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 余启元：空军机关工作的片段记忆

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空军机关工作的片段记忆

余启元

我1950年从华东军大调至空军，一直到1980年调离空军，去总政治部工作，在空军工作30年。我的最美好青春年华是在空军度过的。这是一段充满激情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在参加这支现代化军种的建设中，我亲身经历了人民空军从严治军、高标准严要求，所形成的优良作风的过程；见证了刘亚楼等老一辈空军领导将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空军实际相结合，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目睹了广大官兵，不辱使命，不畏艰难，开拓进取，所付出的心血和牺牲。这些岁月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愈久弥坚。现将一些片段辑录起来，以表达我对人民空军割舍不去的深情和崇高的敬意。

参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撰写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宣告成立。它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历史的一页。

其实在此之前，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得紧张、激烈、如火如荼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就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运筹帷幄。

根据历史记载，1949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的指示中便指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成立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当年4月，即指派刘亚楼同志负责空军的组建工作。

这年7月，毛主席写信给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必须准备攻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

7月31日，毛主席当面向刘亚楼同志指出，我们解放军解放大陆以后，还要解放台湾，要保卫祖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今后面临的作战对象，除蒋介石之外，还有美帝国主义……我们单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没有空军和海军，我们的国防是不能巩固的。

这年的10月25日，中央军委便正式任命刘亚楼同志为空军司令员。

1950年4月，毛主席为《人民空军》杂志创刊题词：“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一支新的军种的创建，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千头万绪，而最最根本的是要有大批的空、地勤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人，从哪里来？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和具体指挥下，命令从各野战部队抽调了一大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基层战斗骨干，以及一批优秀的中层领导干部。陆军部队给予了大力支援。因此，空军组建初期的人员，除少量技术骨干外，大多数来自陆军，同时，解放军大举南下，吸收了大批新参军的青年学生，此外，还有一部分留用的国民党空军的航空技术人员。很快，空军的组建铺开了摊子。

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作风。怎样把各种人员的思想统一起来，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空军，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在人民空军创建之初，要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这不仅关系到人民空军的迅速成长，而且是人民空军长远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基础工程。

刘亚楼司令员及当时空军的其他领导同志，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得出了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结论，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其实，这也正是中央军委关注人民空军创建和发展的核心问题。

遵照总部的要求，刘亚楼司令员指示当时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鸿同志就“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命题，撰写一篇专论。他强调了论述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鲜明指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不仅仅是因为空军的组织机构、框架、空军部队的主力来自陆军，是空军建设中依靠的核心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民空军是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陆军的建军思想原则、宗旨、任务、目的、指导思想、行为准则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形成的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根本，所以它也应该是人民空军建设的必由之路，新建立起来的人民空军，它不可能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为了说明陆军同空军的关系，刘亚楼司令员曾经打了一个比喻，说“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这是一个非常通俗而形象的比喻，然而它深刻地说明了空军同陆军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说法，当时在空军上下，流传较为广泛，使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尽管空军是一个技术军种，但不管你是任何军种、兵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为自己是特种兵，强调特殊，而忘掉军队的本质，尾巴翘上天，骄傲自大起来。

当然，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技术军种，它所执行的具体任务、作战环境、条件与陆军有所不同，武器装备也不一样，然而它的战术原则、战斗作风、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保卫国防、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完完全全是一样的。

司令员向朱鸿部长讲述这些思想观点的时候，我一直在场聆听他的教诲。

朱鸿部长领受了任务，秉承刘亚楼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做了认真的思考和准备，设想了这篇文章的提纲和结构。他把我叫去当他的下手。我太高兴了，作为一个参军不久的小干事，参与这样高层领导的大作，真的是喜出望外，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把这当作是对我的培养和锻炼，实际上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部长一边思考，一边口述，我做记录，再做整理和文字修饰；部长反复推敲，细心琢磨，我也百倍努力，仔细揣摩其中的精髓。部长尽最大努力把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在文稿中。文章完稿之后，经司令员审核修改、上报。不久，文章刊登于总政出版的《八一杂志》上。

