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油雕院与陈创洛先生

随笔

钱益中

1984年我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一天在一本艺术杂志的封底看到一幅名为《CHINA-china 中国-瓷器》的抽象油画，眼前一亮。1980年代，国人对抽象画接触不多。我第一眼感觉这是一幅国外艺术家的杰作，仔细看为1982年日本I.M.A国际展获奖作品，作者是一位叫陈创洛的中国人，听说是前些年从北京调来上海的一位画家。据说在上海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不过在1980年代初能够到国外参展并获奖的中国画家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我有了认识一下这位画家的想法。说来也巧，隔年我调入上海油画雕塑院任组织人事干部，在单位人员花名册上又看到了陈创洛的名字，没想到成了同事。听说他很勤奋，每天都到单位里来搞创作。我即刻就前去拜访。

那时油雕院刚从长乐路搬迁到虹桥路不久，新院舍尚未建造。艺术家的工作室全都是像在建筑工地所常见的那种两层楼装配式的简易房，冬天四处漏风，夏天连空调也没有，条件十分艰苦。我爬上铁制的扶梯去敲陈先生的门，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头上戴一顶窄边风帽，脑门很大，气质像大学里的教授。听说我是新来的人事干部，并且早就看过他的画知道他的名字，陈创洛先生十分高兴。我们坐下聊了一会儿，居然就有一见如故之感。像许多优秀艺术家一样，陈先生对艺术对生活充满激情，知识渊博十分健谈，一口北京口音的普通话，时不时还带出几个英文单词，颇有现今所称的文艺范儿。

记得当时陈创洛先生正在创作一幅油画代表作《世纪和鸣》。工作室里弥漫着松节油和油画颜料的味道，墙上写着“诚则灵”的警句。画作已经初具规模，正在做细部调整。此画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看似纷繁杂乱的几何形体在远不止三维的空间重叠交错，大开大阖。

从此我俩在同事中成了最好的忘年交。我们一旦开聊，从国际到国内，从艺术到时事无所不谈。陈创洛先生比我年长二十余岁，我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早年就读于上海美专，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解放后在北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担任舞美设计，该院优秀儿童剧《马兰花》的舞美设计还在全国得过奖。改革开放后他方才获得机会，调回上海搞自己心仪已久的美术专业创作，因此特别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创作时间。

当时我院尚有吴大羽、周碧初、张充仁三位大师级老先生。我出生在土山湾，从小就知道张充仁的大名，对吴大羽和周碧初则了解不多。陈创洛先生对三位大师赞誉有加，对吴大羽先生更是推崇备至，心目中把吴大羽先生视为老师。从他口中得知，吴大羽先生是中国抽象油画的鼻祖，吴大羽先生的抽象油画并非是简单的色彩艺术，而是在抽象中具有“心象”、“势象”和东方气韵的中国油画。陈先生油画风格的形成深受吴先生影响。

吴大羽先生年事已高，每月都是陈先生去送退休工资，平时几乎不见外人。在陈先生的带领下，我特意去拜访了吴大羽先生。敲门后足足等了有二十多分钟，才由其同样年迈的妻子开了门。坐下后接过陈先生递上的工资，吴大羽先生数都不数就转交给了身旁的妻子，可见对陈先生的信任。吴大羽先生说他近来眼睛不好，已经不再画画了。但静下心来后思想却更加活跃，真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和陈先生谈艺术，谈老庄，谈佛学，直把我这位后生小子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在小小的油雕院里，竟然还有如此的一位世外高人。而陈创洛先生则是一位有心人，一边与吴大羽先生交谈，一边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后来便整理出了极其珍贵的《吴大羽先生谈艺录》。

1986年单位组织去敦煌、新疆等地考察，我有幸与陈先生同往。一路之上朝夕相处，受益匪浅。

陈老师常戏称他是“三馆大学”的学生。三馆即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敦煌停留的三天里，他同样是如饥似渴地参观学习。记得我俩在一天傍晚自行登上莫高窟背后的沙山，考察山坡顶上的佛塔。在落日的余晖下遥望远处的三危山，领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大发思古之悠情。后来天完全黑了才想起下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下山路上，远近都看不到一点灯光，我俩手拉着手连滚带爬下山的囧相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也算是人生的一种美好的经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