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文学能使人生变得有趣(图)

2012-10-19 08:32:00 来源: 天津网-天津日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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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王安忆

  1954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著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长恨歌》《遍地枭雄》《天香》等;中篇小说《小鲍庄》《我爱比尔》《隐居的时代》《月色撩人》等。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遍地枭雄》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奖,2007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印象:活在个人化的小说世界中

  第一次见到王安忆,是在今年夏天的上海书展期间。她与香港的许鞍华、马家辉,台湾的张大春、朱天心、唐诺,大陆的阿城、张元、陈村等文化名人在不同场合谈论与文化有关的各种话题,精彩纷呈的观点、随机迸发的灵感,成为书展上的一大亮点。而在这些文化名人的眼中,王安忆和她的作品,是上海这座城市最典型的符号。这是对作家的最高肯定,但同时更是城市的幸运。

  9月12日,王安忆来到天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王安忆以“文学映射生活”为题再度谈到了作家与城市的关系。论坛结束后,王安忆和她的丈夫李章在天津逗留了两天,借这个机会,记者在采访的同时临时客串了他们的导游,也对这位大作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对于天津最初的印象,王安忆说她曾读过一篇关于天津港引水员的文章,所以,她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塘沽。但当日行程也确实紧张,我们没能找到引水员,只好带着他们匆匆看过了天津的大海,吃了刚刚打上来的鱼,在洋货市场买到了她喜爱的钢笔。这一天,已定居北京的天津诗人伊蕾专程赶回来见她的老朋友。她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好姐妹,有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在五大道上的“诗现场”空间,王安忆与天津的伊蕾、徐柏坚等诗人朋友们一起聊往事、聊诗歌和小说,虽然已奔波了一天,但劳顿仍难掩老友重逢的喜悦。

  王安忆的家庭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曾创作出《百合花》等新中国经典小说;父亲王啸平是著名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学艺术研究;丈夫李章则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编辑。

  而王安忆的文学地位同样是最为独特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她一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之一。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这样评价道:“她是最有持久力的作家,她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她一直跟着文学潮流走,从不落后。寻根文学兴盛时,她写出了《小鲍庄》。叙事小说露头,她写了《叔叔的故事》。当人们追求繁华上海旧梦,她以《长恨歌》尽领风骚。她每一部这样的作品,总是把该流派发挥得恰到好处,很少有人超过她,而且她很少重复自己,能快速干脆地把以前的风格甩掉。”

  台上与台下,王安忆给人的感觉并不一样。在被聚光灯照射的舞台上演讲、对谈,她是光鲜时尚的,也是严肃的。在生活中,王安忆也不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朴素的穿着和略显陈旧的背包,不小心泄露了她对待人生的淡定从容;她与丈夫妇唱夫随的默契,让你感觉到她家庭生活的悠然自得。她也不认为自己的书可以畅销,所以她的版税与众多新锐作家相比并不高,但这些是她所不在意的。她的丈夫李章还讲到一件趣事,就是他曾经想搜集王安忆的盗版书,每次在小书摊遇到都会买下来带回家。她也不觉得愤怒,只是觉得是件好玩的事。

  正是因为这种不急躁的态度,不久前广为流传的、她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才变得顺理成章。在人人追求成功的时代,文学也很难避免实用主义倾向,但王安忆仍可以活在个人化的小说世界中,就像她坚持用笔在纸上写作,不上网,不用电子邮箱这也许正是她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是一位作家对自我价值的认定。

  其实人可以茫然一点,青春可以虚度一下

  记者:不久前您在复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对毕业生提出不要总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益、不要急于加入竞争,引起了很多关注。

  王安忆:我到复旦以后,直到今年才第一次参加研究生院的毕业典礼,杨玉良校长把这个活儿交给中文系,让一个人文学科的导师来做这个发言。我想大学里是自由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说的这些,其实也是平时生活中的感触。现在学生找工作、实习,都忙得比老师还忙,他们学到的东西也希望很快运用到工作中去,每个人都非常焦虑。我希望学生能和现实保留一点距离,给心灵以空间。

  记者:作为一名专业作家,您为什么会选择去大学教书?

  王安忆:因为我从未读过大学,大学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1994年我在复旦大学讲过一学期课,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希望通过讲课,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个再思考的过程,同时寻找一种压力做总结和归纳。起先我担心这门选修课不会受欢迎,也许头两节课可能有学生,新鲜劲儿过去人就会越来越少,但后来看效果还不错。学期结束后,我将这些课的内容整理出来,出版了《心灵世界》这本书。

  记者:后来您就成了一名专职的中文系教授。

  王安忆:我也是刚刚被复旦大学“认养”,2004年正式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工资在学校拿。我们上海作协一直都有这个传统,主席是挂名的,也不强调行政化,最早是巴金先生,后来徐中玉也是高校的。我在学校工作,一礼拜去一次。现在我们教育要求增加专业型学科,减少研究型学科,可中文系偏偏都是研究型的,只有写作是可以作为专业型的。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设立了全国首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简称MFA,我是这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每年招收十几个学生。

  记者:关于您的这次演讲,您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如果不能投入到社会竞争,对他的前途会有影响?