我记得还拿到一笔稿费，也分给了我一部分，大概比我一个月的大灶伙食费还多。

这虽然只是一篇文章，但我在参加记录、整理的过程中，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它使我对人民空军本质的认识，从“盲目状态”上升到自觉的理性认识，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我在空军工作30年，始终没有忘记刘亚楼司令员的教导，即使我后来离开空军，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在我思想深处对空军仍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陆军、空军血脉相连。

不久前，我去探望年已96岁高龄的老部长，谈到这个问题时，据他回忆，文章发表后，毛主席见到刘亚楼同志时，还曾经表示赞赏。

奉命安排女飞行员接受英国记者采访

1952年，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展翅飞翔蓝天，接受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群众检阅。这条新闻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它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伟大创举。国人为之骄傲，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也夹杂着某些不同的声音，来自西方的一些人士甚至提出疑问：“这是真的吗？”

女人开飞机，在世界范围内本来就是少有的事情，而年轻的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就能够把男人做的事情，让刚刚获得解放翻身的女人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它极大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一天，空政宣传部接到上级机关的通知，一位英国女记者（专栏作家）要求来采访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由于事关国际影响，外交部要求做好充分准备。部领导把这项任务直接交给了我。

我心情比较紧张，感到压力很大。周总理曾说过，外交工作无小事。我是一个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而且是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部领导要我先拿出一个方案来。我四处向人打听，找一些老同志帮我出主意。其实，在我周围的同志基本上都没有这些方面的经历，哪有什么经验可谈？我反复考虑，而后向领导提出了几点想法：一是我需要了解来访记者的政治背景，她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友好还是不友好；二是我需要有关部门给我讲一些外事工作的礼仪、规则、程序和经验；三是我需要亲自到女飞行员所在单位挑选合适的采访对象；四是在了解以上情况的基础上拟出一份采访时回答问题的提纲，设想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每个问题几种不同的答案。

领导认为我想到的问题还比较周到，便要求我尽快动手。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上级领导机关请外交部提供来访记者的背景材料和基本政治态度。第二，据了解，当时我们国家一般性的外事交往都通过国际旅行社承办，我便到他们那里当面请教。很巧，这项任务的接待工作归他们负责。一位翻译很认真地向我介绍了许多常识和注意事项，包括礼节、着装、仪表、举止等。第三项工作，是我自己到了女飞行员所在单位，拿出“尚方宝剑”（领导批示），告诉他们我的任务。单位的同志非常重视，也感到很光荣，给我介绍了大致的情况，然后我对所有女飞行员都一个个做了考察，包括她们的职务、技术水平、形象、性格、仪表、气质、文化程度、家庭、本人恋爱婚姻情况、语言表达能力等。经过考察了解，总的说都不错，但从各方面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我挑选了一位飞行中队长，她名叫伍竹迪。不足的是这个同志有点粗线条，不太注重仪表。应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提醒她稍加注意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也征求了她本人的意见。她毫无顾虑很干脆地告诉我：听从组织安排。

我回来向领导作了汇报，又把她接到机关来，请空军领导考核定夺。领导接见后都认为适当，表示满意。见她穿的军装有些陈旧，还特地为她领了一套新军装。

此后，我便开始拟定采访问答提纲。这是我最费脑子的事，真是挖空心思设想记者可能提到的各种问题，草拟了一大本，经领导审定后，再把女飞行员找来，让她熟悉、准备，并告诉她在大致的范围内，也可以自由发挥。这个提纲也交给翻译一份。待一切准备就绪，便报告了外交部。

采访是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的，我陪同前往，但不与该记者见面。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女飞行员见到我时，显得很轻松，说她们交谈的话题，完全在我们准备的范围之内。负责接待的翻译告诉我，工作进展顺利，说“你们准备得真好”！后来从外交部传来的信息说，记者回英国后即发表了一篇专访，并感谢中方的接待和安排。外交部比较满意，我的上级领导也表扬了我工作做得不错。

