卷》；这卷宋人书法在康熙年间是苏州范仲淹祠堂内的藏品，一直传至清末才从范氏散出。又如被项元汴称为“法书墨迹第一卷”的《怀素自叙帖》，清初秘藏于姚汉臣后人处，在康熙年间为徐乾学购得，之后又归安岐，流传次第环环相扣。由此看来，《装馀偶记》并非一家一姓的藏品目录，而是一部康熙年间的书画经眼录。

　　《装馀偶记》的性质既明，其撰人的身份自然浮现于前。按，《装馀偶记》有“（《宋李伯时潇湘图卷》）后有名人七八题，因客急袖去，故不及录”云云。所以，他是书画商人的可能性很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书中《徐禹功梅竹卷》条朱笔题记有“画假跋真，竹杆上题辛酉人作，及装时见刷痕，乃刷去前款而后添，四字重添，非禹功矣”，所以作者还可能是装裱工匠。

　　其实，装裱工匠与书画商人身份彼此并无矛盾，以一人之身可兼而有之。康熙年间的扬州人张黄美就兼具这两种身份。吴其贞《书画记》称其“善于裱背，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见爱，便为佳士”。张黄美最初只是通判王家的装潢工匠，后因鉴定字画能力超群而“游艺都门”，得到梁清标赏识。梁清标有不少写给张黄美的诗，其《丰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至》之二曰：

　　数上胜王阁，迎来剑水边。

　　虚声惊羽檄，远道念风烟。

　　袂接人情外，颜开图画前。

　　何期归客棹，翻似米家船。

　　显然，张黄美也是往来南北的书画商人。至于那些出自张黄美装裱的梁清标藏品，恐怕是他卖给梁清标的。据《书画记》记载，张黄美为梁清标购得王右丞《林亭对弈图》、王叔明《云林图》、刘松年《秋江挂帆图》等。而《平生壮观》中也有张黄美为梁清标购得赵伯驹《桃花源图》绢卷的记录。梁清标与张黄美虽是生意往来，但两人实在师友之间。在传世的梁清标旧藏书画中常能见到张黄美的印记，如《茂林远岫》图卷钤有“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一枚，颇能看出两人的关系。

　　既然提到张黄美，再多说一句他与高士奇的关系。在梁清标去世之后，高士奇曾写过几首《黄美索题真定梁公小像有感》。从称呼看，高士奇与张黄美很熟稔，可能已认识多年。将张黄美引荐给高士奇的人，大概是高士奇的莫逆之交张见阳。传世《纳兰容若致张见阳手简》有“约晤张黄美奚汇升”一通，作于康熙十六年前后；张黄美结识高士奇差不多也在此时。

　　话说到这个份上，《装馀偶记》的撰人似已昭然若揭。既然书画商人吴升写了《大观录》，书画商人吴其贞写了《书画记》，同在康熙时期的书画商人兼装裱名手张黄美也完全有条件写出一部书画经眼录啊。但是，且慢。这个结论不能轻易下。因为，吴其贞在《书画记》曾这样评价过张黄美：

　　（《宋人楷书法华经十卷》）内中数卷是陆广所书。书法潦草，不似书家之笔，岂则放翁耶！

　　所谓术有专攻，张黄美对于书道颇为隔膜，他经手的书法或碑帖屈指可数，除《宋人楷书法华经十卷》外，目前仅知黄庭坚草书《谈道章卷》、吴彩鸾小楷《唐韵》和米芾《临张王四帖》卷等寥寥数种。《装馀偶记》中虽也载有《唐韵》，但其碑帖、法书的总量之大和质量之高，绝非上述记载所能颉颃。此外，《装馀偶记》中以孙北海称孙承泽，以商丘借代宋荦，皆恭敬有礼，但却直书梁清标名讳。须知梁清标对于张黄美乃有知遇之恩。此虽小节，但不得不究。

　　第一线索戛然而止，未免可惜。幸而真相已经相距不远，仍在《装馀偶记》本文。是书卷五详录的《宋睢阳五老图册》自北宋钱明逸至清代归庄的历代题跋四十余则，合计约六千余字，正是解开《装馀偶记》撰人之谜的新线索。

　　传世《睢阳五老图》有清人徐炯在康熙四十六年夏六月的长跋，文曰：

　　余二十年前知朱氏《睢阳五老图》，冀一瞻仰，时在柏庐先生所。屡订其门人王素岩同诣请观，輙为事阻。今春，顾维岳邀余至其家观牡丹，忽出图示余。……询顾子知为洞庭人所得，谋付装潢，冀转售以获厚利。顾子谬以余能赏鉴，留以示余，且劝余偿其值而有之。余谓“在余，不过前人墨迹耳，在朱氏乃其世宝，宜仍归朱氏”。嘱顾子勿令其再售他所，以故得留浃旬，未付装潢家。越数日，朱氏兄弟钦安等造舍叩头以请，求复此图。余从顾子索卷至，即日归之。……

　　徐炯是康熙名臣徐乾学之子。此跋谈《睢阳五老图》的转售和装潢，提出一个重要的中间人：顾维岳。同年的朱懋修长跋《睢阳五老图》，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其跋曰：

　　此图自南渡始祖直秘阁公易废宅与毕氏，易归吴中，子孙世守。中间虽遭散失，赖列祖苦心恢复，不敢委诸他姓。迁传至郡族某，以夫丧不能敛，质金于顾姓（顾天忱）。至康熙庚戌岁，从叔祖孝定公访得其贤，谋诸通族，醵金十二购归。包藏之者几三十载。不意公殒数年，嗣孙某为匪人所诱，潜售包山金氏。金氏将谋远徙，适表弟胡表被馆郡城徐学宪斋，见之，归向懋修言，并为陈可赎状，懋修即闻之族尊，转贷十六金，拏舟入郡者再，併藉徐学宪调护之力，始得归赵。……因图像已鳞次而下，绢素剥落，不利卷舒。……再用十金，委郡城名手顾氏重整顿之。……