  王安忆:我觉得大学并不是决定你成为谁,教育的目的就不应该是实用,越是高等教育越应该和实用无关,如果只是为了实用的话可以搞技术学校、专科学校。你说数学除了计算之外它怎么应用呢?理工科的很多科学都是这样的,应用性不是很强,但它为什么要存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现在有人说一个大学生去做卖肉之类的工作是浪费,我很不同意。无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他的工作同样是卖肉,但心情不一样,他和社会的关系不一样,享受这份工作的程度也不一样。

  记者:我觉得,您的想法和这个时代的普遍想法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王安忆:现在的学习也变质了,针对性太强。人好像不能有一点点茫然,一旦陷入茫然就觉得特别浪费时间,都太不肯虚度青春了。其实人是可以茫然一点的,青春是可以虚度一下的。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到大学里学习是为了受教育,在我看起来,受教育是一种乐趣。我也是把这个观点贯穿到我的教学中。学中文的女生多,我就跟他们讲,如果经济上可行的话,一个女孩子一辈子不需要工作,都可以在读书中度过。男孩子没办法,要养家糊口。读书在我看来不是一个手段,而是很有乐趣的事。但是我也承认,我这种观点有误导的可能。

  记者:但是您从年轻时就开始写作,至少在当时看来,写作这件事的目的还是很明确的。

  王安忆:在我年轻时,其实一切都是非常迷惘的。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在做准备。学校都停课了,受教育基本上不大可能。那时候真是很闲在,去农村后也很苦闷。但我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正是那种茫然的、完全不知道生活目标的状态,成为我后来走上作家之路的内心滋养。现在很多大学生,他们的青春不茫然,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从家长那里就规划得非常整齐,他们的青春也不肯犯一点点错误,其实成长就是在一次次犯错中累积起来的。

  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在想象的世界里实现蓝图

  记者: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您初出道时属于知青文学,后来成为海派作家,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

  王安忆:其实我的知青小说写得非常之少,给我归类是用身份来归的,只好把我分到知青去了。后来又是海派传人,这都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作家就由他们来定吧。但这两个归类还是能说得过去,从身份上讲是知青,我所在的地缘是海派。我小时候住在淮海中路后面的弄堂里,在我20岁那年,我家搬出了这幢房屋。多年以后,电影《长恨歌》竟然找到了这幢房子取景,王琦瑶所居住的平安里的家里那一弯楼梯,在我小时候最喜欢骑在它的扶手上滑下来。这大约就是城市和写作的关系。

  记者: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写作在您的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安忆:写作贯穿了我的整个生活。写作可以满足我许多想象,让我的生活变得有趣,让我在某种虚构的意义上参与了生活。但写作需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热情,它会很孤独很寂寥。对我来说文学有一个无用之用,就是使人生变得有趣一点。写作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在空白的纸上写下一行行的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写下去。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坚持到底它就会从悬虚中显现出来。

  记者:30多年来,您觉得写作这件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安忆:在我最初写作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似乎作家还是一个安静的职业,写作不像今天这样的社会化,需要和产业合作,需要和资本合作。当时的写作很自然,就像种地,慢慢种,运气好的话总会有人要。然后有读者去买你的书,他们也没有追星的想法,看看你的文字,看看你的小说,已经足够了。可是,到了今天的时代,忽然之间你要露面,你的形象变得很重要,那么多的图片,那么多人要看到你,听你说话,你要学会把说话变得非常幽默,让别人喜欢你。我是个不善于说话的人,我不太爱开玩笑,所以对我来说就比较困难。

  记者:今年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受到了很多关注,在您看来文学以及纯文学作家,和这个时代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安忆:在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里,文学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冷清的话题。其实不必沮丧,也许这才是它的真实性质。它总是避开外部的喧哗,在寂静的内心深藏着。令人担心的倒是文学的市场化,使得很多人对文学的标准产生了怀疑。很多年轻人看不清文学真正的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对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渐渐失去判断。真正严肃的作家应当有市场之外的、更高的标准。在这个时候,文学精神很重要,一座城市有没有文学大不一样,文学提升它的格调。相对来说,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搞电影的人比较强悍一点。我们的一些同伴,比如莫言、贾平凹,在他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不太喜欢劳动的人。比如莫言说过,他写麦子写得非常美,但是收麦子是非常残酷的事。作家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非常软弱,都不能参与到生活中去,只在自己想象的虚拟世界里来实现生活蓝图。

