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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封锁”敌东单机场(组图)

2011-08-04 14:56:36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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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在洋溢胡同地下电台院内,左起:艾山、方亭、王超向、张彬。
1949年3月在洋溢胡同地下电台院内,左起:艾山、方亭、王超向、张彬。
电报“封锁”敌东单机场

  前不久,有媒体就北平解放前中共地下电台的工作情况刊登有关报道,我曾是北平地下电台的译电员,感觉报道问题迭出,并对地下电台一位同志妄加评价,与事实不符。该报道内容多处引自我曾写过的一篇回忆文章,但寻章摘句,多有错误。现在一些青年人已不太了解那段历史,我再写文章予以介绍。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先后在北平建立了三处地下电台,它们分别设在东城帽儿胡同2号,报务员赵振民;东城洋溢胡同36号,报务员艾山;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报务员王超向。赵振民台从1947年5月与城工部电台开始通报。城工部长刘仁同志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准备在北平建立地下电台,经过几年运筹,1947年正式建台。地下电台由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

  译电员“不看”进步书刊

  1948年9月,刘仁同志指示地下电台要做好一切准备配合我军解放北平。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形势日趋紧张,地下电台的工作量日增。为了加强译电力量,12月初,刘仁同志派译电员何钊进城。接着,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切断了平津交通线。在此情况下,电报就成为主要的联系手段。我作为译电员每天两次在不同的胡同内与交通员交换电报,而电报量增加,城内停电和戒严更加频繁,为了减少电报中途往返,根据特殊形势需要,组织决定打破报务员与译电员不能见面的规定,命我搬到艾山台去住。王超向台已于10月撤销,并入艾山台。

  12月中旬的一天,我告别了西城武定侯胡同27号我的掩护人钱老伯一家,骑上自行车直奔洋溢胡同。进入院中,艾山从屋里迎出,一看是我,惊喜地说:“原来是你呀!李雪不告诉我是谁,我还向他打听来的什么人,脾气秉性怎么样?”到洋溢胡同来,我就到了家,与分别近5年的母亲团聚了,组织上派她作为艾山的掩护人。我和艾山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一块到根据地参加抗日;西单商场北墙外有个卖香烟糖果的小摊儿,这里是电台交换站,我曾到这里取送过电报,摊主人吴老头(吴宽德)到洋溢胡同来给我们做饭;报务员王超向在电信局工作,每天早晨到艾山台来上早班;交通员张彬天天来取送电报,原来彼此不知姓名的同志欢聚一堂,一个战斗的小集体组成了,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了。

  何钊进城后,住在东城腊库胡同49号李雪父母的家。我住到洋溢胡同后,每天到那里与何钊一块译报,早去晚归。每到腊库49号门外,只要看到墙头露出的竹竿上挑着灯笼,就知这是平安无事的标志,如果纸灯笼不见了,就是报警信号,不过这种信号没有出现过。那时每晚8点北平就全城戒严,大街小巷一片漆黑。一天我出门动身晚了,快到戒严时间还没回到家,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以为我出事了。艾山把收发报机装进提箱准备转移,这时,我正好进门,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组织上决定,我以后不再外出上班,让我在家里工作,这样收发报、译报也可以就近连续作业。何钊也到离腊库不远的帽儿胡同赵振民台去上班。

  1948年春,刘仁同志来电通知,敌人每天出动十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察,要我们特别提高警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

  保证电台的安全是地下电台第一要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付敌人。1、建立三处电台,万一一处电台出现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还有其他电台可以坚持工作。电台在一个地方不能时间过久,容易被发现。工作量不大时,三处电台轮流作业,开机时间互相错开;2、电台的波长、呼号经常更换;3、译出的收发报一律密写,用米汤或面汤写在纸上,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示出来了;4、所有电台工作人员,尤其是报务员、译电员不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上影剧院,不看进步书刊,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三处电台不发生横向关系,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5、来往电报内容、除了译电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知道,李雪也不例外。

