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篇
常违反安保规定
爱挤在群众中间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国各地调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有一次,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我是江苏人,也回去了。我们回来后,主席开完会,晚上9点多了,召集我们去汇报。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主席,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不够吃!”主席问他:“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这个人啊,蛮会为农民说话的。”
黄建新是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多年,了解到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真实情况。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我曾经到河北邯郸成安县,听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儿视察,在会议室里和棉农交谈,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就站起身自个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农民,手里拿着把刀,身边还围了一大群农民。警卫员见状,赶紧挡在主席身前,主席却挤过去问:“老乡,是怎么回事?”原来,拿刀的就是生产队长,大家给主席准备了西瓜,但没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进来。这位生产队长至今回想起来,还很感慨:主席喜欢和群众走在一起,不喜欢被隔离开来。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有一张照片,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我问他:“你干吗蹲着呢?”他说:“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警卫员这么紧张,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庆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对主席来说,站在城楼上挥手,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
吴连登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让保卫工作很难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他说,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到了广场,主席刚一下车,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围上来,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大家都紧张坏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
这件事之后,叶剑英提议,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汪东兴说,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吗,不但不会穿,还会发脾气。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坚持做了防弹服。果然,主席看到后发火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
性情篇
该发怒时就发怒
待身边人像亲人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庄重严肃,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
保健医生王鹤滨在初次见毛泽东时,被他爽朗的“粗话”吓了一跳。
主席看到我就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他说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我开始有些吃惊,但紧接着就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
主席待我们像亲人,还会用稿费接济大家。谁要是回乡探亲,他会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做书面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有些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主席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错字、白字一一改过来,还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大家传阅。
周福明也回忆说:
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对我们从不掩饰。他有个口头禅——“多此一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那天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迎上去,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多此一举!”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
还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边,沿着中海有一条马路,常有汽车经过。每次主席睡觉,我就偷偷通知警卫值班室立个小牌子,禁止车辆通行。一次,主席问:“我睡觉,你干什么去?”我随口答:“去通知警卫值班室。”主席警觉起来:“我睡觉告诉他们干什么?”我只得讲真话。“多此一举!”主席严厉地批评道,“以后再不许你去。这是干扰群众!”他生气时还是很吓人的,但他自己又没放在心上,再见到你时会说:“昨天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吧?”然后自己先哈哈大笑。
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但桌子是正常高度,坐在那儿只能脚尖挨地,很不舒服。我后来给他设计了一款桌子,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在桌子下面加了一个横条,脚可以踩在上面。主席非常满意,像个孩子似的跺了跺说:“嘿,我可以用脚擂鼓了。”从那以后,屋子里常常响起“擂鼓”的声音。
毛泽东对待群众和家人的态度,让警卫员王明富等人深有感触。
3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是不吃肉的,看到带点儿荤腥的汤,他也会不高兴。他对子女的要求也严:不能吃小灶,只能吃大食堂。有人看着不忍心,给李讷买了点饼干,主席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李讷星期六回到家,吃的是主席那份饭。主席在旁边看着她吃,自己就不吃了。
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有一次她来中南海说要看看卫生,警卫只好放行。结果江青直接来到丰泽园,向主席要3万元钱买照相机和胶卷。主席很不高兴,在江青走后就嘱咐机要秘书张玉凤:“今后,没有我的同意,不能让她进来。”
另一方面,主席总喜欢冲破我们为他设置的保护层,挤到群众身边去聊天,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笑得最开怀。
但晚年的毛泽东能出现在群众视野里的次数越来越少。看着病重的毛泽东,周福明的感情是复杂的:心疼他的痛苦,但也由衷敬佩他的豁达。
主席最后那段日子里,常常难受得嘴唇发紫。但只要他精神一好,又开始和人开玩笑,大夫曾鼓励主席:“您身体不错,能长寿。”主席摆摆手说:“你们不比皇帝的御医高明多少,稍微高明一点而已,我的病我自己知道。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他不叫我,我自己还去呢!”
如今,毛泽东逝世已经37年。当初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许多都去世了,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张毛泽东晚年与工作人员的合影。孟进鸿指着照片给记者看:“物是人非啊!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主席左边的,是主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张耀祠,我的老上级,去世了。主席的警卫王宇清也走了。后排这位女同志,是主席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身体欠佳,很少露面了。健在的,就我们这几个了。”
吴连登看着这张照片,也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严抓党风。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没任何特权。所以我们出去,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人们怀念主席,就是因为他在世时,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