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潜伏在日本宪兵队(组图)

2012-07-14 15:19:13 来源: 金羊网-羊城晚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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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过炸药的皮箱
那一年,我潜伏在日本宪兵队
装过炸药的皮箱
1945年徐笑奇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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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杭州,三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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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转业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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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徐笑奇与她的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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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徐笑奇(左一)与当年“400小组”的领导人丁公量(右一)及其他战友合影
2003年10月,徐笑奇(左一)与当年“400小组”的领导人丁公量(右一)及其他战友合影
口述
口述 徐笑奇 整理 曾琦琦

  崔永元制作的《我的抗战》,第十集《潜伏》,有一段就是讲述“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的事。讲述人丁公量,是“400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化名粟后。画面上出现了“400小组”5位成员的照片,其中唯一的那个女性,就是我啊。

  1944年初吧,抗战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搞到日寇的情报,配合援华美军在浙江东南沿海登陆……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

  我是“400小组”的成员,从来没有对人讲过那段经历,不敢讲,不想讲……

  今年,我89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400小组”的9位战友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再不讲,这段经历就随我而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呢?

  1到交通站那年我20岁,已经入党。我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1941年,宁波沦陷,日本宪兵队来了,进驻了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楼洋房。

  洋房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里面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地狱,人们都避得远远的。

  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特高课负责抓捕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也就是重庆方面的;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

  我潜伏的那段时间,思想课课长叫铃木政一,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外表像书生,不赌不嫖,眼光犀利,喜怒不形于色,变脸极快,前一秒钟朝你笑,转眼会置你于死地。

  魔窟,高智商的宪兵特务,我们怎么打得进去呢?

  这就是我以前压在心底里不敢讲的原因了“400小组”的同志,除了政治指导员乐群,都是被捕过的,后经领导指示,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

  我怎么被捕的呢?

  1943年底,鄞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古林区是一个游击区,地盘很大,是四明山根据地通往“三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日伪进犯四明山的必经之地,交通站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五里路。环境很复杂。上级反复考虑,决定由我接替陈洛宁,那年我20岁。

  我出身于富裕人家,1939年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我的级任先生叫黄容林,是个地下党员。

  黄先生发现我读书成绩很好,日文却考零分,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学敌国的文字。

  黄先生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特意让我帮他送信,几次考验后,他发展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交通员,多次为党组织传递文件。

  送信的事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黄先生觉得我不能再留在上海,请示上级后,决定送我去抗日根据地。在地下党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悄悄来到苏中海门,参加了新四军,并入了党。

  党叫我做交通站站长,我二话不说就去了。

  2当上秘密交通站站长,被捕。一问三不知。伪营长命令他手下的兵把我押送到他家里

  交通站在敌占区的包家岩村,按上级指示,我改名换姓叫包美英,在伪乡公所报上户口,领了良民证。我表面上是村里包荣庭家的人,暗中做秘密交通站站长。

  1944年初夏的一天,伪军突然包围了包家岩村,我被抓走了。有个密件来不及藏,我撕碎吃进肚子。伪军没有搜到任何与四明山根据地有关的东西。

  敌人审问我时,我听出他们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就一口咬定我是包荣庭家的亲戚。伪军拿我没有办法,就把我关了起来。但是我的口音与当地相差很远,长得细皮嫩肉的,不像农村姑娘,怎么才能打消敌人的怀疑?被关押后,我苦苦思索,伪军看管很严,我想逃但没办法。

  关了一个月吧,伪营长又来提审我了。我还是装傻一问三不知。伪营长命令他手下的兵把我押送到他家里。

  营长老婆见老公带回一个年轻姑娘,拉下脸气呼呼地说,怎么又弄回一个女人家?我一听就明白了,赶紧跑到她面前哀求道:太太,我是来走亲戚的,年纪轻轻的姑娘哪里敢当什么新四军啊,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啊,太太,您行行好,让长官放了我吧。

  营长太太当然知道老公肚子里的鬼主意,把他盯得死死的,不给他“作案”机会。我呢,拼命讨好营长太太,给她当使唤丫头,她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得她同情。

