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这些面孔 我们的老红军(组图)

2011-09-30 05:48:00 来源: 华龙网-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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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胜利会师。田震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一军团四师十一团一连,并正式开始长征。1937年加入共产党。
铭记这些面孔

  1917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胜利会师。田震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一军团四师十一团一连,并正式开始长征。1937年加入共产党。

  田震至今记得,过草地的日子不好过,刚进入草地,他的左脚就磨出泡来。由于缺医少药,脚很快烂掉,他只能一瘸一拐行进,这让他怀疑自己是否能活着走出草地。战友小李激励他“你可不要当狗熊哦!”但路过一条河的分水岭时,他眼睁睁看着不远处的小李脚底一滑,还没发出一声呼救即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何纯尧

  1919年出生,1933年在家乡四川南江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部队任勤务兵、传令兵。由于任务完成比较出色,得到部队首长赞赏,被称为“飞毛腿”。

  革命道路十分艰险,但何纯尧觉得自己很幸运。爬雪山、过草地前,红军进入藏区,一位藏族大妈看何纯尧年纪小,身体单薄,就要送一件藏服给他,但当时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坚持不要,那位藏族大妈找到司令部,硬要见首长,后来首长给了她2个银元,才收下衣服让他穿上,这件藏服一直陪伴他度过了长征历程。

  郭长波

  1916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入党,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电台服务员、电台队长、区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科长,18兵团通信科长。

  郭长波亲历了载入史册的飞夺泸定桥战役。他记得,1935年5月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此时,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程。战士们只有连夜急行军,到晚上7点,距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顾不上吃饭,连走路都在打瞌睡,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这才有了著名的飞夺泸定桥。

  郭敬书

  1920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秘密派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监察院工作人员,其组织关系事后转到了位于红岩村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名潜伏山城的“余则成”。

  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必须十分谨慎小心。1944年的一个雨天,郭敬书打着一把伞,还刻意戴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以遮挡住面部,进入了八路军办事处办完事后准备离开,却发现有特务盯梢。当时,恰逢董必武正在办事处,后来,郭敬书跟随董必武乘车离开。抵达人烟稀少的李子坝后,董必武指示关掉车灯,郭敬书趁机下车离开,成功脱险。

  罗自镛

  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红军。同年11月,曾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高擎先锋大旗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罗自镛负责联合会的宣传工作。1938年加入共产党。

  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淮海战役、太原战役的救护和后勤保障工作,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

  苏克

  1922年出生于山西,1937年投身革命时,便在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协助员、连指导员。1938年加入共产党。

  1945年4月,苏克率队逼近了80个伪军把守的安阳炮楼,拿下安阳炮楼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等于就切断了日军的公路线。当时,苏克在炮楼外劝伪军投诚,便衣队长要求苏克孤身上楼方显诚意。苏克就揣着一把上满子弹的短枪和一枚手榴弹,独上炮楼,兵不血刃地劝降伪军。安阳敌军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土崩瓦解,安阳一带宣告解放。苏克说:“当伪军只是为了活命和混口饭吃,只要晓以利害,敌为我用完全有可能。”

  颜本善

  1918年8月生于四川南江,1934年2月,扛起红缨枪进入儿童团,后来加入红四方面军,随部队走过三次草地,爬过两次雪山。在川康地区迂回作战一年多时间,颜本善身受三处枪伤。1936年加入共产党。

  长征之后,颜本善随大军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并转战陕南、冀东革命根据地,多次参加武装斗争。1949年5月,被借调到鄂川陕边界的郧阳县,后随刘邓大军入川,投入到征粮剿匪第一线。当时,西南局把这场以征粮剿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比喻为第二次淮海战役。

  杨成德

  1917年出生于四川通江,1933年,红军在通江县成立苏维埃政府,16岁的杨成德参加了红军,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第27师师部,担任通信员。后跟随红军转战南北,走完了长征。1938年加入共产党。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四方面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从甘肃到新疆一线,不少红军干部和共产党的骨干被残酷杀害,红军溃散人员被组建成三个团,专门负责修这一线的公路,杨成德就在其中。1936年“西安事变”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杨成德回到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1943年,在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开展“5·1”大扫荡时,杨成德带领部队战士,用地道战、麻雀战等形式与日寇周旋。有一次部队在河北晋县遭遇“鬼子”,弹尽粮绝之际,杨成德们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取得了胜利。后遗症就是,杨成德的左手食指关节至今粘连在一起,不能弯曲了。

  赵建贤

  1919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1938年加入共产党。

  赵建贤说,刚解放时,重庆很破旧,但是现在重庆建设得很好,发展得很快。今年是建党90周年,赵老有很多话对党说:感谢党组织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过年过节都要关心问候,平时送书籍和报纸,生活上,政治上给我们老同志很好的待遇,说明党没有忘记我们老同志!