伍竹迪同志成了新中国女飞行员中第一个见诸外国报刊的新闻人物。这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一生接触的涉外工作有四次，这是第一次，尽管有相当的难度，但还是得到满意的结果。实践的过程，使我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

“三条过磅”

“三条过磅”这几个简单文字的组合，令人费解，不知所云。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空军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不仅是尽人皆知，而且印象深刻，刻骨铭心。

所谓“三条”，这是空军领导提出的衡量机关干部才能的三条标准，或者说是基本要求，即：会写文章；会办事情；会出点子（出谋划策）。

所谓“过磅”，就是要求每个同志用三条标准量一量，称一称自己到底够不够标准。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它的历史背景。空军的创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形势、任务的迫切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再强调要加快空军的建设步伐。为此，空军领导倾注全力，调集人员，筹备航校，组建部队，抓紧训练。果然，在较短时间内，使人民空军打下了基础，走出了路子，摸出了经验，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一定规模，甚至成为一支能够投入战斗的力量。

1950年，抗美援朝，年轻的人民空军便开始参战，而后在解放一江山岛和国土防空的作战中，空军部队在实战中成长起来了。

这些充分表明，领导狠抓部队建设，已有相当成效，而回过头来，审视机关建设，职能水平、工作质量、效率以及作风等，与部队建设的需要，明显不相适应。有的干部把部队送来的请示、报告或电话记录稿，不经研究，往领导面前一送，就等领导批示，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见；对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指示，如何具体贯彻落实，根本不加考虑，只是照抄照转。有的干部忙忙碌碌，事务主义，忙不到点子上，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有的部门、有的干部搞出的文件、材料质量不高，文通理不通，缺乏指导性、政策性，使部队难以遵循，甚至文字蹩脚，出不了机关的门。有的同志办事不得力、不动脑子，不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领导，一级报一级，一直报到空军领导那里，普遍地存在依赖性。

一个高级指挥机关，长此下去，怎么得了？怎么去统率指挥部队？刘亚楼司令员明确指出，空军领导机关，是高级指挥机构，它要求所有干部都必须有实际工作经验，有独立工作能力，能独立思考，独当一面工作，有主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能精通本部门的业务，对情况的了解，部门业务的规律，认知程度，甚至要超过领导，不能满足于一般化。他把这个问题提到空军党委会上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必须对机关建设下大力，普遍地进行一次考核、整顿。随即提出了考核整顿的内容，这就是此文的标题所说的“三条过磅”。

当时空军领导机关号称有十大部，除司、政、后之外，还有工程部、训练部、军校部、高炮指挥部、雷达兵部、第二高炮（导弹）指挥部、直属政治部，在这次考核中均不例外。

有的同志说，要求大家都会写文章，是不是苛刻了点。刘司令员专门就此作了解释，他说空军领导机关这样一级机构，它不是基层连队，可以面对面指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必须靠文字、电报等传达上级指示，指导工作，因此，在这一级机关工作的同志，会点文字工作，这是基本要求。

“三条过磅”的具体做法，那不是开个会，每个人说一说，大家议一议就算了事。而是要求每个人按这三条，把自己到机关以后，所写的文字材料统统拿出来，让大家评论，究竟写得好不好？办过的事、处理的问题摆出来说一说，办的结果如何，妥当不妥当，反映怎么样？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是否被采纳，效果如何？这不是走过场，是硬碰硬，货真价实，要用事实说话。大家翻箱倒柜，认真思考、检查，互相对比、找差距，部、处、科长，参谋、干事、助理，人人过关。真是一次普遍的自我教育。

这次“三条过磅”，对机关教育深刻，震动太大了，每个人从“过磅”的过程中对自己大体上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领导对自己的下属职能水平、基本状况、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了解；谁称职，谁不称职，大家都心知肚明。当然，多数同志还是顺利通过了考核，有的符合一条，有的符合两条，真正三条都符合的人是不多的，我记得我在宣传部是第一个通过三条过磅都合格的。

有的同志由于达不到三条的要求，心里不平静，压力很大；有的同志过去是凭某个领导的印象调进来的，现在要有真本事，当然比较困难了；有的过去浑浑噩噩混日子，随大流，现在感觉混不下去了；也有的同志工作勤勤恳恳，有热情，但是看到三条过磅的要求比较高，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

