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 王士俊：我平淡而简单的一生

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我平淡而简单的一生

王士俊

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51年1月在上海市麦伦中学（现继光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参军入伍，至今已62年，现在部队退休，可以说是“戎马一生”。

但我这“戎马一生”是名不副实的，既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也没有在烽火硝烟中行军打仗，更没有建立过任何丰功伟绩，而是极其平淡而简单的一生。这62年我只在一个单位待过——空军雷达学院及其前身华东军区第三通信学校；只在两个地方长住过——南京和武汉；只做过两件事——读书和教书。从工作经历上看也是非常简单的，第三通信学校学习一年毕业留校，雷达学校学习三年毕业留校，从教员、教研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副校长、校长、院长，直至1996年退休。

当然，在前30年中，我和所有的战友一样，都经历了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乏惊涛骇浪。我不少同学和战友，有的在其中曾遇到过不公正的遭遇，有的甚至影响到了一生的命运，但我还是出奇的平淡和简单。因为在所有政治运动中，当骨干和当运动员我都不够格，没挨过整也从没整过人，既不是太积极也不是很消极，就这么随大流地过来了。

之所以当不了骨干，是因为我在1963年，也就是入伍12年后才入党。因为我有一个叔叔在台湾，他的子女有在台湾、美国、加拿大的，这就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要更长时间的考验。不是党员肯定当不了骨干。另外，家庭社会关系比我复杂的人、牢骚怪话比我多的人有的是，所以，当运动员也轮不到我。

通过这些政治运动，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使我谨言慎行、低调做人、埋头苦干、听党的话，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学习和搞好本职工作中去。

雷达学院是我几十年为之奋斗和成就事业的地方。下面我来说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机遇。

第一次是雷达学校毕业留校。刚留校时，“滥竽充数”还可以混得过去；但前后调进了一大批来自清华、北大、上海交大、西军电等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光鲜的大学名牌、渊博的科学知识、娴熟的讲课技巧更使我这个中学生相形见绌，形成“鸡立鹤群”的态势。我想，我要是不摆脱这个困境，我这个“滥竽”早晚要被检出来，扔到垃圾箱里去的。看到有人被批准到哈军工去上学、去考“留苏预备生”，我虽然望眼欲穿，想想自己的条件也只好望洋兴叹了。唯一的出路只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恰好，那时全国提倡“向科学进军”，学校允许教员在不影响自己上课的条件下，可以到南京各大学去听课，这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就报名到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工学院去旁听，系统地学完了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并做完了全部作业，还学了电磁场理论、电动力学这些最难啃的硬骨头。我又结合备课，把上海交大作为雷达专业学习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原文教材《Principle of Radar》（雷达原理）通读了一遍，这既丰富了我雷达专业的英语词汇，又系统地充实了雷达专业理论。好在我入伍前读的中学是一家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英语老师是正宗的英格兰人，英语基础还比较好，学起来还不算太难。我在雷达学校学的是俄语，这两门外语是雷达专业必不可少的。这些，都为我后续的提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另外，学校里还集中了大量解放时缴获的美国、英国、日本的各种雷达以及它们的资料，我把它们收集起来，逐个学习，开阔知识面。

当然，这是要吃点苦的，节假日、周末少玩点了；谈朋友、找对象也得放一放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院内还流传过我的一个小故事，说我在夏日的晚上钻在蚊帐里看书。那是因为南京和武汉都属于三大火炉之列，夏天气温可达三十七八摄氏度，那年月连风扇都没有，更不要说空调了。晚上，室内根本没法看书，也没法睡觉。我们都是把床搬到外面草地上，挂上蚊帐睡觉。傍晚到睡觉是我读书的黄金时段，如果漫长夏日的几个月白白浪费掉，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我就拉个灯，在蚊帐里也可以看书了。搞宣传的同志觉得这个事例能吸引人，就拿来宣扬了。其实，我只是珍惜时光的宝贵，还远未达到“悬梁刺股”的程度。

