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蔚勋:功立长空(图)

2013-11-24 08:07:00 来源: 扬州晚报(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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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机”初教五
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机”初教五

  他出生在扬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读于扬州中学,并成为新中国首批清华大学高材生。

从数学系一毕业,他就被委以为新中国造首架飞机的重任。从一名数学系毕业生,“转行”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工程师,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他是钱伟长的第三名弟子,深受钱伟长“启发式”教育理念的影响。他后半生也投身于教育,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出一代代航天航空人才。

如今,他已83岁高龄,但仍心系扬州,心系教育事业……

人物名片

樊蔚勋,1930年生,扬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48-1952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52年,任南昌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科强度组组长;1956年,二机部航空工业局批准破格晋升航空四级工程师,成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钱伟长;曾应钱学森邀请,在中科院力学所学术研讨会上,作关于飞机结构强度技术报告。曾参与研制第一代国产飞机。

乱世出英才

贫寒子弟坚持求学路

1930年,樊蔚勋出生在扬州江都砖桥镇大樊村。不久后,由于父母到市区谋生,樊蔚勋就随父母来到扬州市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动乱的时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当时的扬州并不太平。但是重视教育的父母,仍然坚持让樊蔚勋接受良好的教育。

樊蔚勋在扬州城北小学上了小学,初中又在当时的竞进中学上学。而他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44年,樊蔚勋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的省立扬州中学,就读于高中部土木工程科。“当时还有电机工程科、德文科、普通科和女子生活部等,我们土木工程科总共50人,不收女生,清一色都是男的,标准的‘光棍班’。”樊蔚勋笑着回忆。

樊蔚勋说,在扬州中学的这三年,对他的人生意义重大。

“1945年扬州光复后,扬州中学进行了重新合并,我记得当时任课老师有吕佐贤、杨德隅、王伯源等人。吕佐贤老师上测量课,要求严格;杨德隅老师教数学,上课不看书,直接在黑板上写,一会儿就满满一黑板,数值计算一口就能报出答案,让我叹为观止;王伯源是工科主任,也是教务处主任,我当时家境贫寒,去申请免学费,他立即就答应了,后来他去台湾教学了,还给我们这些学生寄过信。”回忆起在扬州中学的点点滴滴,樊蔚勋至今记忆犹新。

樊蔚勋认为,扬州中学的“工科三年”,奠定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

观念“反潮流”

放弃电机系,潜心基础学科

1947年,樊蔚勋从扬州中学毕业。当时,他报考的是清华大学。但是,当时考清华要考英语,而樊蔚勋的英语几乎考了零分,所以自然就落榜了。“因为当时扬州被日本人占据,我们学的外文一直是日语,英语几乎没学过。”不过,樊蔚勋并没有放弃,他凭借超强的学习天赋,通过努力,一年之内就把英语“恶补”了回来,第二年,樊蔚勋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不过刚进入清华大学时,樊蔚勋就读的是电机系。不过在就读了两年后,他却又转到了数学系。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我本人就对数学感兴趣,另外,我学电机时,感觉学得有点吃力,发现还是要把数学这类的基础学科学好,才能更好地学习工科,所以就选择了读数学系。”

这在当时,显然是个“反潮流”的行为。因为当时不少人都认为,数学这类基础学科应用性较弱,所以不少学生都选择“敬而远之”,有些数学系的学生,都选择了“转行”到机电、土木这类的应用性学科中。而樊蔚勋,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樊蔚勋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数学是其他应用学科的基础,数学基础扎实了,才能举一反三,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才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樊蔚勋这样认为。

角色大转换

数学系毕业生成飞机制造功臣

1952年9月,樊蔚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昌飞机工厂。当时他只是一名纯粹数学本科刚毕业的小青年,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但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太需要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了,所以,2个月后,他就被“赶鸭子上架”,担任厂飞机设计科飞机强度组长。

强度组长的任务是:对飞机设计科发出的各种技术文件、图纸,做技术上的把关;如果飞机失事,不论事故来自何方,不管是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还是使用问题,不论由于何种机理,是力学的、物理的,还是化学的,都可广义地说“强度不足”,就会怀疑飞机强度组长的工作,必要时追究其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这样,当时苏联飞机设计顾问曾对樊蔚勋开玩笑说:“你的工作要准备‘蹲班房’啊!” 另外,也有的名牌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生,向设计科长诉苦:“我们专门学航空工程四年,完全可以担当强度组长的工作,现在成天埋头制图;科里却让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学数学的担任强度组长,太不合理了。”

在这种背景下,樊蔚勋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确实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每一张图纸,一旦签上我的大名,我就必须为此负责。但是组织上既然信任我,我也只能迎难而上了。”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樊蔚勋找来各种关于飞机制造的材料,恶补相关知识,并且严谨地计算每一个环节,虚心向厂里工人求教,很快,就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后来逐渐开始担负起飞机设计科主工程师的全部责任。

1954年,由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出的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成功试飞。樊蔚勋立二等功,受到当时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上将的接见。当时部长看到这名只有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不禁感叹:后生可畏!

