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一家
邂逅莫斯科
1933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
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立三自从被抓走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去中国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了电似的，马上跳下床跑去开
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
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立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之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立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8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黯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立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1945年4月-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立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违背诺言的人。
1946年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立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立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离了8个月之后，立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
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么！你还带着孩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生活？”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
周恩来：要么离婚，要么加入中国国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们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是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立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故伎重施。
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灾难往往接踵而至。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
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地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家庭都散了，最后就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后非常地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手续。简单地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
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
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一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迟到九年的死讯
1967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莎，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们的面。那些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说话的吗？”他们马上就住嘴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立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
我却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是永远。
顶着苏修特务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初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二十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那个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
1975年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八年的监狱。但没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立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
可是坏消息还是来了。1976年春节，女儿英男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您知道吗？专案组跟您说了吗？”我问：“什么消息？没事，你都直说吧，我能支撑得住。” 英男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她：“什么时候？”英男就告诉我：“1967年6月，9年前。”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
1977年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
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原标题：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本文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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