整风反右前这两年多时间里，我好像海绵掉进了浩瀚的大海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以便能跳出“滥竽”的困境，在讲台上站稳脚跟。

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我觉得备课、上课不那么吃力了，在课堂上也能比较得心应手了。我那时教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复杂的雷达，学员也是水平比较高的班，我曾被他们称为“问不倒的”教员。这可是要有比较厚实的知识储备才能厚积薄发的啊！

记得1960年，我刚从部队下放当兵回来，空军进口了一种新型雷达，要在学校办集训班。学员是准备接收这种新雷达到部队建站的技术干部，要学校出教员讲课。距开课只有一个月时间，可是除了一套并不太详细的俄文说明书外，没有其他资料，讲课难度是很大的。我看了一下觉得可以接下来，最终还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学校和空军的好评。后来，学校里举办多种供教员知识更新的新技术、新知识集训班都叫我去任教，我还是能游刃有余地担当下来；连许多我的同学都成了我的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在教员队伍中的声望。

到了1964年全军大比武时，更让我崭露头角。课堂讲课比武，经过层层选拔，我被选为学校出席空军第三届教学积极分子大会代表，去北京比武。到了北京，空军领导认为我多年坚持自学的情况，对空军院校年轻教员有鼓励作用，就给我授了一个“刻苦钻研业务标兵”的荣誉称号，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到一些空军院校去作巡回报告，这使我在空军机关和院校中小有名气。

从留校到文化大革命这11年，我利用一切时间刻苦自学，使自己能胜任各项教学任务；在工作上，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就干好啥，从不挑肥拣瘦，也从不说有什么困难。这也许就是我尽管有那样的海外关系，还一直留在部队的原因吧。因为我发现，不管谁当领导，总是喜欢“又听话、又能干”的部下。这在当时的政治术语叫作“又红又专”，现在很少提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因为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树的典型，当然是要挨批的，但觉得我没干过什么坏事，一个小教员也没什么批头，就把我撂在一边了。对立的两派都不要我，也不管我，我成了“逍遥派”。当时，家属没随队，又没工作干。白天跟着大伙混，晚上怎么办，总不能白白浪费吧。要是再去学专业，我也不敢“顶风作案”。我发现书店有英语版的毛主席语录，这总可以学吧，“外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嘛，我就把它从头至尾精读了一遍，后来又出了英语版毛选四卷，我又把它通读了一遍，学毛主席著作总不会有人反对吧。这既使我免于浪费宝贵的时光，又大大充实了我政治、哲学、生活等方面的英语词汇。

雷达部队与其他部队不同，它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战备值班。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几年“停课闹革命”，部队没有补充干部，到了1970年，就有些接不上茬了。所以，空军要求学校尽快“复课闹革命”，学校就派我这个既不是革命动力，又不是革命对象的“逍遥派”，带一帮教员，离开学校到部队去编教材，准备复课。这样，我就较早地被恢复了所喜爱的雷达教学工作。

几十年下来，使我养成了爱求知、爱学习的好习惯，学会了好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这让我一生受用，至今仍受益匪浅；读书、上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这是一种享受。退休十几年了，从未有过孤独和寂寞的感觉。每天仍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与年轻人也有共同语言，这确实也是一种人生乐趣。

第二次机遇就是1983年我被任命为雷达学校校长。

我1978年任训练部副部长、1980年任副校长，一直是“副”上来的。副职还是比较好当的，因为可以“在大树底下乘凉”。现在叫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当一把手，真有点惶恐。担心自己难以胜任，辜负党和首长的一片厚爱。可没想到从师级校长、师级院长到军级院长一直当了11年零4个月。这在我1996年退休时的雷达学院54年历史中的7任院校长中是最长的。

