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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四岁的我被“专政”

2013-08-15 02:43:05 来源: 青年时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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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经历过的政治考验,我也是一次都没有落下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我在四岁的时候就“有幸”成为“准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一夜“专政”。是的,成为专政对象的我,只有四岁。

罗卫东

我照着大字报识字

父亲中年得子,又是旧知识分子出身,在我很小时就教我识字和算数。三岁时我已经认得很多字了,方圆几十里颇有些知名度。模糊记得那时父母亲很乐意将我带到亲戚朋友家,让我背书写字,自然是引来一片啧啧称奇声。

我们家在村子里是小姓,父亲还有历史问题在身,本来在新中国的村子里就是被边缘化的。我出生以后,他觉得罗家总算有了点盼头,很明显,他把家族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但是,也因为我,整个家庭几乎陷入绝境。

四岁不到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上下都沐浴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氛围中。连我出生的小村庄也深深卷进了这场运动。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夺了权。

三三两两的红卫兵们身着黄绿军装,手臂上戴着大红的袖套,写着三个毛体大字“红卫兵”,神气活现地在村子逼仄的小弄堂里窜来窜去,敲锣打鼓呼口号。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闹腾了几个月。

当时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宛如梦境。老支书的三层瓦房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把整个屋子妆点成了纸盒子一般。大字报上的字大大小小、好好坏坏。因为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的着急之作,多是笔走龙蛇。我认惯了红宝书上的正宋体字,看大字报很吃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大字报已经风干皴裂很久以后,我似乎认得了不少上面写着的字,但对字句的意思则懵然无知。

被“专政”只因错别字

十几年后,我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才把这件事说给我听了。

原来,那天下午在我回家以后,一个红卫兵路过晒谷场,发现地上写着一条反动标语。硕大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中,“毛”字的下右钩写反了,有点像“手”字,“主”字顶部的点跑到了“王”下面。

毛字反写岂不就是反毛,主字颠倒岂不就是倒主。这可是一条罪大恶极的反动标语,警惕性极高的造反派急报公社的人武部和县公安局,他们连夜驻进村里要查个水落石出。

在将我带去前,村子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个个都被盘查过,没有一个与此事扯得上的。有人反映,历史反革命分子罗某的儿子一个人在晒谷场玩过,于是我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反革命嫌疑犯了。

在红卫兵们眼里,我有做这件事情的全部可能性。首先我会写字,其次我们家对新社会有保留意见,虽然在解放前夕父亲几乎败光家财,被划分为下中农,但是在有些造反派眼里,我们家的底子是很黑的。

记得在拘禁我的那个晚上,造反派没有动过我一个指头。实际上也不需要他们动粗,事实很清楚了,只是需要时间来决定如何处罚。

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处分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也许他也不知道。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套路,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成年人犯下类似错误,立即有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等着他。押送劳改是免不了的,倒霉的人会送了性命。

也许是我太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过于荒诞,也许是我母亲的人缘好,使得造反派也向公安局求了情,也许是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原因。

我是“革命”的“欣赏者”

革命,最初对于我这般大小的孩子自然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隔三差五可以看到斗争游戏的真人秀。铜锣一响就知道有好戏开场。秋天的一个夜里,外面一阵锣鼓声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兴奋异常,就要往外去看个究竟,母亲不让,但也拗不过我。

循着铜锣声和时隐时现的人声来到村寨中间水井边,看到雇农的儿子和几个平头小伙押着地主婆在“游街”。月光下隐约看见那地主婆一头乱发,身上的大襟衣服布扣子被扯掉了,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草草写着难看的几个大黑字,画上醒目的叉叉。

这地主婆手里还提着一个小面锣,边走边敲边喊,好像是陈述早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的丈夫和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由于惊恐和白天改造的劳累,走得哆哆嗦嗦的。身后的红卫兵小将不时地踹上一脚。

大约那时候的乡下穷得厉害,夜里游街连手电也没有,人们手上拿的都是粗壮的向日葵杆点燃的“火炬”。炬火映照下,年轻造反派的脸上激动得有点亢奋的表情让我至今不忘。有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夜间的游街着了迷,总是盼望着早早响起锣鼓声,生怕自己睡得太沉错过了精彩。

遭受一夜“专政”

秋收开始了,大人们都忙着上山掰苞谷。没有上学的孩子都像自由自在的小牲口,撒着欢到处乱跑。

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大队的晒谷场上玩,这小河边的晒谷场又大又平整。小孩子经常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在这里写写画画的。那时我也没有见过粉笔,就从溪滩上捡一些五颜六色的石子来当粉笔。有些红石头不过是被溪水冲刷磨合成鹅卵状的红砖头,用来写字再好没有了。我也常常这样写字,虽然人小,但极自信。捡到能写字的石头,必定随手画上几笔,写上几个字。

我其实不知道那天到底写了些什么字,反正,当天晚上就被带到了祠堂改建的大队屋。有几个我认识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问我下午是否去过晒谷场,以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有没有写字,写了什么字等等。

我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父亲一脸惶恐地站在旁边,不时回答别人的询问。记得问父亲的问题好像是什么时候教我认字,大约认得什么字,能写什么字之类的。

后来就是把我留下来了。父亲回家给我拿了几个玉米饼,权当我的口粮,他让我好好想想下午做的事情,向那几个问话的人说清楚。从那些人的严肃表情和父亲恐惧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肯定做什么坏事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坏事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离开母亲在队屋里一个人呆着。大概是在第二天的傍晚,他们让父亲把我领回到家里。

当天晚上,父亲让我面对家里厅屋的墙跪了整整一夜,上面贴着一张硕大的毛主席像。母亲几次起来想抱我回床上睡觉,都被父亲粗暴地阻止了。他们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大概我当时已经困得不行了,并不知道他们吵架时说了些什么。

父亲从未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我想这次犯的错误确实很大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后来,父母亲白天下地一定把我带在身边,夜里也不许我到村子里和小伙伴玩,不过仍旧在空闲时教我识字。

这件事情让我平生第一次知道革命斗争的恐怖。而此前,我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个革命的局外人和欣赏者,不仅不惧怕,甚至是喜欢革命的。那种宏大的集体行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慷慨激昂的批斗,像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游戏,那种氛围让人热血沸腾。

可是在标语事件之后,我学会从被革命者的立场去看这场革命了。我已经能够读出这些被当作“牛鬼蛇神”的专政对象嗦嗦发抖的身上的巨大恐惧和无奈。我知道了革命的残酷性。

两年后,我上小学,读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时,心里仍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netease 本文来源:青年时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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