  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对我们那一代作家很扶植

  记者: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您母亲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后来了解到在文学史上她和孙犁是一起出现的。

  王安忆:我母亲的生活背景和孙犁很像,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到了上海,她是城市平民,从上海出去参加新四军,新四军进城后她也跟回来。我母亲写《百合花》的时候是青年作者,孙犁写《荷花淀》的时候已经成名了。新中国以后的战争文学当中,孙犁是写得非常抒情的,但是在整个战争文学中晋察冀比较多,占主流,红色经典好像都和晋察冀有关系,《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我母亲就稍微边缘一些,我母亲和孙犁、王愿坚一样,都是把战争年代写得比较抒情的作家。

  记者:您认为您写作的天赋是遗传吗?

  王安忆:我写作确实也不是天赋,天赋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对文学不是陌生的,你从小目睹一种虚构的生活,母亲会和她的同事、作家朋友谈谈创作,我会在旁边听到一点。母亲没有想要把我培养成作家。她曾希望我长大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治病救人。她还买过一架旧的手风琴,让我和姐姐在家里学拉手风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烦来。她们那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领域。但我小时候还是更喜欢文学,也开始写儿歌,写日记,经常参加儿歌写作比赛。姐姐安诺借到了不少外国小说,我俩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读完那些书。

  记者:正式走上文学路是在什么时候?

  王安忆:1970年我到淮北宿县农村插队,那年16岁。插队的地方非常苦,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驮,天黑了连油灯都没有。我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与主人家的五个儿女同住一屋。白天干一天农活,晚上回老乡家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了。那段时间开始给妈妈写信,除了写自己的思想、劳动外,更主要的是写农村的见闻。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而真正写出作品要看你理性的准备有多少。

  记者:文工团的那段经历对您的影响也很大吧?

  王安忆:后来想要回城,也是费了很多周折考入了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文工团那地方很少有单身的,都是急急忙忙地恋爱结婚。我也在文工团认识了我丈夫李章。文工团的生活好像是我这么多年的生活中,比较结实的一段,在文工团时发表过散文,也在写小说。后来我写的很多小说都和文工团有关,像《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都是文工团的背景,后面又专门写过一篇小说叫《文工团》。李章常说,我们那个文工团条件很差,但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李保田,一个叫王安忆。

  记者:您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吗?

  王安忆:《平原上》是我的第一篇小说,3000多字,我妈妈帮我送到《河北文艺》去发表,多少带有“后门”的性质。不久后又发表了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我是1978年调回上海的,刚回来在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

  记者:我看过资料,您的第一本小说集《雨,沙沙沙》是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王安忆:其实我们跟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关系还是蛮好的,百花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作家很扶植。最早的时候是他们的编辑高维晞来向我母亲约稿,那天我母亲不在,正好我在家,198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几篇小说。他问我,你的小说够不够出一本书的?那我就还像模像样地和他坐下来谈,我现在有多少字,我的计划是如何如何。他竟然很虚心地听,听完之后真的把这个当成一件事情。他回到天津后,看到我又发表了几篇小说,就给我母亲写信,说对我的小说集很有信心,后来就出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记者:听您讲这些往事,越发觉得现在的编辑不如以前下工夫了。

  王安忆:现在一个年轻人要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基本没可能,除非你先给出版社一个长篇。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当时好像我们这拨儿青年作家都出书了,出版社也需要很多资源,空间很大。那时候对文学来说真是很好的时代,编辑又很关心年轻人,编辑真的会教你,教你改稿子。其实我们说写作是不需要老师的,但其实还是需要老师,老师就是编辑。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方面是出版界普遍缺稿,我都觉得他们“饥不择食”,看到一篇稿子差不多就用,另外一方面编辑也没有这个习惯了。

  记者:您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有计划写新的长篇小说吗?


  王安忆:我现在除了每周去上一次课之外,每天要用半天时间写作,我从写《雨,沙沙沙》开始习惯了一种每天坐下来写作的生活,到现在写作还是用纸和笔,这个习惯很难改掉了。我曾经写得最快的时候一天写了一万字。最后写好后再自己敲入电脑。我也不上网,也不用邮箱,电子邮件都是我先生帮我收发。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我觉得没有任何娱乐可以代替阅读。我很喜爱看推理小说,最喜欢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我家卧室中有一书架的推理小说。我看这些书不光是看破案,主要是学习他们表现人性的方式。我写完《天香》以后,今年写了一个中篇,然后写点散文什么的,暂时没有写长篇的计划。

  作者:何玉新

netease 本文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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