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根据法律规定，除了你的辩护人为你辩护外，你还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你现在可以自行发表你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我总的感觉公诉人刚才发表的意见继续重复了他在质证阶段的意见，基本都是老话。而且他的指控是非常勉强的，在质证阶段，大家相互交流，实际上很多问题都已经讲清楚了。我认为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很辛苦地找了大量证据，组成了90卷，我尊重他们的工作，这确实是重大复杂案件，但这90卷到底有多少和我有关？在法庭上我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希望公诉人不要把我在法庭上讲我的意见当作是恶劣的行为。当作是翻供。我国法律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设置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特别是检法的互相制约的机制，还包括辩护人，就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如果只听检察机关的一面之辞，会导致冤假错案大量发生。
审判长：被告人，本庭提醒一下，就此你所发表的意见既是我国的法律规定，也是目前的现实，需要紧紧围绕本案发表意见。
被告人：好的。我只是按照中国法律进行解释，我是按法律办的。下面我就简单地对公诉人的意见做一些回应。涉及唐肖林三次给我送钱的事情，这是编出来的，这里有几个基本事实。第一，从唐肖林的笔录中可以看到他投机倒卖房产和汽车指标，这种事情他从未对我说过，我会不会莫名其妙地收他十几万却从不问来源？我会不会十几年前就和他一起投机倒卖房产和汽车指标，并从中获利，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第二，我过去签过的笔录和自书是违心之作，三次收钱的时间、地点、钱数、币种、面额，以及钱的走向，唐肖林都是抄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如实陈述？再有，我当商务部部长后，唐肖林送了5万元人民币，我当时为表示态度，为了配合，为了取得组织的谅解，我写了这段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说的三次钱根本不存在。我们共用的保险柜里面人民币并不只有那5万，至少有几十万。笔录中也清楚说明我并没给谷开来提过这个事，谷开来也并不知道我收了这5万元，那她怎么能够确定从我们共用的保险柜里拿走的5万元就是我收唐肖林的那5万元？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审判长：被告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这部分的质证，包括在庭前会议中你和辩护人已经充分发表了意见，本庭决定庭后对这个事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现在就相关的事实陈述你的辩论意见。
被告人：谢谢。类似作假的情节，我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但公诉人仍非常顽强的坚持，还说排除了合理怀疑，这种说法有点主观武断，包括美元也是如此。再有，说唐肖林送给我5万元，还有8万美元、5万美元，开来和唐肖林都有证词。对此我想讲两点：唐肖林十几年前就弄虚作假，倒买倒卖，他的话他的证言在今天是不是就能够被法庭轻易的采信，他把钱从帐上调出来以后怎么能确认是给了我而不是他自己贪掉，谷开来当时已经存了几千万，我不知道，这是检察卷宗告诉我的，她自己存了几千万元而要到共用的保险柜里每次取的干干净净，这不符合常理。再有，我对唐肖林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我认为理所当然，那是大连的窗口单位，建大连大厦，所有的证词都不能证明我知道唐肖林是倒卖房产，怎么能说我为唐肖林谋利呢？作为市长，要在深圳搞一个大连的窗口，建一个大连大厦，我顶多是被他们蒙蔽了，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和唐肖林是在倒卖房产，这个推断是完全不成立。再有汽车指标，他作为大连的一个派出机构，深圳是改革的前沿，我为大连驻深圳办事机构搞一些汽车指标这个东西何罪之有，而且大连大厦汽车指标怎么能与我收唐肖林的钱相挂钩。第二，徐明他和我谈过什么话，实际上我那天的问题已经问过他，有过没有和我有什么认真地交谈，没有。