按照要求，凡是有一条够格的可以留下来，而这三条都不沾边的，要调出空军领导机关，安排其他工作。领导也反复强调，不够三条标准，并不是对哪个同志的全盘否定，而只是说明他不适于这样一级机关的工作，到另一个合适的岗位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同时，这“三条过磅”只是才能的考评，并不包括“德”的表现，因此，不应该成为包袱，而应该看作动力，鞭策自己，朝这个方面努力、弥补自己之不足。

通过这次“三条过磅”的考评，机关干部的积极性、上进心大大提高了；钻研业务的空气浓厚了。

更可喜的是，机关干部的“三条过磅”促进了机关各方面的工作，机关秩序、行政管理、环境卫生、办事作风都出现了新气象，高标准、严要求蔚然成风。空军的发展态势，在军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盛传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全军学空军，一时之间来空军大院参观的络绎不绝，军委领导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记得当时罗瑞卿总参谋长对空军雷厉风行的作风很赞赏，曾专门题词。小平同志也曾亲自到大院参观。中央和军委首长的鼓励、表扬，是对我们极大的鞭策，普遍觉得不能有丝毫懈怠，显示出一股蓬勃向上的姿态。

这是空军领导机关那个年代的一段往事，令人终生难忘。我就是在那个环境和条件下，经过严格的锻炼走过来的！

一件大喜事中的严厉批评

抗美援朝初期，刚刚诞生不久的人民空军就匆匆奔赴战场，参加战斗。1951年1月29日，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企图袭击安州车站和青川江桥。我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奉命带队起飞迎敌。他飞向战区，发现了敌机，勇敢地冲向敌机群，近距离开炮，当即击落敌机一架，随后又击伤一架，胜利返航。

一个只飞过几十小时的人民空军飞行员竟然能够击落历经“二战”不可一世的美国飞行员，这是何等重大的胜利啊？！

喜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万分喜悦。目睹人民空军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成长，用胜利的战果向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献上了一张合格的答卷，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他高兴、他兴奋，就在他兴高采烈的时候，一本刚刚出版的《人民空军》杂志送到了他的面前，他闪过一眼这本杂志，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高兴的劲头荡然无存。原来这本杂志是用的黑色封面，这同他刚才的兴奋和喜悦形成巨大的反差。他按捺不住不满的心情，立即偕同其他领导，急匆匆从他二楼的办公室快步下到一楼的杂志社办公室。

杂志社连主编在内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大家见空军首长面色凝重，一改平日那种和颜悦色，都很严肃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预感到有一场急风暴雨将至，大家唰的一下肃然起立，等待首长的指示。司令员随即高声问道，前方打了胜仗，空军的飞行员打下了敌机，你们知道吗？这是不是人民空军的大喜事？你们高兴不高兴？飞行员冒着生命的危险夺取了胜利，值不值得尊敬和祝贺啊？他把刚刚拿到手的《人民空军》杂志举起来问道，难道你们就这样来迎接和庆祝我们的大喜事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铿锵地甩在大家面前，然后又走到两位女编辑人员（吴文和陆玉龙同志）当面说，你们女同志是讲究漂亮、爱美的，你们说，办大喜事，穿这样的黑色衣服美吗？你们的杂志就用这“黑色的礼服”去庆祝喜事吗？

在场的同志都哑然失声，无言以对，大家心里都明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的确，黑色的杂志封面，很不相称，很不适当。

《杂志》社的领导朱鸿部长、司马达主编当即表示：“我们马上纠正。”司令员掉过头来，非常明确地指示，这本杂志停止发行，已经发出的立即追回，重新设计，然后再发。你们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在哪里？说完便转身而去。

事后，《人民空军》杂志社为弥补这一缺陷，即用红色彩印“号外”的形式，把胜利的喜讯传到各部队。广大官兵，尤其是飞行员受到巨大鼓舞，大大增强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战斗热情高涨，争先恐后，纷纷要求开赴前线与美帝国主义空军较量。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空战胜利的捷报频传，像王海、刘玉堤、张积慧、林虎、焦景文、孙生禄等英雄人物不断涌现。

