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在古代各民族不断迁徙、争战、融合中形成的。游牧于北方的引弓控弦之民,在战国两汉时期主要是匈奴;南北朝时有柔然、突厥;两宋则为契丹、女真;明代是蒙古的鞑靼、瓦剌、女真。他们都是中国境内古代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与中原人民不断地抗争、交往,逐步融入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
国防工程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城池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程。城池建筑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由此,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我国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样式之一。
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续和发展。自东周时列国筑长城开始,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金、明各代都筑有长城,地域遍及山东、天津、北京、河北、河南、辽宁、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总长5万余千米。其中秦始皇长城、汉长城、金界壕、明长城都超过5000千米。仅就修筑明长城所耗土石计,如用来修一条宽1米、高5米的大墙,这座大墙可绕地球一周多;如用来铺一条宽5米、厚0.35米的马路,这条马路可绕地球三四圈,可见长城工程之浩大。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将中国的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评价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长城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保卫和平、抗御强敌的历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长城是我国境内民族间强烈对抗的结果。处于对立状态的民族,一方是游牧于北方的引弓控弦的马上民族,他们把战争和掠夺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定居于中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当这一矛盾发展成强烈对抗的时候,抵御强敌的长城就筑得又高又长。
长城长,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
一曲《长城长》响遍了中华大地,它抒发着人们对历史的追忆、对长城的萦怀、对祖国的热爱、对和平生活保卫者的赞颂。长城不单纯是历史古迹,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华夏儿女抗御强敌、爱好和平的象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曲《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激励了多少爱国志士奔赴抗日前线,为抗击侵略者、收复失地而英勇战斗!
我国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明初,倭寇开始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为抗击倭寇侵略,明朝在沿海地区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东南
海防有三条防线,第一道是水寨,福宁的烽火门,福州的小埕澳,兴化的南日山,泉州的浯屿,漳州的西门澳;第二道是卫所和巡检司;第三道是沿海城堡,福建海坛山、澎湖城、福宁烽火门、福州小埕、兴化南日山、泉州浯屿、漳州铜山等都是海岛筑垒典型。
这是一份明代《万里海防图》福建部分的彩绘。该图采用“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景为上,内景为下”,即海洋居上,陆地居下,立足中国大地,面向倭寇来犯方向,全面展现了明末统治者在东南沿海构建的海防体系。图南起闽粤交界的南澳岛,北起闽浙交界的南麂岛。除闽浙、闽粤交界地区和台湾地区以外,还有吕宋、琉球等地,内容以描绘福建沿海山川形势和军事驻防为主,特别对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作了详细的注解,如在南澳设漳州副总兵,对福宁、湄洲、澎湖、泉州、漳州、罗源、宁德、长乐、海坛、连江等府县详细标注。图中的沿海府、县、镇的营汛、巡司、卫所、兵寨、城堡、墩台、岛礁、湾澳、岛屿、河口暗礁等沿海军事地理,军事布防态势,需要重点驻防等都描绘得相当清楚。
国防思想
我国古代为提高国防能力,涌现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防思想。遵循这些思想,我国取得了无数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国防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鼎盛时期。
春秋吴国将军孙武,写有《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独立完整的重要军事著作,以其深刻的哲理性和思辨性对东方兵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被尊为“兵学圣典”,是世界公认的一部军事学名著。著作开篇文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仅仅十九个字,把国防的重要性强调到了极致。“不可不察也”不等同于“不可不伐也”,可见孙子在本质上是向往和平、谋求安定的。
《孙子兵法》关于“先胜”、“全胜”、“战胜”的思想对现代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围绕“胜”这一核心思想,从“先胜”、“全胜”和“战胜”三个密切关联的方面阐述了“胜敌—益强—胜敌”的战略思想体系。“先胜”是关于国防力量建设的问题,即战争准备理论。“全胜”是关于高效使用国防力量的问题,即用最小代价取得全局胜利的理论。“战胜”是关于作战指导艺术的问题,即通过战争手段夺取战争胜利的理论。要想取得战争的全局性胜利,必须做好战前准备,“全胜”和“战胜”的前提是“先胜”。在战争中,高效使用战前准备力量(先胜),为“战胜”创造必须的条件,“全胜”是“先胜”和“战胜”之间的媒介。孙子说“胜敌而益强”,即通过战争的胜利会使战胜国更加强大,“战胜”对“全胜”和“先胜”具有反作用。可见,“先胜”、“全胜”和“战胜”互为手段和目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千百年来,无数驰骋沙场的将士,有的卫国戍边,马革裹尸;有的气冲斗牛,宁死不屈;有的历尽艰辛,不辱使命;有的抱病出征,出生入死。他们这种勇担国难、凛然赴死的战斗精神和不屈意志,在古代诗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诗词以特有的气质、独特的格调、铿锵的旋律,书写国家形象,记录民族风采,展现了英雄们为了国家而笑面生死、临难不苟的慷慨大义。
古代的军旅诗词,有不少是军旅将士身临其境的自我写照,他们于戎马倥偬之际,横槊赋诗,直抒胸臆,气贯长虹。例如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写的《马上作》:
马上作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尽管有些诗人本身是文士而非武将,但是同样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他们以笔为剑,热情地去反映和讴歌那些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以感召、激发和动员更多的民众以此效仿,精忠报国。例如,唐代诗人王昌龄所写的《从军行》:
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些诗歌体现的是先祖们对祖国的忠诚热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敌人的不屈斗争,其高尚品格和优美情操,至今仍给人以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