他自己知道在我眼前是什么层次的人。他与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我是什么身份？商务部长。徐明是什么身份？他跟我搭话的机会有多少，硬把徐明当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这种逻辑和分析不合常理。当然他与开来是朋友，我回家有时候碰到他们这是常有的事情，但并不能意味着我把他当我的朋友。比他有水平的人，和我密切的人我能数出一百个来。所谓说我给徐明办的事我认为都是公事公办，都是为大连辽宁做的好事，发展是硬道理，讲个大实话，这个事情如果建起来，三十万吨的油码头，这对大连和对辽宁都是大喜事。在当时来看，如果建成的话，在全中国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企业，一个重大的调整，而且对调整辽宁的老工业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辽宁是重大的工业基地，但是到我接任省长的时候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有100万下岗职工，有这么一个项目难道不能考虑考虑吗，难道不应该推动推动吗？而且中国的沿海岸线有什么地方能够建一个30万的油码头？大连能找到一个建32吨油码头的地方，是大的转变，这个何乐而不为呢？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拿这个事情和贪污来说事，我认为实在是证据不足。再有，有两个指责我给徐明办的事，一个是大连足球，实德俱乐部，一个是足球型的广告，叫直升飞球。这两个成为我的罪名，我感觉很光荣。不管谁支撑起这个球队我都会支持，时光倒流十年，不管是谁挑头，把这个球队搞起来，我还会支持，这与贪污毫无关系。至于在大连搞一个直升飞球作一个广告我认为是顺理成章，而且在大连市政府对面的绿山的足球博物馆是我设计的，把和足球相关的事情都挂在我的罪名上，大连人买账吗？全国的球迷买账吗？我觉得这种联系非常荒唐。有人说徐明是我家的钱袋子，这个事情我现在要澄清，我对此全不知情，而且是确确实实不知情，而且徐明也好、开来也好、瓜瓜也好都没有和我提过徐明出钱的事情。他可能到家里来吃饭，徐明你们看他那个样子，也是生意场上的人，对我客客气气，见了面说说话，可以设想他好意思跟我说，省长我给你家报销机票了？省长我给你儿子又出钱了？他能这么说吗，最低水平的电视编剧也不会作出这种情节来。徐明前天我问了他三十个问题，几乎全部都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比如说我前天问徐明，大家可能还记得，你挣钱了吗？没有。你的足球队挣钱了吗？有品牌效应。你得直升飞球挣钱了吗？没有。你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品牌效应。你跟我向瓜瓜和开来提过跟我说过出钱的事吗？他说没有。你跟我说过瓜瓜的住宿、旅行等问题吗？没有。你给开来买贵重的东西给我说过吗？没有。我和你谈过我的政治前途吗？没有。我问了他许多的问题，他都说没有。
被告人：有什么理由说我和徐明有特殊关系。这种说法实在是不客观。过去的30年实实在在地讲，我水平不高，但我就是一架工作机器，没有功夫去过问那些鸡毛蒜皮、婆婆妈妈的小事，如果我整天对着机票、住宿费、旅行费这些事，我觉得大连搞不起来，商务部的谈判也没法进行，国家选拔我，不是因为我会算账，我不是搞报销机票的会计，还有，开来说我知道，还事前事后多次对我说过，开来有这个证词。但实际上，开来和我的家庭生活是什么状态呢？其实，2000年到2007年她一直是在国外的，回国时间很有限，直到2007年以后十七大开完了，我到了重庆市，要知道，重庆有十四个贫困县，是个小省，但我到任后，却把十四个县都跑遍了，这得需要多少精力和时间，然后我还很困难地回到重庆，迎来送往的，我已经很累了，我有多少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开来还见到我时就给我提什么报销机票的事，什么瓜瓜旅行的事，而且还事前事后每次都给我说，这符合情理吗？我认为检察机关对我的起诉实际上是非常片面地、武断地、主观地，且也不问这些人的人品，都无条件地采信了这些不利于我的证言，然后整在一块，说是我不可推翻的证明，我认为，这显然不符合我国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要求。刚才公诉人还说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我也提醒了你们不要误导法庭，对于开来说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小事都给我谈，试想开来她是不是一个知识女性？她还希望不希望我对她还有感情、还爱她？