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好”惠泽你我(图)

【“中国稳健行”专家系列谈八】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研究员 李建伟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千家万户普通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和生存根本，也是政府着力解决的主要民生问题。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把促进就业作为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持续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在解决就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业总量压力已得到有效缓解，劳动力供求总量已基本平衡，并正在向求略大于供转变。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劳动力需求将持续增加，劳动力就业选择空间日渐扩大，就业形势将日趋改善。但随着居民就业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部分人群对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构性矛盾也会更为突出，大龄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也需要政府高度关注。

我国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已从1978年的11835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6042万人和2013年的52806万人，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29.5%提高到2013年的68.6%。纵观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问题，我国就业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

就业形势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状况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状况的相对变化。从劳动力供求状况看，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已从早期的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转变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并向求略大于供的时期过渡，未来就业形势会不断好转。

从劳动力供给看，我国已经渡过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未来劳动力供给总量趋于减少。受人口出生率长期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内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出现绝对数量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又比2012年减少244万。根据人口发展规律，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将继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将降至9.1亿人左右，较2012年下降2700万左右。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下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和就业需求规模将不断减少。

从劳动力需求看，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状态，劳动力需求规模会持续扩大。根据我们预测分析，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接近周期性波动的底部，在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和政府微刺激政策作用下，今明两年经济有可能保持8%左右的适度增长，未来经济增长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增速会恢复上升趋势，虽然受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影响，我国经济增速难以恢复到2000年到2007年期间8%到15%的高速增长状态，但仍会保持快速增长，预计2014年到2020年经济增速将恢复到7%到10%的较快增长区间。在考虑到技术进步或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致的单位增加值吸纳就业人员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即使按经济增长7%的下限估算，未来几年我国非农产业依然具有每年创造700万以上净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加上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空出的1700万左右就业岗位，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完全能够满足每年146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人员和部分失业人员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产业就业的需求。如果经济增速提高到7%以上，将会出现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统计数据已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转变的情况。据市场监测数据，2001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劳动力需求与求职人数比率）均低于1，即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从2010年开始求人倍率提高到1以上、且逐年提高，已从2010年的1.01提升到2013年的1.09，即劳动力需求已超过供给，且供给缺口呈小幅度扩大态势。

在看到就业总量问题基本解决、劳动力供求向有利于劳动力一方转变的同时，也应看到就业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的问题。随着新生代劳动力对就业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越来越低，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等行业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过快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大学生就业观念、机会成本和市场需求、职业待遇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匹配，加上大学教育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与市场需求存在巨大偏差，以及公共部门招考录用中不公平等社会问题，大专生和大学生因难以找到相对稳定、有质量且收入相对体面的工作，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求人倍率最低的群体。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等问题，也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45岁以上大龄劳动力受自身素质、劳动技能不足制约，也始终存在需求不足问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加快、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东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总之，突出的结构矛盾，意味着未来大量劳动力必须在职业、行业、区域之间进行调整，这对于劳动者自身职业选择、职业能力，对于城市化和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都会形成巨大挑战。

应对就业结构性矛盾，应以社会政策改革为主，一是要完善教育和培训体制，从源头上化解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必须由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主转向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职业教育要转变培养模式，强化与企业和市场结合。二要双管齐下促进就业平等。一方面要促进机会均等，尤其是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要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另一方面，要结合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逐步缩小不同领域之间不合理的劳动待遇差距。三要加快改革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给年轻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稳定的生活保障预期，避免城市内“二元结构”固化，切实实现社会融合。（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