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1381199581000 来源: 东方早报 0人参与

谢忠强

上海作为近代以来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全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及其他各地区的支援和帮助;另一方面,上海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为全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是解放后新生人民政权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为应对困难局面而做出的旨在兼顾局部与整体的战略举措。在全国支援上海发展的基础上,上海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支援全国的发展。

上海财经会议与上海支援

全国的角色定位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会决定,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同时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不断胜利,一方面因为敌对势力的武装封锁,一方面因为全国城乡之间的交通还不顺畅,造成物资供应不足,尤其是人民解放大军要挺进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这对全国的财政统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加强全国财政经济的统筹领导同时解决暂时的财政困难,1949年春决定由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着手组织可以担负统筹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中央财经委员会组建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克服如上海等大城市的困难局面。解放之初,上海地区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都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旧政权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资本外逃致使国库空虚,工商停歇,物价飙涨,百姓生活物资严重不足。而当时解放全国的斗争正在不断前进,需要大量的后勤补给。所有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全国财经工作困难空前。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为了形成解决上海及全国财经困难的一致意见,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上海财经会议于1949年7月22日正式开幕。大会进程先由全国各地解放区和上海方面汇总各自的财经现状,后由全体参会人员按财政、贸易、金融、综合分类4个小组展开主题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名为《关于若干问题的共同意见》的决议文件。1949年8月8日,陈云同志在此前大会讨论和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大会作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困难》的报告。1949年8月15日,在大会的闭幕式上,陈云同志又以《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为题,对大会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上海财经会议虽然持续时间不足一月,但经过认真讨论,形成了应对当时上海及全国财经困境的一系列办法。而且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同志在协调上海与全国财经关系基础上所提出的“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号召,为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良性开展定下了历史基调。为了稳住上海的形势,同时也希望上海在稳定后可以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央提出既要着眼当时的困难局面之解决,又要着眼全国经济后续之发展,从而号召加强上海与全国的经济互助与协作。

陈云同志分析,从克服解放初期的困难而言,集全国之力重点解决上海的困难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全国的困难,毕竟上海的生产恢复和经济稳定,可以更好地发挥上海支援全国的作用。“首先是物价稳定,物资供应有保证,居民对人民币信用大为提高,从而人民币很快占领了上海大城市,并向新解放区城市流通,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通用货币。随之,中央可以根据新区的扩大和急剧增加的军需民用以及恢复生产的需要,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也在这次会议期间,为了减缓人民币过量发行引起通货膨胀,经中央批准,征得上海工商界同意,决定发行国家公债,使每月发行公债券相当于每月人民币发行数的半数,定期三年还本。其二,上海工商业的顺利恢复和发展,五金交电商品的增产和各种驰名全国的名牌日用工业品的大量生产,以及向全国各地的推销,帮助了内地和新区的建设,解决了城乡居民的需求。由于上海商品畅销,经营有利,国家财政税收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当时计算,上海一个市的工商税收相当于五个天津市的税收。其三,上海是全中国经济中心,也是人才荟萃的地区,特别是现代科技人才及先进工商业的管理人才,是国家一笔宝贵财富。”(作者注:李海、李惠贤、成丽英主编:《统一财经为新中国奠基立业:记全国解放前后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7页。)

就全国经济后续发展而言,也要充分发挥上海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全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工业资产约占全国的40%,职工约占全国的43%,工业年总产值约占全国的50%,成为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49年,“上海工业企业有2.03万个(不包括个体手工业户),职工53万多人,工业固定资产27亿元,工业总产值35.06亿元(按现在的人民币计算),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作者注:陈沂:《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

只有充分发挥上海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作用,才能在克服暂时困难之后,使得全国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而且,后续历史发展进程也表明,上海在全国支援下克服解放初的困难局面并获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海支援全国的全面开展