《人民空军》杂志社的同志通过这件事，认真做了检查，一致感到教训很深，尽管这是工作上的问题，但充分暴露出作为一个政工干部，特别是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性严重不足。

刘司令员对杂志社批评时，我在办公室门口（和杂志社毗邻）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虽然同我没有什么关联，但也引起我的联想，如果我当时在杂志社工作，也不会把杂志的黑色封面同打胜仗、办喜事联系在一起，说明我在认识问题的高度、深度上也是很肤浅的。

司令员的批评很严厉，但入情入理，实事求是；批评很尖锐，但不伤人，让你受到震动，永不忘记；他的批评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由小见大，讲道理；他既是纠正错误，同时又教你在高级机关工作要看得远、想得深。这是我在机关上的又一堂生动而实际的政治课。

空军大院逸事

空军的大院秩序在20世纪60年代是有名的，这是严格管理的结果，领导敢碰硬，首先从干部严起，而且严之有情，重在教育养成。

从严而治

事情发生在60年代初。有一位青年学生，经过门岗哨位，因为没有出示证件，受到阻拦。这位青年学生年轻气盛，因为受阻，觉得没有面子，而恼羞成怒，态度相当蛮横，并且气势汹汹地挥手打了门卫一个耳光。这一野蛮行径受到警卫人员的纠察，当即把他扣留了。

经查，这位年轻学生是大院某部一位领导的孩子——“将军之子”，自恃身份特殊，没有把警卫战士放在眼里。

事情发生之后，立即在大院传开了，也很快反映到空军首长那里。以严著称的空军领导为了维护纪律，维护作风，维护公正，作出了严厉惩处的决定，言出而法随。

第一，责成孩子的父母亲自到警卫连向被侮辱的战士赔礼道歉；

第二，孩子的父亲，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应在本人所在单位的干部大会上检讨自己教子无方，对孩子管教不力的错误；

第三，这位将军之子要在大院召开的中学生的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第四，由领导机关派人到当年大专院校招生办，向那里的负责同志反映该生的顽劣行为和品德不佳的表现。

事件的处理后来传达到大院各部门，做到家喻户晓。此外，还通告各单位，谁家的孩子表现不好，且屡教不改，家长也无能为力的，可以明确提出，由组织上帮助解决。

空军大院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作风的养成，同这类典型事例的严肃处理有直接的关系。它教育了所有的人，包括家属、孩子，都要讲文明、懂礼貌、守规矩，有良好的作风，任何人都不允许有什么特权，都是普通一员，无一例外。

这之后，大院的风气有了很大进步。有例为证：当时大院有一个临时的礼堂（营建饭堂），坐落在宿舍区内，每逢开会的时候，需要保持安静，所以过往的人员，都主动绕道，不在那周边穿行，也没有人在那里喧哗打闹。

情暖人心

大院的通道两边，都种有果树，既美化了环境，也可以美食，考虑到果树的果实在成熟期，会遭到孩子们攀摘。领导上早早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这些果树由大院警卫人员负责管理；二是所有的人都只有维护之责，不允许任意攀摘，即使是掉在地上的果实，也应由分工负责的警卫人员去收捡。

后来，果实成熟了，领导让工作人员统一收集一起，然后，一家一户分送到有孩子的家庭。一些同志诧异地问道，这是哪儿发的，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告诉说，这不是买的，是大家平时对大院果树爱护的结果，现在收获了，让大家分享。听到这样的回答，禁不住引起人们的深思，想当初，宣布规定时，有些人还不以为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然而今天，却深深感到领导上的良苦用心，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在吃到水果的同时，想到也有他们的一份爱心，无形中受到了一次生动而现实的社会公德的思想教育，懂得大院的一草一木都是大家的共同财富，需要大家共同去灌溉和呵护。

(原标题：[连载]《悠悠蓝天情》 余启元：空军机关工作的片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