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运动中人民大会堂文物何以保存(组图)

2011-05-14 14:50:41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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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周恩来在审查人民大会堂设计模型
1959年3月,周恩来在审查人民大会堂设计模型
1966年9月,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谭震林等接见来北京串联的各界群众和红卫兵代表
1966年9月,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谭震林等接见来北京串联的各界群众和红卫兵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兴起一股“破四旧”思潮,许多文物被当做“封、资、修”遭破坏焚毁。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会堂陈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当做“四旧”通通砸烂。国宝级文物眼见就要遭灭顶之灾!民族文化瑰宝何去何从?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遵照周总理指示,将人民大会堂的文物撤下来封存,进行“红色革命化”,避免了一场劫难。

  周总理坚拒破人民大会堂“四旧”的无理要求

  196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的电话,要我17点钟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在二楼会议室见我,主要是交代人民大会堂的“红色革命化”布置工作,具体情况到那里再说。我不敢怠慢,及时赶往人民大会堂。

  那时,社会上盛行一股“破四旧、树新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肆意横行,到处进行打砸抢活动,许多文学书籍和历史文物惨遭焚毁和破坏。我在赶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看到一群群的“革命小将”正在捣毁北京街头竖立的各处路牌、路标,说是要给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定名。

  我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大会堂管理处的刘剑副处长和朗雷鸣副书记(当时人民大会堂归国管局管)。刘剑对我说:“我们已经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知道局里派你来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你休息的房间我们已经安排好,并派陆学贵科长配合你,有事你就交给他办。”接着他的话,我问起大会堂的具体工作任务。他说:“你的工作我们不清楚,你去直接问总理。今天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和造反派头头,现在还没有走。”

  我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遇到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他是总理的老卫士长。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总理还在与客人谈话,你得多等—会儿。”我说:“总理要我来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要你将大会堂重新布置一下,多搞些毛主席语录、诗词之类的东西,装饰一下环境。”他还对我说:“上午总理接见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个头头。他们当面向总理发难,说大会堂里到处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破铜烂铁,是‘四旧’,统统应该砸烂。如果人手不够或下不了手,院校可以派革命师生帮助清除。总理当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才打电话让童副主任通知你来的。”

  听了成元功的介绍,我大致了解了来大会堂的工作任务,看到周总理实在太忙,就先离开了二楼会议室。

  晚饭后,我和大会堂的陆学贵一起,从三楼开始一个厅室一个厅室地查看,谋划着哪里应该张挂毛主席像和诗词、语录展板,哪里的古董、国画、文物需要撤换。有些青年服务员见我们要更换厅室的陈列物品,随意地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四旧’,早应该砸烂和焚毁。”听了他们的议论,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大会堂各厅室、各处陈设、悬挂的艺术品,都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时,各省、市、自治区选送的珍品,是国宝一级文物。许多珍品是经过周总理亲自审视后确定的。我也参与过检验工作,对它们的出处、质地、工艺、价值十分熟悉。这批珍贵的文物一旦处理不好,将会给国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想到这里,我立刻想到了周总理,我必须立刻向他请示。

  我又一次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周总理还在那里办公,我在门口的椅子上一直坐等到深夜。后来,我见成元功从屋里出来,忙上前询问。他说: “总理办公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已经很疲惫了。”我说:“既然是总理要我到大会堂来,我就要对工作负责任,总理忙我不打扰他,就请你进去转告总理,一是告诉他我已到大会堂开始工作了,二是请示一下大会堂撤换下来的文物珍品如何处置。”成元功看我焦急的样子,回身轻轻推开了会议室的房门。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2点。当时我既为自己在这个时候打扰周总理的唐突之举深感懊悔,又为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日夜操劳的精神所感动。不—会儿,成元功走出会议室,对我说:“总理让我转告你,大会堂撤换下来的东西先保存起来,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听了这句话,我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我向大会堂的领导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得到他们支持,并一同验看了地下室准备保存物品的房间。此后,大会堂的员工们开始撤换、包装、造册登记等繁杂精细的清理文物工作。他们将这些珍贵文物,分厅室编号,一批批地存放到大会堂地下室的十几间库房里,按照周总理指示妥善保管起来。