  吴天纵

  1918年生于重庆大足,1936年在成都伪警察局“潜伏”,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8年由川东地下党秘密安排去延安,进入王震领导的359旅,后调中央管理局工作。解放后去大西北,创建兰州医学院,1964年因病回重庆。“中国近现代100年中,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你们是最幸福的一代,要珍惜。”

  魏兴周

  1924年出生,1933年1月参加红军,参加革命时仅9岁。

  周克仁

  1919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时才14岁,当年在长征中紧随毛泽东,担任过邓小平的副官。1952年加入共产党。

  周克仁说,我们参加革命几十年,把国民党打败,把三座大山推翻,好不容易获得了自由。说句心里话,江山打下来不容易,是很多老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现在看到重庆这么好的发展势头,我们也放心了。小平同志曾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我们这一辈人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高兴,但是更高兴的是,重庆已经把带动后富放到了重要的议题,我们这些老同志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实现共富那一天。

  梁开顺

  1912年4月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他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曾与死神近在咫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乌江天险、突破敌人封锁线,历经大小战役数十次。

  1934年10月,梁开顺跟随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1934年12月初到达湘江上游广西的界首,这时蒋介石指挥追击部队薛岳9个师逼近红军后尾,命令湘南的何键指挥全省部队到全州由北向南截击,命令广西的白崇禧指挥18个团到达界首,由南到北截击。情况十分紧急!红军突破阻拦,于1935年1月,强渡水深湍急的贵州乌江天险,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而后占领遵义县城。这正是“强渡乌江天险”的那段历史。

  冯学友

  1917年出生,15岁时参加了赤卫队,扛起了红缨枪。1933年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团当战士。1938年加入共产党。

  1934年秋,冯学友在川北参加了著名的“强渡嘉陵江”。对岸重兵把守,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部队经过精心部署后在晚上渡江。冯学友年轻、勇敢,而且小时候在江边长大,水性很好,成为了这支先头部队的战士之一。冯学友和战友们坐着竹筏,往江对岸划去,在快上岸时,被敌人发现了,大家也不怕,全部迎着枪林弹雨往岸上冲。后来其余战友也过江上岸,把敌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冯学友说,突破嘉陵江天险,是参军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姚政明

  1920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6年随部队长征,当年11月进入陕西;在20多年的从军生涯中,共参加过200多次战斗,头部曾经负伤。1938年加入共产党。

  由于参加了200多次战斗,姚政明已经分不清战斗与战斗之间的区别了。在他的记忆中,战斗都是一样的,只有枪林弹雨,只有伤亡和牺牲。因此在和平的年代,能过上这样欢乐祥和的生活,姚政明非常珍惜,他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

  汪永泰

  1918年出生,15岁时加入红四方面军红九军七十三团一营二连。参军后,汪永泰随红军部队过雪山、草地,历尽艰辛。1936年到达陕北后,他被留在中央机关传令。1939年1月,汪永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党中央派去学习电文翻译。随后,留在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机要科,给朱德总司令担任8年的译电员。

  到了延安后,汪永泰被安排在枣园中央机关当传令兵,他的直接领导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李质忠。由于传令兵的特殊职责,汪永泰每天背着公文包穿越在各位首长之间,成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家的常客。有一次,他给毛主席送文件,主席要他趁年轻抓紧学文化。后来,两年时间,他就掌握了2300多个汉字,这为他后来学习译电工作打下了基础。

  刘文治

  1912年出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12月18日抵达通江县河口场,1933年刘文治参加了红军,1948年成为共产党员。