  在营长家混吃混住了一个月,那天我在门口看到在四明山的周青同志走过,趁机叫住他,把自己被捕的情况告诉他。过了几天,周青过来,要我跟他去宁波,另有任务。

  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脱险的,并非像后来一本“400反间谍小组”纪实书上描述那样,说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然后“400”组长朱人达亲自营救什么的。

  3我的任务,是与组长朱人达做假“夫妻”。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筵席

  从营长家出来后,我就化名徐国芬,加入了已打入日寇宪兵队的“400反间谍小组”,开始了我的一段潜伏生涯。

  “400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核心人员有9个,政治指导员乐群(女)代号400,组长401朱人达,组员:402周列平,403马鹤九,404王福舟,406徐国芬,就是我,407陈捷(女)、408张黎(女)。还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

  此外还有10名左右外围协助我们工作的人。除乐群作为上级与我们联络外,还有一位直接领导人是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粟后,大家用的都是化名。

  我的任务,是与组长朱人达做假“夫妻”。

  我不认识朱人达,他的来龙去脉我也不知道,秘密工作嘛,绝对不准多问一句。他的革命经历,抗战胜利后我们的身份公开了我才知道的。

  朱人达比我大十五六岁,老红军老党员,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因叛徒出卖被捕。日寇软硬兼施,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要他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朱人达灵机一动答应了,日寇故意放了他,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朱人达趁机与组织取得联系,请示怎么办。

  组织上研究之后,同意他乘机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担任“400小组”组长。

  我们在宁波伪方报纸上刊登了醒目的“朱人达徐国芬结婚启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筵席,假戏真做,热热闹闹。请了日寇宪兵队和警备队的头头,以及维持会、商会、其他密探等各方面的头头脑脑。我名正言顺地成了“密探朱人达”的太太。

  新房是租的,宁波南大街10号小楼房。楼上中间是会客室,左边是大房间,布置成新房,有大床,梳妆台,大衣柜等,这是朱人达的住处;右边一间小房间,有一张单人床和桌椅书架,对外称书房,实际是我的房间。

  楼下有客厅餐厅厨房,住着保姆和一个所谓的“听差”林永福,林永福是我们小组的外围工作人员。

  这幢小楼的房东叫徐章翠,60多岁的老太太,中国人。她有并排两栋小洋楼,一栋租给我们,另一栋其中一间租给了404王福舟,另外的她与儿子媳妇一大家子人住。

  4电视剧太浪漫了。我们像在刀尖上行走,谈不上男女感情,不会去想那种事。真的

  “400”的领导乐群,对外称她是我的表姐。

  乐群比我大四五岁,很漂亮,也是富家小姐。

  “表姐”一般晚上来。她一来,小组的同志都聚到我家,在楼上会客室打牌打麻将。我就在楼下堂前做针线望风。

  有一次“表姐”来传达任务,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突然来了,我马上热情招呼,楼上麻将声哗哗响起,他上楼看了看,转身到他干妈徐章翠那里去了。我吓出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朱人达出去了,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绣花,突然发现铃木政一全副武装悄悄走上楼。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低头装着绣花没有看到他。他看了看我,又到大房间转了一圈,下楼了。这个铃木,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鬼得很。

  哦,我晓得你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与朱人达同吃同住,真的就是假“夫妻”?没有感情?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翠平,时间长了便弄假成真了。

  朱人达是有妻子的,在四明山,也是老革命。他大张旗鼓与我“结婚”,铃木是起疑心的:你的娘子在四明山,现在在宁波另找一个结婚,万一四明山的娘子找到宁波来怎么办啊?

  朱人达笑答:我四明山的娘子知道我参加了“和平”,为你们做事,不会要我了。

  我与朱人达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男女感情。我们是在虎狼窝里啊,一言一行不能有半点闪失,哪怕一点点小小疏忽,掉脑袋的不是一个而是全体!电视剧里太浪漫了!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小心翼翼,按地下工作的纪律行事,不会去想那种事。真的。

  我与朱人达是假“夫妻”,不住在一个房间,听差林永福是知道的,时间长了,保姆也会发现,怎么办呢?