在这之后,樊蔚勋逐渐成为飞机制造的“小专家”,很多飞机制造方面的难题,都要征求樊蔚勋的意见,甚至连苏联专家顾问,也很尊重樊蔚勋的意见。1956年,经批准,他被破格晋升为航空四级工程师。这在当时,被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型人物”。

从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的、基础数学本科毕业生,从离校进厂接触飞机起,只用了3年零4个月的时间,就成长为国家正式批准任命的航空四级工程师。已故的国家航空工业部前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前党组书记高镇宁曾回忆总结说:“樊蔚勋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而且在处理复杂的故障问题中,和在飞机仿制过程的解释、补充、完善强度报告中,积累了工程经验,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他数学基础扎实,物理概念清晰,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

名师出高徒

成为钱伟长的第三个弟子

虽然青年时代就已小有名气,但是樊蔚勋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1956年,樊蔚勋考取了有“中国力学之父”之称的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成为钱老的第三个研究生。

樊蔚勋坦言,当时的钱伟长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工作忙,社会职务多。虽然读了他的研究生,但是见面的机会不多。“两年的读研期间,总共见了8次。一次饭也没在一起吃过。”樊蔚勋说,尽管见面时间不多,但是钱老每说一句话都让他获益匪浅。

“他说,你不要认为书上的字是平的,也别认为书上的字都是一样大小。”这句话影响了樊蔚勋一辈子。“后来我慢慢悟出来,这其中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说字不是平的,是说明知识存在起伏,存在矛盾,而不一样大小,则说明这矛盾是有主有次的,有大有小的。对待科学技术也应该是这样,科学技术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樊蔚勋认为,这句话到现在也是意义深刻,很多学生分考得很高,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行。

“钱伟长认为,数理化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就可以获得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认识和掌握科学科技观,永远不断地以科学科技观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认识和掌握后继课程和将来现场工程师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日新月异的工程技术知识,以科学科技观看待知识、获取知识、驾驭知识和发展知识。”樊蔚勋说,但是后来,有人把钱伟长培养模式误解为:“学好数理化,走到天下都不怕”。

樊蔚勋说,其最大的误解是把钱伟长原话中的“透彻”完全等同于“学好”二字。“学好”和“透彻”不全是一个概念。人们常把“学好”跟“高分”画等号,应试教育的高分往往是“高分低能”,理论脱离实际。而“透彻”是指,不仅要学好各门课的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知识,“彻底”地领会和初步掌握科学科技观,用科学科技观来提升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樊蔚勋说,钱伟长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教育。在樊蔚勋等人的促成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专门成立了“钱伟长班”。

“人老心不老”

8旬高龄仍不忘教育事业

1957年,樊蔚勋被错划为“右派”,并下放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机系当教员。1979年才恢复党籍,并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南航期间,樊蔚勋在国内外发表科学研究论文60余篇,出版科学专著1部,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5项,培养硕士生15人、博士生12人,被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如今,樊蔚勋早已退休多年,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的事业。目前,虽然他已83岁高龄,并且腿脚不便,但仍经常给南航校报投稿,写文章。文章关心的内容有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话题,也有关于高等教育理念的话题。

不久前,樊蔚勋还在学生的搀扶下,

去为南航2013届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作了一场报告会,他首先从“传道”与“授业”的含义解读出发,为同学阐述了“传道”的愿望和目标,他认为大学老师最大的任务应该是教会学生怎样提问题,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应该具备提出老师也无法完全回答的问题的能力。最后他勉励同学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技术研究同样需要智慧,要特别注意把握科学和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

就在记者去南京采访时,樊蔚勋正在家里写一篇文章,内容是“人文科学也要‘学得透彻。“我发现现在人文科学教育也有很多问题,很多东西缺乏透彻的研究,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刑不上大夫’,现在被很多地方理解为古代高管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其实我研究过《周礼》,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这个意思。”

“别看我人老了,我的心可不老,我腿脚不便了,但我头脑也是清醒的,我喜欢看电视,看新闻,关注社会问题,青歌赛我也看。只要我还有思想的能力,我就会不断地思考问题,并且为社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樊蔚勋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 何世春 何晶

作者:。

何世春 何晶

netease 本文来源:扬州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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