  作为女兵,在部队里主要是为战友们缝制军帽和米袋,并到处宣传动员女子参军。1935年1月,刘文治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引敌人北移,随即回师川北,成功强渡嘉陵江并乘胜向西进攻,解放了涪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大片土地。随后,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曲折的长征。那时,刘文治已成为女兵排的排长。在进入草地前,经过盐山,刘文治挖了一块排球大小的盐块背在身上,在物资极度匮乏的路途中,正是这坨不起眼的盐,救了刘文治和十余个战友的命。

  戴成富

  1921年出生,1933年冬天,年仅12岁就被乡保长抽到川黔边界抢修公路,后来,红军打到贵州桐梓一带,戴成富参加了革命,先后参加了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斗。1938年加入共产党。

  黄友凡

  生于1917年,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南、川北、川东和重庆等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办《活路》杂志及为《新华日报》撰稿。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

  1949年4月中旬,黄友凡等几位西南地区地下党的同志辗转进入中南海,在中央学习适应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的转变,以尽快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在中南海的半个月里,黄友凡看到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代表谈判,通宵达旦地工作,还听到朱总司令发出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命令。

  “南湖建党九十年,国难当头忆昔前;西有列强东日寇,军阀为虐民倒悬;南昌起义开天地,红军长征到延安;八年抗战灭倭寇,蒋家王朝走台湾;中华大地一片红,五星红旗飘天安;人民当家自做主,开国欣欣六十年。”这是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黄友凡即兴而作的一首七言诗。

  何贤保

  1919年出生,1934年加入红四方面军,经历了艰难的长征时期。1936年入党。

  1936年,红四方面军从西康进入甘肃省,分别驻扎在甘肃的新城和旧城,何贤保所在的第十师驻扎在旧城,负责警卫任务。一日拂晓,敌方马步芳的骑兵开始向驻地进攻,炮火震天。为了节约子弹,大家只能等敌人靠近碉堡时才开枪回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死伤达600余人。由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几倍,第二天晚上,部队把修成的炮楼全部炸毁以免被敌人利用,并将全部兵力撤到城内,坚守旧城。这一守就是7天,从用子弹打到用石头扔,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等来了增援部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刘承万

  1920年出生,1934年参加红四方面军,主要担任司号员,走过长征。1937年入党。

  刘承万说,在战斗中,号角是指挥战友们进攻冲锋的号令,哪怕人倒下了号也不能停。长征期间,翻过夹金山后部队遭遇了敌人,刘承万与七连的司号员一起冲上阵地,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吹响了冲锋号。在这次冲锋中,七连的司号员不幸中弹牺牲。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可以俯下身询问他的伤势,在战斗中,军号不能断。刘承万只能坚持吹响号角,鼓舞战友们勇往直前。如今,90多岁的刘承万仍热心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他说,当年红军就是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这个传统不能丢,我要继续为社会出力。

  白清和

  1922年出生,1935年11月参加红军,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在红十五军团卫生部任通信员、勤务员,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任看护员护士,看护长,二野卫生部野战四院任医助等。

  梁文奎

  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红31军93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梁文奎先后历经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战功。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授予勋章(奖章)。梁文奎获得了“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55年11月国防部授予其中校军衔。

  1946年3月,太行军区七分区决定调梁文奎到河南鹤壁、汤阴一带,去改造一支由敌伪军和土匪起义投靠八路军的杂牌部队建国支队。时值国共两军和谈之际,小战不断。最初,队伍当中一些顽固分子破坏部队整顿,阻碍改造工作,并准备暴动。梁文奎从一次两名投诚士兵无故打死俘虏的事件入手,查出其背后的暴动头子,逐渐改造了建国支队,后被编入太行军区五分区50团,成为我军的一支新生力量。

  袁振翔

  1922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并成为党员,任儿童团团长。其后,调入东阳区做妇联主席,负责做妇女工作。1946年,日本投降后,袁振翔被调到东北,遣送日本俘虏,随后在东北开展“土改”工作。

  1949年12月,袁振翔南下重庆,在西南军区工作,她就提出要办保育院,解放妇女出来劳动,得到了首长的肯定,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就是委员会一员。贺龙对她们办保育院一事大力支持,叮嘱她没钱就从军区拿,没有房让军区盖,没有人就从后勤部调。保育院办起后,孩子最多的时候有70多个。如今,由袁振翔一手创办的保育院还在,就是成都军区后勤保育院。

