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中国选拔制胜于西方选举领导人模式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国制度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坚持了灵活性，做到了连续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一、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20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5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地施政，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所谓蜜月期。这实质上就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熟悉情况的忍耐期罢了。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 种族、形象、是否会作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假如在中国，一位没有任何基层行政经验的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否胜任？

中国还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是近三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 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默克尔新一届内阁。比利时在大选后长达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阶段可合称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可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式的选举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政治保持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2013年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了。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

无独有偶，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美国的老大难问题“控枪”。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内26人死亡。奥巴马于是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就在参议院投票前两周，奥巴马不仅亲自带领数名康州校园枪击案遇难儿童家长来华盛顿，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他还做了重大的妥协：禁止攻击性枪支与大容量弹夹销售就从他的控枪方案中消失了。还需要一提的是，自从这次校园悲剧之后，98天内又有2243人做了枪下冤魂。

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尽管桑迪胡可小学惨案发生后，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四处奔走推动控枪法案立法进程，他们言辞恳切：“记住，这不仅仅是政治”。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据英国《卫报》调查报道，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中，只有三个人没有收枪击协会的钱。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会选举又快要到了。当年克林顿利用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优势，曾通过一个控枪法案，结果中期选举，全美持枪协会帮助共和党逆转胜。前车之鉴！哪个议员不心寒。

中国成功把铁道部纳入改革轨道，美国却再走麦城。根本原因就在于，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

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