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

2013-03-09 02:28:52 来源: 新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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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嘉宾】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1 中国有今天,得益于改革红利

  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两会前夕,你主编的《改革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一书出版,专门探讨“改革红利”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改革红利”?

  迟福林: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种说法,主要是突出改革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及其推动的社会发展,主要有三个源泉:一是源于市场的扩大与分工的深化,这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的,即“斯密增长”;二是源于创新,主要是指熊彼特所强调的,在科技、管理等创新中打破旧有的结构,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增长”;三是源于制度变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鲜明地表达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增长被称为“诺斯增长”。回顾我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无论是市场规模扩大式的“斯密增长”还是创新引领式的“熊彼特增长”,均得益于“诺斯增长”。而“诺斯增长”的核心,就是变革旧有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立起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新京报:为什么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首先让我们从消费这个新角度看,我国消费潜力释放与结构升级的空间巨大。到2020年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考虑到消费带来的投资需求,中国的内需规模至少有上百万亿的规模。如果能够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这个重要战略机遇,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而这个巨大的内需能否有效释放,又与改革密不可分,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新京报:为什么说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改革是红利产生的最主要源泉。“红利”主要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例如,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协调利益关系,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前面说的消费潜力就很难释放出来。再例如,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解决不好,户籍制度问题解决不好,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红利就很难释放出来。同样,我国市场化改革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蕴含巨大的红利,但如果投资体制与金融体制等改革长期难以突破,投资效率难以提高,红利同样无法释放出来。因此,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从现实情况看,能不能说:当前最大限度激发“改革红利”的条件已经成熟。

  迟福林:前不久,我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就改革形势提出了一个判断:“尽管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在多方面有重要进展。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面对下一步的改革攻坚寄予很大希望”。建议“尽快成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全面改革的组织和协调,把改革统筹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发挥改革协调机构作为中央、国务院领导推进改革的参谋、助手作用。从现实看,建立国家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或改革咨询机构,现实需求增大、各方共识增多。”

  与前几年相比,改革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都有着突出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利益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牵动和影响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关键在于牢牢抓住“机遇、潜力、红利”这六个字:通过改革的最大红利,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2 “传统红利”的式微与终结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传统红利”都有哪些?

  迟福林:“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新京报:在目前为止,这些“传统红利”是否还能持续?

  迟福林:对于这些“传统红利”,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其不断式微的发展趋势。

  首先看“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到2012年末,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联合国也曾经预测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人口学者预言说,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递减的拐点和趋势逐步出现。

  “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从近两年的数据看,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以说是负值,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次欧美市场的萎缩将不是短期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可低估。

  最后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虽然在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于扩大经济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增长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破坏的突出问题。这种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就是说,“传统红利”正在走向式微?

  迟福林:是的。近年来,尽管决策层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但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明显恶化,走向消费主导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社会预期。

  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个年头,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消费率为62.3%,当年消费贡献率为65.1%,到了2010年,消费率就下降到48.2%,消费贡献率下降到43.1%。虽然说2011年有所反弹,达到49.08%,但仍不稳定。

  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超过40%并持续攀升,2011年达到48.31%的高位,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新京报:这意味着“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

  迟福林: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突出的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模式。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为重要特征,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越来越多,“增长主义”倾向具有普遍性。

  实践表明,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市场需求,容易造成投资消费结构的扭曲,形成无效投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同GDP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和干部政绩观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划分不清、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形成不了有效的地方治理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3 “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是新的“红利源”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新的红利源都有哪些?

  迟福林:我认为最直接的红利源是“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关于“内需红利”,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而这需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础上的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就需要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采取综合性改革举措,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等。

  新京报:“城镇化红利”怎么理解?

  迟福林:关于“城镇化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如能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将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新京报:如何保证这些“红利源”能带来持续的红利?

  迟福林: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一些社会予以高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长期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例如,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决;一些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最突出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和“新36条”,出台后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新京报:“制度红利”该如何保障?

  迟福林: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进程。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使改革跑赢危机,才能真正抓住战略机遇。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netease 本文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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