  周永林

  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重庆救国会”,是重庆首批“秘密学联”主要成员。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重庆统战工作组工作,解放后从事经济、统战工作。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很多工商界人士开始为自己的今后作打算,纷纷准备转移资金、企业,周永林以一家商业公司经理的身份潜伏在重庆工商界,每次工商界人士聚会时,都要不经意地宣传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当时,重庆最有名的聚兴诚银行老板杨灿三思想比较保守,基本拒绝与中共人士正面接触。周永林和同事一起动员其他已解放地区的银行家共同做杨灿三的工作,最后,在重庆解放之际,民族资本没有一分外流,工商金融界人士没有一人外逃。回忆起解放后第一次庆祝党的生日,周永林至今激动,“大家边说边笑,一路高歌。”

  焦前喜

  1917年出生,1937年5月加入共产党,同时,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曾任高桥区联防大队副指导员、邹县工作队指导员,参加“淮海战役”任司令部机关指导员等。

  1944年,焦前喜被调往费县高桥区做生产助理、民政助理兼联防大队副指导员,作为地方游击队,为了切断敌人的交通,游击队员们时常夜里出去炸铁路,炸了就开跑。后来,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焦前喜随西南服务团一同南下。1950年1月,部队到巴县虎溪区曾家乡征粮,经过3个月努力,完成了征粮任务,集中在曾家乡乡公所待命,结果被土匪包围,由于枪弹不多,大家只能听音辨位,向火力集中的地方扔手榴弹。两天一夜,队员们没吃没喝,终于等来了救援部队,焦前喜记得自己扔了41枚手榴弹。

  谭竞平

  1918年出生,1937年参加地下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1938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渠吉堂

  1937年加入五师独立团三营九连,1938年加入共产党,从此,他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1946年年底,时任二野十一军九五团九连连长的渠吉堂参加了攻打甄城的战斗。他率领连队在陈坡阻击国民党部队。国民党部队一阵狂轰烂炸之后,开始向我军发起冲击。渠吉堂带领连队,英勇阻击,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在一次反冲锋的战斗中,渠吉堂刚扔完手榴弹,不料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渠吉堂身旁的前沿阵地上,只听得轰隆一声,渠老眼前一黑,弹片击中了他的肺部。经紧急抢救,他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弹片却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直到1958年,才在重庆新桥医院取出这块在身体里残存了12年的弹片。

  苟秀英

  1920年出生,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在兵工厂担任宣传后勤工作,1934年跟随部队开始长征。1939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4年,苟秀英所在的部队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随大部队北上,苟秀英主要负责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发动群众。过草地时,因为生病,第二天苟秀英就跟一部分战友掉队了,结果路上遇到了敌人,14个人被杀害了11人,苟秀英因为身体虚弱跌进泥潭,反而留下了性命,迷迷糊糊间,她都感受到敌人的3匹战马从自己身上踏过。而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苟秀英说,多亏了毛主席的鼓励,在掉队时,遇到了一位首长,不仅把望远镜借给她看远处山头的敌人,还鼓励她,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后来,苟秀英听自己的队长描述才知道,那就是毛委员。

  吴英

  1916年出生,1933年加入红军队伍,1937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陈登崑

  1917年出生,1933年参加革命,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党同盟等。1938年至1943年间,加入共产党,任河北故城县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一任县委书记、衡水市地委组织部长、衡水市地委书记等。解放战争胜利后,曾在华北局任华北局直属机关党的副书记。


  1943年,陈登崑结束在中央政治局北方局的整风学习后,调任衡水市地委书记。那时,正是抗日最为艰苦的时期,衡水市两个司令员都牺牲了,革命情绪非常低落。陈登崑就率领当地游击队与敌人开展了长期的游击战争。炸路、破坏各种战备设施,把日本人打得团团转。电影里看到的地道战,就在当时上演,陈登崑发动群众挖地道,一开始挖个坑,被敌人发现了就全军覆没,后来就延长地道长度,还是不行,用烟熏谁也跑不了,最后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后来进入建设阶段,中央调了很多干部到工业战线,陈登崑被派到重庆任西南钢铁局局长,后组建重钢时,陈登崑成为第一任重钢厂负责人。从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参加建设工作,期间起起落落。陈老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现在的好日子,我作为一名党员,不管经历了什么风雨,党性立场从未动摇过。

netease 本文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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