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补叙的冒鹤亭史迹

对近世著名学人、词家冒鹤亭及其家族三代的文化传承，经由《冒怀滨、冒怀科谈如皋冒家》这篇访谈（载2014年5月25日《上海书评》），从渊远流长到开枝散叶，细说从头，原原本本，使人读罢了然于心。怀滨先生、怀科女史受访时述及，冒鹤亭望重士林，交游广阔，不光和学术、书画和戏曲界人士往来颇多，与一些政界人物也有交谊，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市长陈毅礼聘他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周恩来总理也曾拜访他，但不知为何遗漏了祖父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不寻常的会见，局外人不便妄加猜测，却有美中不足之感，因为无论陈毅的结交还是周恩来的造访，与后来冒、毛会见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关联。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1957年“6月30日”条下所记，当晚，毛泽东与数位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分负责人开会议事；又记：“同日，九时二十分，会见冒鹤亭。”简短一句，语焉不详，恍若无足轻重的事情。实际上，此次会见的来龙去脉及其意涵，是很值得补叙的。

1957年初春，冒鹤亭由沪进京探望儿子舒諲，即访谈中提到的五叔景琦，又名效庸。居停期间，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旧识陈毅之邀，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交谈中，冒表示拥护共产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陈毅对其态度和见地非常赞佩，建议他写篇文章发表。6月6日，冒撰写的《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结尾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这才做到批评的结果是更加团结。”随后，该报女记者傅冬上门采访，写下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在报上登载。他不仅历数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而且称赞“共产党把国家治得这样好，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又说：“党这次整风欢迎党外人士参加。这是广开言路，博采众议，诉诸公论，大公无私的英明措施。共产党既开诚布公，我们也应以至诚相见，尽到诤友的责任，而不应挟私嫌逞意气，置大局于不顾。”冒的文章和记者专访，引发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好评。不久后一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前来看望，先以六叔父周嵩尧和冒鹤亭为晚清内阁上下级关系续缘，又闲谈文史掌故，最后说明是毛主席委托他捎个口信，想见面谈谈，请他在京多住几天。于是，就发生了6月30日夜晚毛泽东派车接冒鹤亭进中南海会晤之事。

隔日，冒鹤亭有家书寄沪告知与毛泽东会见经过：“……我携琦同去，他独自吃晚饭，（菜极简单，以一碗清蒸青鱼中段为头菜，余两小碗、两碟。）斟葡萄酒与我及琦各一杯。……他看过了傅冬访问记，说我研究卢梭民权，是老造反的，他是新造反的，他同老先生一个路线。我一面说话，他叫胡乔木记下来。其时李维汉、吴冷西、朱德先生到来。我因他们要开会，辞去，他送我上车，拿手遮住我头，怕我撞到车顶。临开车时，我说有一句临别赠言，共产党是狮子，不可自己生虱。他说是咬人的虱子吗？我说是的，他拱手说：谢谢。到家十点半了。”

对于这次会见，陪父亲同去的舒諲于1986年撰有回忆文章《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记述更为详尽。文中写道：毛主席早已等在书房门前，见接冒氏父子的车到游泳池边，忙趋步向前迎接，握手问好。进入书房，二人叙谈良久。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鹤亭如沐春风。又谈到诗词，冒以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相赠，毛泽东十分高兴。

令人回味再三的是如下一幕：谈话结束，毛泽东送别冒鹤亭时还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冒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佛经上说过，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表情严肃，右手搭着胸口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牢记在心上。”

舒諲后来另外撰文解读这段对话的意涵，称冒鹤亭所言佛经是《仁王经》和《莲花经》，里面都有狮子与虱虫的比喻。近年有人将冒鹤亭这段话誉为“狮虱谏”，与早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论民主的“窑洞对”相提并论，确实不无道理。证诸执政党大力反腐的现实，更是发人深省！

冒鹤亭与毛泽东这次会见之所以不寻常，还因为当中的一个细节。据舒諲的文章回忆，在会见中，毛泽东讲到当时的整风运动，称赞冒鹤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冒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毛不住颔首倾听。冒又称对“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无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毛泽东以坚定的语气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就在这时，舒諲无意中望见邻座的胡乔木手里握着一束文稿，露出的题目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正是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于7月1日见了报，字字千钧，将高潮之中的执政党整风运动导向剑拔弩张的全国“反右”斗争。

舒諲是位多产的剧作家，1938年曾赴延安访问获毛泽东接见和宴请。所以，那篇《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的题目里有个“又”字。他和父亲冒鹤亭都不会想到，就在聆听毛泽东谈话的那一年，他自己在整风中提了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从北京发配山东，当了一名烧瓦工，直到二十年后改正。这一不堪回首的往事，怀滨、怀科兄妹的口述也未涉及。舒諲那篇回忆长文于1986年夏天完稿后，因内容较为敏感，投给北京的几家报刊都不获刊用。无奈之下，他把稿件寄给曾被打成“大右派”的原《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烦请他帮助在该报发表。徐先生收到该文次日，我正好有事登门，他给我看了文稿及附函，说内容很重要也很精彩，考虑推荐给《文汇月刊》主编梅朵。他是《文汇报》的老人，曾被打成“右派”流放外地多年。果然，文章在那年《文汇月刊》9月号上登出了，随后被《新华文摘》及港刊转载。由此，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正可弥补正史之不足。

贺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