　　此跋详述《睢阳五老图》流传次第：清初从朱氏散出至顾天忱，后为朱氏购归，藏近三十年后传至金氏，最终经徐炯调护，才重新回归朱氏。这一传承过程丝丝入扣，不差分毫。而《睢阳五老图》重回朱氏后才由卷改为册页，所以改装的确切时间当在徐、朱两跋之间，即康熙四十六年夏秋之际。此后，《宋睢阳五老图册》藏于朱氏，直至乾隆年间散出。在清初的书画著录中，仅有两部书刊载《睢阳五老图》及其跋文。一部是《式古堂书画汇考》，内容传抄自明代《铁网珊瑚》。而另一部就是《装馀偶记》，它不仅一一记录《睢阳五老图》题跋—从宋代钱明逸至清初顾天忱表叔归庄，而且内容校对无虞，甚至还摹写了历代题跋之篆体部分。这说明《睢阳五老图》曾有较长的时间停留在《装馀偶记》作者手中，使得他能够从容抄录和校对。

　　结合《睢阳五老图》的流传次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装馀偶记》的作者很可能出自“郡城名手顾氏”或顾维岳。

　　二

　　关于郡城名手顾氏，朱懋修语焉不详，而徐炯干脆不提及，只能暂且搁置，先从顾维岳一路入手探索。顾维岳、讳崧， 出身地方大族，是何义门的表舅，《平生壮观》作者顾复的季弟。关于顾维岳的生平大略，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顾叟寿序》略有记载，文曰：

　　……中吴顾叟， 幼茹古，长而摩挲古人书画， 别其伪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内卿大夫士交重之， 延之上宾席。舟车络绎于道， 比于周公谨……

　　徐乾学序《平生壮观》，称“吴中鉴赏家，夙推武陵顾氏来侯、维岳昆季”云云。虽然是以鉴赏著称，但顾氏兄弟其实并非收藏家。顾复自述“先君世叨鉴赏之名，交游四方大人先生，遂得觐其秘藏，又不惜余资以购名物，求董文敏复书憩闲堂额，以志不忘祖德”，又称“四方好古之氏，必以憩闲堂为旨归。予更延揽东南之收藏好事家”云云。话虽然说得含蓄，但命义甚明。“憩闲堂”实为顾氏先人创建于明季，顾氏兄弟继承并光大，享誉吴中数十年的古董店。更妥帖些，“憩闲堂”或可称为“古物鉴赏会所”。因为它隐于民居庄园之中，也是收藏好事家诗文交游、吟诗赏花之所在，今日东邻日本尚存此遗风。

　　既然生长在古董商世家，顾维岳自然有过人之处，比如深谙书画装潢之道。《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载有徐乾学致顾维岳的信札，其一云：

　　装潢难得妙手，据卞令之云，吴子敏万不及顾姓。弟已将《瑞应图》并《九芝》诸卷寄回，应如何重装，幸高明指示何人精裱，不敢造次托付也。……

　　吴子敏即《大观录》作者吴升。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今人所知多得自于《大观录》王掞和宋荦的两篇序言。摘录如次：

　　……我郡吴子敏自少好古，鼎彝法物皆善鉴识，尤以前贤书画甄别不爽。曾从余先奉常公（王时敏）及退谷（孙承泽）、倦圃（曹溶）诸先辈游处……

　　……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輒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子敏因是愈得穷览古今之名迹，笔墨之高下……

　　所谓“追其神，补其迹”当指吴升的书画装裱修补功夫。看来在康熙年间，装裱工匠出身的书画商人不唯张黄美、王际之，吴升亦是。然而，宋荦笔下的“海内第一”到了卞永誉那儿却是“万不及顾姓”，这难免有点讽刺。而且徐乾学在信札中恭卑如此，卞永誉此言恐怕不虚也。想来，吴升、张黄美之辈毕竟都是行商，一人身兼多职，难免力不从心，无法保障装裱的水准。而“憩闲堂”作为百年老店，自然另有名家分担装潢之事；此类名家多半不对外接单，而是由“憩闲堂”专门安排工作；尤其是郡城名手顾氏，与顾维岳同郡同姓，未必巧合，很可能两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而不仅仅是生意伙伴。所以徐乾学有“幸高明指示何人精裱”之说。而《睢阳五老图》谋付装潢，也是洞庭人托顾维岳办理的。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名家装潢的费用十分昂贵：朱懋修用十六金购回《睢阳五老图》，支付给郡城名手顾氏的装潢费另有十金之多。

　　关于书画装潢，《装馀偶记》中有一句话亦不可忽之，文曰：

　　……（沈周《庐山高》）真伪有二幅，最难辨。近为吾友吴子装，将原本割破一角，以别真赝……

　　沈周《庐山高》为《大观录》刊录，此处的“吴子”很可能就是吴升。若假设不误，则可解释《装馀偶记》与《大观录》的相合之处。毕竟他们同时在苏州做书画买卖，经眼略同不足为奇。

　　说完顾维岳与吴升的“同”，再说说他们的“异”。“异”不是指装裱水平或鉴赏能力，而是社会地位。虽然都是书画商人，但顾维岳的身份明显高于吴升。前文提到藏于范仲淹祠堂的《伯夷颂》卷，有高士奇的一则题跋，跋文写道：

　　……康熙庚辰三月廿有六

　　（下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