而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她还是个有文化的人，设想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都来和我谈这些小事，我是辽宁省长、商务部长啊，我会看的上那些吗？还有，开来曾是国际法学大师的得意门生，她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试想她愿意在我印象深处蒙上一个家庭妇女的印象吗？还有，说开来有证言徐明给瓜瓜花钱，说什么瓜瓜是薄家第三代最有出息的等等，如果开来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你们想一下，瓜瓜又跟人要名表、又要豪车、又要国际旅游，又找一大部分同学来开销，还信用卡超额消费，我会喜欢这样的儿子？谷开来当时是千方百计在我面前，让我感受到薄瓜瓜行，薄望知不行，反过来再说，这还是我们薄家的家风吗？我可以给大家讲，我现在穿的夹克，我柜子里放的西服，还是大连新金县（音）乡镇企业生产的，我本人对穿戴没什么兴趣，我现在穿的棉毛裤，还是我母亲60年代给我买回的。还有，说到尼斯的房产，检察机关费了很大的劲，我很佩服你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说来说去，所有尼斯房产跟我相关的证据是什么？其实就是十年前，我回家的时候偶然看到徐明和开来正在看幻灯，但我对此毫无印象。
被告人：徐明和谷开来的证言中，关于什么徐明出资，什么瓜瓜长大以后怎么样等等，这些主要情节，谷开来和徐明二人惊人地相似，但最后问薄熙来有什么反应？都说不上来了，徐明说薄熙来就是点了点头笑了笑，谷开来就说“他挺高兴，他支持我。”这话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呢？质证时我问徐明，既然你和开来这么亲密合作，后来谷开来在沈阳看幻灯之后，又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反应？“没说过。”这个事很凸头凸脑地冒出来，而且谷开来说图纸摊了一桌子，所以薄熙来知情。看图纸和摊了一桌子和我知情有关系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突然听了看幻灯的概念，就能说明我受贿吗？这种证据支持是不是太脆弱了？太牵强附会了？而且我说之后十年谷开来一直在瞒着我，她费尽心机、屡遭挫败，甚至怒气冲天，最后艇而走险。这十年有任何一个环节谷开来向我说过什么吗？和我商量过什么吗？请我帮过什么吗？所有的情节一概没有！这合理吗？真有什么困难她应该和我商量商量，她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我是她丈夫啊，我是知情人啊？有无数情节和机会。谷开来费这么大劲，为什么不找我商量？直至尼尔·伍德和德某某出现，她宁肯找王立军和徐明说，但就是对我守口如瓶，案卷中没有任何一点显示我知道这些事情。这不让人奇怪吗？我总应该比谷开来权力大一点吧？能力、办法多一点吧？如果我知情，她跟我商量商量我再改上几笔，再跟郭某某以某种方式通个信息，把握不是更大吗？但这个事没办成，多可惜啊？关于2004年，我问过徐明，2004年前后你觉得开来对你讲过，我有什么担忧吗？他说没有。你去找我之前，开来对你讲过什么意见吗？他说都没有。我实际上已经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做了提问，而且事实上你们现在把它作为攻守同盟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牵强。另外谷开来当时讲是在十年前她要把房子留给瓜瓜作产业，让他专心学习。实际上瓜瓜当年才15岁，还在上中学，谷开来至于这样吗？而且我确切地说，她如果这样讲，我会非常愤怒，这不是我们薄家的家风。我希望检察人员也不要侮辱我们的家风。
审判长：被告人注意措辞，不要使用这些措辞。
被告人：谢谢审判长，我接着说，徐、唐两个事情，公诉人提到这个问题，意思是说我过去写过自书写过笔录，我都承认，说我现在反复，所以你所有的供述都成立，所以我们可以一概定下来。我觉得这种逻辑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要求，公诉人翻来复去引用我的自书，是因为当时我心中燃有一个希望，希望保留党籍，保留我的政治生命。
审判长：这些意见在质证过程中你已经发表了，书记员也已记录在案，庭后核对笔录的时候，你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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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