  受命“红化”人民大会堂

  在大会堂“红化”布置工作中,除了大会堂的陆学贵协助我开展工作外,还调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部分师生配合我。我负责设计语录、诗词等展板的内容、字体和尺寸,由工艺美术学院负责制作,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理场地和张挂。我把“红化”的重点首先放在大会堂的正门和北门,按照先外后内、先大厅公共场所后厅室过厅的顺序开始策划布置。

  大会堂正门廊柱两边外墙上,原有许多工艺精美的砖雕,为了保护这些砖雕,体现“红化”成果,我设计了两面长方形的大标语牌,遮盖了整个墙面。南边的一条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北边一条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两条标语的制作,采取框架式有机玻璃贴面工艺,框架四周内镶饰灯光。巨幅灯箱标语制作安装完工后,夜晚与天安门广场的华灯同时绽放,交相辉映,溢彩流光,十分壮观(该灯箱标语于1976年10月中旬粉碎“四人帮”后被拆除)。灯箱标语完工后,人民大会堂对面历史博物馆的陈大章(他是博物馆美术组组长)找到我,提出历史博物馆应与大会堂一致,也要“红化”门面,在博物馆正门和北门各搞两幅标语。我向他介绍了大会堂“红化”方案,他回去后也很快搞出了巨幅标语“红化”博物馆。

  一进大会堂正门,有四座前厅大门,大门之间的墙壁上设计悬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油画像。

  中央大厅里需要安放一尊毛主席站立招手的巨大塑像。经领导同意,毛主席像的塑造任务交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师生创作完成。他们将毛主席塑像的小样呈报给周总理审阅,得到批准。该像制作非常成功,面容、形态、人体比例都十分完美贴切。在安放毛主席塑像的后面,是万人大礼堂正门,中央两座大门之间的墙壁上原有一幅周总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题词。我考虑毛主席塑像背后衬周总理的这幅题词不大妥,就在塑像的背后加入一座大红屏风,屏风下面摆满鲜花。后来,周总理指示摘掉墙壁上他的题词,同时也撤除毛主席塑像背后屏风。

  安放毛主席塑像工作是在夜晚进行的。我和陆学贵及一些员工早早等在大厅,中央美术学院几十名师生用卡车拉来塑像。塑像分基座和主体两部分,全部用厚棉被包裹着。这些青年师生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小心翼翼地将沉重的塑像卸下车,然后手抬肩扛,众星捧月似的一步步抬进大会堂的中央大厅。在我设定的基座位置上,他们拆除基座包装,安放好基座,又搬来人字梯和高脚凳,开始安装毛主席塑像。

  在大家紧张有序的忙碌中,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指挥:“大家小心,不用急,慢点放啊!”我回头一看,发现是周总理站在我们身边。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看到周总理亲自指挥安放毛主席塑像,兴奋异常,激动万分。大家在周总理指挥下,小心翼翼将毛主席塑像安装好。

  周总理抱臂在一旁仔细审视着毛主席塑像,我轻轻走了过去。周总理说: “小杨,工作还顺利吗?”我赶忙答道: “一切顺利,大会堂的同志很配合我的工作,外围已基本搞完,各厅室正陆续在搞,撤换的东西按照您的指示也开始造册入库了。”周总理眼睛没有离开毛主席塑像,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对我说: “北京饭店你也要去,还有中南海周围的大门。”说到这里,周总理回过头来亲切地对我说:“小杨同志,你的工作任务很重,辛苦你了。”然后又指着身边的成元功说:“我的西花厅也要搞一下,过几天我让成元功通知你。”说完向我和在场的所有同志挥手示意,健步离开了中央大厅。我看了下表,时间已过午夜。

  “红化”西花厅等处建筑

  由于人民大会堂地方大、厅室多,需要重新布置、制作的展板和撤换的物品极其复杂费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在“红化”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又抽出时间“红化”北京饭店、中南海几个大门、紫光阁和宋庆龄住地等。

  那时候,无论我工作走到哪里,许多人都称呼我为“杨组长”。也不知我这个“组长”是谁任命的。1959年我曾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厅室装潢、布置、设计组的组长,也许大家还是沿用那时称谓,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组长”是比较时髦的称谓,我听了也不置可否。