怎样才能不负众望当好这个校长呢？我想办校首先要搞清楚办校方向，也就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雷达学校是为雷达部队培养干部的，而这是一种高科技与高艰苦相结合的干部。一定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办出自己军队院校的特色来。

雷达技术是高科技，掌握了它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到社会上搞通信、电脑、电视或网络都比较容易。而学员毕业后到雷达部队去工作的环境，大多在边境、高山、海岛等非常艰苦的地方。像西藏的雷达站，都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氧气只有平原上的一半，山上终年积雪，没有绿色植被，“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冬天半年冰雪封山，交通中断。我们毕业的学员要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生活和工作，没有一点“献身国防”的爱国奉献精神是不行的。山上的雷达要是出了故障，你不能把它及时修复，那这个雷达站在封山期间就会瘫痪半年，方圆几百公里的祖国领空就会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学员，没有过硬的技术也是不能胜任的。

掌握了高科技知识，放弃到市场上去赚大钱的诱惑，反而要到非常艰苦的地方去受苦受累作奉献，这是一对极其矛盾的结合，需要有解决这对矛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培养适应雷达部队需要，具有献身国防精神，能够在极其艰苦环境下建功立业并具有过硬实际技能的指挥和工程技术干部就是我们办学的目标。在四年学习中，我们自始至终对学员进行“献身国防、建功立业”的教育，使他们在毕业时能自觉地争取“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长期为雷达部队服务”。我们称之为“三到一长期”教育。另一方面，在重视基础理论教育的同时，突出适应到部队第一任职需要的实际技能训练。这样的训练方向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几万名毕业学员，都能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绝大多数都已成为雷达部队的各级领导和骨干。受到空军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好评。

我院进行的“三到一长期”教育受到总政治部的赞扬。总政于1986年7月在我院召开了“全军高等专业技术院校学员思想教育座谈会”，周克玉副主任亲临主持。1987年4月总政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关于空军雷达学院事迹的新闻发布会。4月至5月，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14家新闻单位联合到学院来采访，并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学院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造就为国戍边、建功立业的合格人才的事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连续四次报道了学院的事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四篇介绍学院的通讯。10月份，中宣部、国家教委、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四大单位联合发文件推广学院的经验，在全国、全军高等院校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同年，我代表学院出席了第二届全军英模大会，并被选为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我想，1992年全军院校调整时，我院之所以能升为军级院校，除了因为雷达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的重要性提高的原因外，大概与我院前几年在全军院校中有较大的影响有关。

学院在这些年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基于以往各届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更是缘于全院教职员工的共同辛勤努力。特别是我们党委班子里的全体同志，心齐风正，拧成一股绳，共同努力的结果。

俗话说：“好汉不谈当年勇”。退休16年多，再来谈这些事，自有“王婆卖瓜”之嫌。但回想这些年的成长过程，回想我们年轻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现在，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我们并非碌碌无为，我们这一生，为祖国、为人民尽了力了。”

我们这批人大多已迈入“80后”，都已经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回顾62年前，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想当初，我们投笔从戎，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大学校中来。这个经历无论是谁，都是人生中的一个“闪光点”。尽管已经过去了60多年，每当回忆起那段历史，还是会让我们热血沸腾，心头久久不能平静。尽管每一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对当初我们的选择都是无怨无悔的。

我退休后的生活，仍然是“平淡和简单”的，我始终抱着一颗“感恩和满足”的心情来看待我这60年和度过我的余生。因为，我觉得我入伍时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的一切知识、才能都是党、军队和各级领导培养教育的结果。对此，我非常感恩。对给予我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待遇，我非常满足。俗话说“知足常乐”，我非常“知足”，所以也能“常乐”。“在感恩和满足的心情中知足常乐”，这就是我退休生活的“座右铭”。我愿在“知足常乐”中享受人生，“平淡和简单”地度过余生。

(原标题：[连载]《悠悠蓝天情》 王士俊：我平淡而简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