在上海的暂时困难得到克服以后,上海也在不同时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承担着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的任务,所输出的大量工业制品,几乎深入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大城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一五’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地工业发展。”(作者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作用引起了中央对于沿海工业的重视,上海的发展也获得了历史转机。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分析认为:上海工业设备利用率较低,大部分设备的利用率不到80%;上海有3万多名技术人员、32万名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技术水平较高,仿制能力较强;各工业部门工种较齐全、协作较方便;全市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生产力将得到更大发挥;有不少高等学校、科技研究机构,有利于提高生产技术、发展新产品等。因此,上海具备充分利用工业潜力的有利条件。再加上上海交通运输方便、市政设施有一定基础,如进行适当改、扩建,可以收到投资少、效果大、速度快的效果。经过研究,提出了“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1956年,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以后,不仅扭转了1954-1955年生产下降,和前三年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国的局面,而且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了‘一五’规定的目标。这一计划方针的实施,也成为上海以后较长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五”时期,上海继续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支援全国工农业建设和出口援外,主要是:

(1)支援全国建设和市场需要。五年内,全市工业商品产值562亿元,其中调出约440亿元,占80%。其中:生产资料调出220亿元,占生产量90%;生活资料调出220亿元,占生产量70%。主要工业产品调出量,以“二五”与“一五”相比较:钢材增长2.9倍,电站汽轮发电机增长8.3倍,交流电动机增长8倍,机床增长86%,汽车外胎增长2.8倍,自行车增长1.5倍,缝纫机增长2.1倍等。

(2)向全国输送大量劳动力和一批技术力量。五年内,上海动员和组织支援外地工农业建设的劳动力约150万人。其中:支援农业生产110万人,支援外地建设40万人,包括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4.5万人。同期,代外地培训18万名初级技术工人。支援外地工业企业282户。其中:重工业104户、轻工业178户,随厂迁出职工1.7万余人。

(3)支援国防军工建设。五年内,为国防工业提供新型材料1956项,其中:化工材料86项,金属材料1810项,元素60种;为“0”字军工单位提供专用非标准设备2039项、9.73万台件。

(4)支援出口援外。五年内,上海口岸出口总值约100亿元以上,比“一五”的58.8亿元增长70%。通过出口,为国家换回31亿美元外汇,比“一五”增长77.8%。同时,完成援外筹建项目16个,提供各种机械设备1万多吨,包括越南、朝鲜等16个国家。

(5)为全国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五年内,为国家积累资金430亿元,其中:上缴中央369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40%左右。(作者注: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上海计划志·二五计划执行结果》)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上海继续支援全国建设,其中尤以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为典型代表。上海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具有科技和人才的优势,在三线建设中上海市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既参加了大三线建设,又进行了小三线建设。上海市的三线建设历时20多年,所涉及行业门类较多,客观上为整个国防建设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

上海服务全国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体制语境消失,但上海服务全国的脚步没有停止。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内联协作”、“对口支援”还是在全国救灾过程中的无私援助,都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趋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上海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为促进地区间经济技术交流服务的指导方针,上海同全国各地加强了横向经济联合。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新的经济环境,根据1980年7月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精神,上海开始探索同兄弟省、市发展横向经济联合。1982年5月,市政府决定撤销市计委协作办公室,成立市政府协作办公室。1983年4月,市长汪道涵在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内经济联合。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各地区之间要互相开放,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当年,市政府先后批转《关于兄弟地区来本市开店办厂的暂行办法》、《关于本市企业同兄弟地区企业经济技术合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该提纲提出:对内联合,上海要按三个空间层次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第一层次是上海经济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的紧密联合;第二层次是长江流域包括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经济联合;第三层次是与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开展内联,应当本着“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采用经济办法,有计划地帮助各地发展生产,联合开发资源,组织交通运输,进行商品交换,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作者注:《上海市人民政府志·内联协作》,上海市地方办公室网站资料。)在《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精神的指导下,1986年之后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内联协作发展更为迅速,从而为全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除了加强内联协作帮助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外,上海市还对一些需要重点扶持的地区进行了“对口支援”,其中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先后对于三峡工程移民及西藏、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就颇具代表性。

揆诸史实,以“内联协作”和“对口支援”为例,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上海自身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上海服务全国建设的历史实践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呈现出了诸多新特征。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运城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上海市教委2013-2014年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资助项目《建国后上海支援全国研究—以人力、财物和技术的输出为中心》系列成果之一。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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