  这倒不是问题。那时的人做事情讲究规矩,保姆是佣人,东家的事不准多嘴多舌的。进进出出的人,她从来不过问,也不会过问。我是太太,不与她多讲话的。

  5我也营救过被捕同志。到了监狱,我见到张小萍就妹妹长妹妹短,张小萍不认识我,但很机灵,一唱一和

  朱人达是宪兵队的密探,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我也是忙得要命。忙什么呢?

  我穿旗袍戴首饰,烫卷发,脚蹬高跟鞋,天天与敌伪长官太太们看戏,打牌,下馆子,替不识字的太太看信、写信,与她们聊天交朋友,探听各种消息。

  包括我们,铃木手下共有八大密探小组,互相勾心斗角。我们必须提供情报才能让铃木信任,才能潜伏下来。我们也得给宪兵队提供情报,当然是假的“真情报”。比如新四军有什么活动,等日寇部署了对策,我们那里已经变化了,情报没用了。要么打时间差。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当日寇拿到情报采取行动,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

  朱人达不断给铃木情报,使铃木在宪兵队里得到重视。我们提供的假情报一再被证实,铃木政一对朱人达的怀疑渐渐消散了。

  有一个困难,是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交涉、应酬,走路子、通关节营救被捕同志,都要花钱哪。上级指示我们自行筹集,我们做一点生意,有时把奸商、恶霸作为对象,必要时“敲”他们一笔。

  筹集来的经费,由我保管。物价天天上涨,币值不稳定,我就把伪币兑换成金戒指、银元、钱庄支票等,这倒跟翠平有点像。每笔支出都是朱人达审核后,再由我支付。

  费用有了来源,我们还按上级指示采购了一些西药、布匹、纸张、日用品……送到四明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全体撤出宁波回根据地,我把剩下的经费全部上交给部队。

  营救被捕同志,朱人达做得最多,前后救出十几位吧。

  我也救过。

  1945年春,有个叫张小萍的女大学生,从上海来四明山参军,路过宁波时,被伪县政府抓去了。朱人达把救她的任务交给我。我与一个伪连长的母亲和妻子关系搞得蛮好,就利用她们说通伪连长陪我去探监。

  进了伪县政府监狱,我见到张小萍就妹妹长妹妹短地招呼,张小萍不认识我,但她很机灵,很配合,一唱一和,蒙住了伪连长。我把带来的钱物交给小萍,还送礼给看管,叫他们不要虐待小萍,要给她吃饱饭;接着再打通其他关节。张小萍被我们救出来去了解放区。

  1946年夏天,我和张小萍在山东“华中干校”同一个连队学习,相逢真亲热啊,真的成姐妹了。

  6火车站入口,朱人达拎过我手中装炸药的箱子,塞到特高课课长木场太君手里

  惊心动魄的故事,多了。

  有一次,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出,上级命令“400小组”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商量后决定由朱人达和我去上海,但找不到去上海的机会和借口。正急得要命,朱人达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太君想去上海白相,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

  朱人达对程明说,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白相白相,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程明一听很高兴,就对木场说了朱人达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我们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我买了一只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我的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我一手拎着女式皮箱,一手挽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夫妇后面,箱子很重,我叫帮工拎,朱人达马上拎回来塞到我手里。我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

  我大吃一惊,怎么办?朱人达很灵光,拎过我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手里。木场的拎包程明替他拿着,他空着两手。朱人达对木场说,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

  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朱人达挤眉弄眼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我们跟着木场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去,避开了宪兵的检查,顺利上了火车。一路上还有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都没过问。当时的紧张真是难以形容。每次检查我的呼吸都好像没有了。我是作了精神准备的,万一暴露,就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总算平安回到宁波!之后,“400”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送到四明山根据地。这只皮箱至今还在我家,已经很旧了,但它对抗日有贡献,我舍不得扔掉它。

