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埃及奋斗：从纳塞尔到解放广场》（The Struggle for Egypt: From Nasser to Tahrir Square），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2011年10月，424页。
曾为纳塞尔和萨达特服务的司机开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停下来问新上任的穆巴拉克：“到了这里，纳塞尔总是向左拐，萨达特总是向右拐，您想朝哪边拐呢？”
2月11日，在穆巴拉克被反对者轰下台前几小时，6位退休的将军在某个私人俱乐部的游泳池畔边啜饮咖啡，边谈论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他们能代表谁？”其中一个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人说，“喊声是挺大，但别忘了，还有7900万埃及人没来解放广场，那才是大多数。”将军们或许从未想过穆巴拉克会认输，然而，那天下午他就投降了。
这样的巨变，是随着阿拉伯世界内部自豪感下降，以及对专制的不满日益增长而出现的，这也是史蒂芬·库克的新书《为埃及奋斗：从纳塞尔到解放广场》的主题。库克认为，埃及的领袖们从来不曾拥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他们沉迷于运用各种强制手段和严密的政权体系约束人民，后者表面上顺服，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积极因素能够确保他们拥护国家政权。
本书在埃及爆发起义前就已酝酿了很久。库克并没打算告诉读者起义的原因，以及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不过，他敏锐的分析在很多地方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思考这两个问题。他真正的用心，是要给日益衰落的埃及“把脉”，从纳塞尔上台一直写到穆巴拉克的腐败统治，并清楚地点明了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凭借严谨的历史知识以及政治学家的精明头脑，库克，这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把档案、访谈和在埃及取得的第一手报道转化为素材，成就了这部著作。
三易领导人，国家每况愈下
1948年，纳塞尔带领他的“自由军官运动组织”在巴勒斯坦与新建国的以色列斗争。国王的无能、自由派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和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不择手段的占领，导致了旧埃及统治者必被推翻的命运。1952年，纳塞尔发动军事政变，国家政权落到了一群野心勃勃的军官手中，他们允诺推进公正、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有着超凡魅力的演说家，纳塞尔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并开展了把土地、教育和工作送给农民的尝试。
纳塞尔利用穆斯林兄弟会夺取国家权力，当发现这个组织过于强大而难以控制时，又无情地将其摧毁。直到1970年，萨达特接任埃及总统，才放松了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限制，鼓励自由创业，催生了一批新贵，这些财富精英后来成为穆巴拉克的资本家好友。
库克对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描绘得尤其精彩。埃以两国出乎意料地达成了戴维营协议一份几乎被阿拉伯世界所有人诟病的文件。此后，萨达特努力与西方套近乎，不惜牺牲自己差不多全部的国内支持率。1981年他被刺杀时，几乎没有几个埃及人感到悲痛。
穆巴拉克从前任的死亡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冒险。他掌权后，埃及就很少给人以阿拉伯世界舵手的印象了，社会发展也逐渐停滞不前。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宣誓就职那天，穆巴拉克第一次坐在总统专车上，曾为纳塞尔和萨达特服务的司机开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停下来问新总统：“到了这里，纳塞尔总是向左拐，萨达特总是向右拐，您想朝哪边拐呢？”
民众发现，即使牺牲自由也换不来保障
在穆巴拉克治下，埃及的贫困和不平等一度有所缓和，不久之后便再度恶化。由于政府无力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牺牲自由未必能换来安全和经济发展。虽然仍是华盛顿和耶路撒冷的坚定盟友，埃及社会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么稳固了。
进入21世纪，穆巴拉克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了打击异己和保持与华盛顿的特殊关系上。他布署了大批秘密警察和情报探子，渗透到各行各业，看门人和学生也不能幸免。直到2011年的初春，民众的怒火彻底爆发后，催泪弹和棍棒再也不足以维持他的政权。
库克并不回避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例如，他专门探讨了《480号法案》所谓的“食物与和平”计划，视其为华盛顿与开罗间“以援助驱动的不健康关系”的起源。
但愿历史能让今天的埃及人警醒，最主要的教训是：决不能有一支不可靠的军队，决不能容忍军方独揽大权。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埃及人听惯了领袖的花言巧语，纳塞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宣称要改革，要让埃及领导阿拉伯世界，他们的铁腕统治却让普罗大众受苦受难。领导人可能会更换，但严酷的统治方式得以延续，人文关怀在埃及社会中至今难觅踪迹。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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