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全文)

2014-07-23 08:10:46 来源: 海外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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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一家

李立三一家

  邂逅莫斯科

1933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

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立三自从被抓走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责编:赵雪晨)

  去中国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了电似的,马上跳下床跑去开

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

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立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之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立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8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黯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立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1945年4月-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立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违背诺言的人。

1946年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立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立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离了8个月之后,立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

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么!你还带着孩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生活?”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

周恩来:要么离婚,要么加入中国国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们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是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立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故伎重施。

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灾难往往接踵而至。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

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地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家庭都散了,最后就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后非常地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手续。简单地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

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

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一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责编:赵雪晨)

  迟到九年的死讯

1967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莎,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们的面。那些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说话的吗?”他们马上就住嘴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立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

我却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是永远。

顶着苏修特务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初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二十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那个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

1975年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八年的监狱。但没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立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

可是坏消息还是来了。1976年春节,女儿英男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您知道吗?专案组跟您说了吗?”我问:“什么消息?没事,你都直说吧,我能支撑得住。” 英男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她:“什么时候?”英男就告诉我:“1967年6月,9年前。”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

1977年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

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责编:赵雪晨)

(原标题: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netease 本文来源:海外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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