  北京饭店也是我“红化”布置工作的一个重点单位。那里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许多国家级的文物陈列品及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等近代著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还有一些明清时代的大家如袁江、袁耀的作品更是价值连城。我按照周总理“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的指示,让北京饭店的郭文富(当时负责饭店的“红化”工作)转告有关领导,必须先将撤换下来的所谓“四旧”物品,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在布置“红化”中南海紫光阁时,遇有乾隆皇帝遗留的许多碑刻文物。我设计将毛主席诗词印制在木框展板上,将所有碑刻全部遮盖,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中南海周边的几个大门,我也进行了“红化”布置,无非是制作几块毛主席语录的展板在大门两侧张挂。唯独新华门的布置是中央警卫团政治处文化干事姚发昌负责。他曾拿着两幅美术字体的标语跑来征求我的意见,一条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对部分美术字体线条作了修改后,向他详细介绍了大会堂正门外两侧墙上灯光标语的制作工艺和效果,他很认真地作了记录,并表示回去建议领导照此制作。后来,那两条标语果真被制成了灯光式的,并且一直保留至今。

  一天,我又接到成元功的电话通知,要我立刻到西花厅商量“红化”布置的事。我如约来到周总理家(此时西花厅经周总理指示已改名为向阳厅),邓大姐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大美术家来啦,欢迎啊。”我忙向她表示问候。在查看客厅、过厅和餐厅过程中,邓大姐笑着对我说:“听说你也当组长啦,工作很忙吧?”我回答说:“我这个组里就我一个人,不过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干点具体工作。”当我们来到餐厅时,邓大姐指着一面屏风对我说:“这件东西放在这屋里已经多年,它的正面画的是一群和平鸽,背面是几朵牡丹花,我看应该没什么问题,鸽子就是鸽子,花就是花嘛,还能变成什么呀?!”邓大姐指的是一件具有浙江工艺特色的“欧塑”式屏风,大黑漆的木质底衬上凸显着彩色图案,十分精致。我一边欣赏屏风,一边回答说:“是的,这件东西用不着撤换,放在餐厅里很合适。”在周总理家中,我和大姐商量在客厅正面墙上,装饰一幅毛主席手书的《浪淘沙·北戴河》诗词画框(复制品)。另外,在过厅和餐厅墙上再增加几幅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的玻璃镜框,其他物品一律不动。邓大姐听了我的策划后非常满意,一再请我坐下来喝杯茶。我不便久留,事情办完后就向邓大姐告辞了。

  乌云散尽文物复原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遵照周总理及国管局领导指示,搞了近两年的“红化”布置工作。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后又下放到青海,1976年调回北京,被分配在国家文物出版社任美术编辑。1978年初,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高登榜局长将我叫到人民大会堂,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现在‘四人帮’已被打倒,一切都要拨乱反正,大会堂怎样搞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周总理生前曾说过,人民大会堂是属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我看应该和过去一样实行对外开放,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参观,再搞些小纪念商品,一方面给参观者留作纪念,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点经济收入。”高局长听后很有兴致地点头说:“你的建议很好,我可以请示一下中央领导,今天叫你来是通知你做好思想准备,当年大会堂的‘红化’布置工作,是你一手经办的,现在要将大会堂的布置全面复原,工作仍由你负责。中央办公厅的调令随后就发送你单位,先借调半年,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来大会堂上班吧。”

  听了高局长的话,我真是又惊又喜。10年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在历经磨难后(我下放劳动时,在青海的高原患病造成左眼失明),能有幸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的殿堂,继续为它服务和工作。我和人民大会堂之间从它的初建开始,就结下了一种不解之缘。


  在恢复人民大会堂各厅室原来布置的工作中,当看到年轻的服务员从地下室将封存多年的那些珍贵文物、国画、陈列品一件件十分小心地抬入大厅,解开包装,展现出它们原有的品貌和色彩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这些珍贵的物品,是在周总理亲自指示下,才得到妥善保存的。它们能够重见天日,再次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各处原有位置上,继续为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殿堂增光添彩,完全是周总理的功德所致。如果当年不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妥善保存起来,我在搞完“红化”工作后,一旦被撤换下来的珍贵文物遭到损毁遗失,那我将成为历史罪人而被追究责任。现在想来,周总理不但保护了人民大会堂文物,同时也保护了我。摘自2011年第4期《百年潮》

  作者:杨亚人

netease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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