  7我听到铃木的话后,作为绝密情报传送出去,不料被我们自己的报纸泄密

  还有一次更加紧张。

  1945年4月初吧,《新浙东报》上发了一篇报道,说铃木政一有厌战情绪,最近把抢来的衣物变卖,将钱寄回日本的妻子,为回国作准备。

  我们看了报纸大吃一惊,因为铃木确实私下与干妈徐章翠说过厌战的话,当时我在场。我听到铃木的话,和小组的人商量后作为绝密情报传送出去,不料被我们自己的报纸泄密。

  果然,报纸被日军检获,铃木挨了上司一顿臭骂。铃木写信寄钱时,让404王福舟替他拿信封信纸,所以,他首先怀疑王福舟。铃木对朱人达大发雷霆,叫朱人达把王福舟扣押起来。

  大事不妙,王福舟决定牺牲他个人保全大家。

  第二天一早,朱人达就到隔壁徐章翠家里。

  徐章翠丈夫徐荪初,早年在日本大阪、神户经商,思想进步,是孙中山的朋友。徐章翠对朱人达讲起孙中山时充满感情。1931年,徐章翠跟丈夫回到宁波,过了两年,丈夫去世,家道中落。

  徐章翠日语讲得很好,又能做日本料理。宁波沦陷后,每一任日本宪兵队队长都来看望徐章翠,表示尊敬。铃木特地上门套近乎说他是神户人,主动认徐章翠为干妈。徐章翠一家人要生活,不敢得罪宪兵队,只好表面笑着应付日本宪兵。

  摸清徐章翠的底细后。我们就主动接近徐章翠,慢慢把她争取过来。

  朱人达问徐章翠:阿娘,铃木同你讲卖西装卖大衣那天,王福舟在场吗?

  徐章翠莫名其妙,说,那天国芬、阿比在场呀,王福舟不在。

  朱人达有主意了。阿比是伪乡长,经常来宁波,他是日军、新四军两面讨好的人。朱人达马上通过暗线通知阿比回避。

  这里,请徐章翠做了一桌日本料理招待铃木。

  吃饭时,徐章翠用日语关切地对“干儿子”铃木说,你以后到我这里来不要说华语。阿比听了给你传出去了!这个尖头把戏不是好东西。你看,阿比不敢来了。王福舟住在我这里很规矩的,嘴巴很紧的,是忠厚人……

  就这样渡过了难关,王福舟重获信任。

  8抗战胜利,“400小组”成员完成使命。政治运动中受了冤屈,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抗战胜利,“400小组”成员完成使命,回各自原来单位。1945年9月,我随部队北上,从此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1947年,我与战友黎立坚相爱,结为夫妻。此后,我与他一起跟随部队辗转鲁南、胶东,1949年6月,我们南下到杭州。我为自己取名徐笑奇,一直用到现在。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400小组”成员都被“打倒”。我被戴上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斗,关牛棚,大字报贴得整面墙都是,我被画成穿旗袍戴项链的妖婆……

  “文革”结束后,我们互相联系,才知道,陈捷死得最早,1948年被自己人错杀,1982年平反。张黎在“文革”中含冤离世……

  在日寇宪兵队虽然如履薄冰,但我心里坦然,被外面老百姓骂汉奸、不要脸,我也不生气;但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就不一样了,好几次想一死了之。但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5个子女,我死了解脱痛苦,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只有活下来才有希望讨还清白呀,我挺了过来。后来组织上为我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我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


  我爱人在政治运动中也受了冤屈,“文革”后重返领导岗位,1995年因病去世。我们的子女个个争气,对我很孝顺。我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心结解不开:我不是共产党员。

  被捕后,以前的党籍不再承认。“400反间谍小组”任务完成,我回部队后重新要求入党,一直被考验,直到1957年,我成了预备党员。但后来丈夫被打成右派,我的预备党员转正也泡了汤。

  我心里不好受啊!好在我的子女大都是党员,他们时常安慰说,妈,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个好党员。

  徐笑奇、曾琦琦

netease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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