  傅作义把火柴棍放进嘴里

  译电员使用的密码,是刘仁同志与何钊等人共同苦心研究制定的,译电时有一系列操作程序,电码本是公开的四角号码字典。

  我搬到洋溢胡同后,电台与解放区电台的联络增加到每天三次:早8点、晚8点、夜里两点。我每天夜间都要工作,工作完毕。我就将四角号码字典和乱码表,藏进沙发靠背下的缝隙里。为了减轻收发报时的滴答声,艾山把机器放在床上,下面垫上棉被,坐在小板凳上的床边收发报。工作完,她再把收发报机藏起来。刘仁同志要求电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两三个月是地下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

  平津战役打响后,电台几乎每天都发出敌人军队的调动,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等有关情报。由于我译发此类电报特别多,所以敌人16军、35军、92军、94军等番号,张家口、新保安、南口、昌平、廊坊、丰台等地名的电码,我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解放军为了准备攻城。地下党接受一项任务,对北平的各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调查,再把数据发往解放区。在解放大军重重包围之下,北平守敌企图留一条逃路。1949年1月,在东单抢修了一处简易的机场。我军向里炮击,但命中率较低,于是地下党派人直接观察每一发炮弹的具体落点,然后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报告,我炮兵逐渐校正,终于用炮火封锁了机场。

  1948年12月初,我军与傅作义的和谈开始启动。这一年的上半年,在刘仁同志的部署下,地下党对傅作义周围的关系开展了工作,联系了傅作义的一些亲近人物,如傅的老师刘厚同、傅的老同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傅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等,还有傅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他们在和谈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这些都由电报传递了出去。聂荣臻司令员每天都到城工部看电报。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决心,进行正确部署是有重要作用的。

  吴老头的糖果被“哄抢”

  北平城内听到的隆隆炮声逐渐稀疏,城工部的电报都发自距离北平城不远的通县。我们知道北平解放的日子不会太远了。1949年1月29日晚9时,艾山与城工部通完电报后,对方报务员刘文昌用英文打出“请注意,明天老头(城工部同志对刘仁同志的亲切称呼)到你家看望。”艾山不敢相信,又请对方重复了一遍,她高兴得一下从小板凳上摔到了地上,这一令人惊喜的消息,使激动万分的我们一起朗声大笑起来。胜利来得真快啊!第二天,刘仁同志果然乘坐吉普车特地到洋溢胡同来看望我们,一口老北京话的司机肖田笑问艾山:“小姑奶奶,你还活着呢?”

  在北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三处电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这在敌人严密监测下的大城市是不多见的。现在有些影视剧中的地下电台充满了浪漫色彩,出现许多惊险镜头,违背了地下电台的真实。如果出现惊险,被敌人发现,这是地下电台的大忌。千方百计保护电台安全正常工作,电讯联络畅通无阻,这才是我们的职责。地下电台的工作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行动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我们的工作是严肃的,平凡的,生活也是简朴的。洋溢胡同的住处是组织上连带家具一起购置的,原为国民党一空军飞行员的新婚新居,新翻修的敞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摆设得也很漂亮,俨然是个富裕家庭,起了掩人耳目的作用。但我们过的是紧日子,家常菜是黄豆咸菜,穿的衣服有的是借来的,吴老头放在自己屋子里的香烟糖果不许我们动,说这是公家的。直到北平解放后,一些同志到洋溢胡同来,在哄闹中,吴老头的宝贝被瓜分了。


  1949年3月地下电台的同志陆续走上新的岗位。我把外衣、自行车送还给钱老伯的女儿。我从解放区到北平后,因为工作需要,李雪曾配给我一块进口表,看着走动着红色秒针的漂亮手表,爱不释手,但是按照规矩,把它和金戒指一起上交了。

  现在洋溢胡同的旧址耸立着高楼大厦,报务员王超向,交通员张彬也已告别人世。但62年前那一段特殊岁月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J086

  (作者系北京晚报创刊时期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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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ase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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