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新闻专访蔡康永

  蔡康永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恰逢台湾电视的转型--除了宣传“净化”思想的老电视台，大批有线电视台兴起了，这让他有机会作为“其他风格的主持人”主持节目。相比内地电视和台湾老电视台对道德和尊严的无限追求，现在台湾电视更看重的是轻松，浪漫和热情。

“台湾的娱乐圈没有唱主旋律歌曲的人。”

网易新闻：您最早发现《康熙来了》在内地走红时，第一感受是什么？

蔡康永：当时感觉很意外。我那时候听说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在内地是拥有广大的观众的。可是我绝对没有想到《康熙来了》（会红）。（这个节目）定位是个小节目，我们的摄影棚小小的，制作预算少少的，两个主持人聊的事情也小小的。结果因为网络的关系，内地的观众竟然可以几乎同步的看这个节目，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完全意外，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网易新闻：您曾提到台湾没有主旋律歌曲，也没有对艺人有道德上的打分，您感受到的内地和台湾娱乐圈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蔡康永：台湾的娱乐圈--我们真的没有唱主旋律歌曲的人。我们的歌手就是王力宏，就是张韶涵、五月天这些人，这些人的歌里面有浪漫、热情。不见得是道德，或尊严的追求。

（但）台湾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台湾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术语叫做“净化歌曲”净是干净的净，净化歌曲。所以就是那时候台湾官方的机构有一个叫做“新闻局”的单位，他们是要审查每一首唱的歌曲，会规定说节目里面一定比例的歌曲表现要是这种净化歌曲，所以如果你现在去网络上搜寻，像很多什么《蓝天白云》啦，《桃花舞春风》这些歌，几乎都是在歌颂那个社会的净化后的精神的，那种叫净化歌曲。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些歌了，可是老一辈的歌手都还会唱。所以台湾不是没有过，台湾曾经有过的。

网易新闻：您有一次去内地做节目嘉宾，当时女主持在唱《苏三起解》时在节目里跪下了，后来内地网友都在网上批评她跪下的举动“有损人格”。您怎么看内地观众的这种反应？

蔡康永：嗯，唱《苏三起解》跪下来是剧情中应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倒不会跟人格有没有关系。网友的评论，我觉得网络本来就具有一个让大家讲话比较直接，或者比较严格一点的倾向。因为它有匿名的效果，一般人在你的当面不忍心讲出来的话，在网络上都会忍心讲得出来。所以我向来对网友的评论可能比日常生活中退让一百倍，一千倍来看待，我不觉得网友的评论是很像文明社会值得参考的一个评论。

蔡康永是娱乐圈里的资深前辈。但在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萧淑慎吸毒事件，他没有发表过看法；在女明星被怀疑陪酒的事件上，也没有从道德的角度作出过任何批评。

“我很幸运在名跟利上，都没有被搞得头晕脑胀”

网易新闻：您在娱乐圈浸淫多年。怎么处理娱乐圈给您带来的名利？

蔡康永：我自己真的感觉到张爱玲以前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对娱乐圈来讲不是很好的原则。我们看到好莱坞很多童星后来生活很容易就失去平衡，因为你在十几岁，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就钱多到比一般奋斗了一辈子的人都多百倍以上，你说这样的小孩到了二十岁，能够生活不整个失去平衡，我都不相信。我认为非常难。

第一个（名）就是我不是那种太了不起的偶像或明星，我的粉丝们大部分是因为看我写的东西有点道理，就愿意听我讲话，而不是像对于飞轮海这些偶像的那种，（粉丝们）会把整个人生的爱情的愿望都寄托在偶像的身上，所以这一点我很庆幸，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super junior或者是飞轮海这样的偶像比较多粉丝会为他们失控到好像要嫁给他们，或者是看到他们就要昏倒的感觉，我的处境不一样。第二个（利）就是相对来讲，钱的事情就是看你出身在什么样的家庭吧。如果像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从小就对钱是比较缺乏好的教育的，就是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认真的讲过说钱有多重要这件事，所以我对钱一直处于比较懵懂的状况。家里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说，如果缺了钱会天崩地裂这样的事，所以我很幸运的在名跟利这两件事上都没有被搞到完全的头晕脑胀的地步。可是我有看到别人有，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嘛。

网易新闻：您怎么看在娱乐圈里面有艺人吸毒，女明星陪酒着这类行为？是否会看不惯？

蔡康永：我对于别的明星做出来的行为，很少发出任何指责的声音，人都很脆弱，在哪个时刻做出哪一个决定来，不是其他人能够义正词严的有立场去指正他的。我觉得匿名也没有容貌的网友，动辄对于公众人物提出好像道德上无比严格的指责，其实有的时候会使自己变残忍。我并不会去责备这些网友，可是我觉得人任意的让自己变成一个残忍的人，最后一定会伤害到自己。

网易新闻：您曾评价《康熙来了》一直在伤害圈子里的人。“伤害”这个词，应该怎么理解？

蔡康永：伤害这个词可以非常浅薄的理解，就是让人家构成困扰。我们问过好多来上过《康熙来了》的女生，她们回家去想到自己在节目中的表现，都会哭的。那个哭到底是什么？是上节目被奚落说你很不时尚，还是说你学了一支舞，结果跳出来大家把她讲得体无完肤，还是说本来不想要谈得那么深的一段感情，被揭发得很深？

《康熙来了》只能做到一件事情，是说当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不要为难来宾，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制作人商量“那一段可不可以拿掉？”这个事情都会发生，我们是每天一小时的节目，我们不想因为今天的一小时，就破坏别人以后再想来的心情。我们从制作人到主持人，从来都没有那种杀鸡取卵的心情。可是如果来宾来了，本来想高兴的，结果不高兴了，回去觉得自己的表现不好，或者是被问出了不想讲的事情，或者本来他以为讲了没关系，结果经过新闻媒体的狂追猛打之后，给他造成了特别多的困扰，这些都会发生。

它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充满了地雷的游乐场，你踩到了就要炸到。主持人自己也会踩到，所以S跟我难免有时候都会被抨击。我只能说，台湾观众相对来讲是放松看待这些事的，他们都觉得是茶余饭后的话题，今天过了，明天就忘。内地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看待这些事，可是我相信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应该是没有什么力气去追踪这些琐事的。

蔡康永在内地的微博粉丝有2856021个，在其他台湾艺人还不知道韩寒是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给《独唱团》写文章，很多人读过他的人生感悟，却不知道他对内地社会现实也有自己的观察。

“我可能是台湾娱乐圈里面第一个注意韩寒的人”

网易新闻：您一直都在关注内地，现在了解了内地哪些方面？关心内地的政治话题吗？

蔡康永：我几乎都关心，大体上因为微博，加快了（了解内地）的速度，使我比（写）博客的时候更快的知道很多东西。只是我们还是会顾虑到内地网友的感受，所以作为一个台湾的网友，我们就会觉得有些事我们知道就好了，我们不会发表意见。

网易新闻：您在韩寒《独立团》的创刊号里写了文章，您怎么看待韩寒之于内地社会发展的意义？

蔡康永：有人问我说，我怎么会在韩寒的《独唱团》的创刊号里面就写东西，我觉得我可能是台湾的娱乐圈里面第一个注意韩寒的人，然后你既使是到现在，你去问其他的明星“韩寒是谁？”我觉得台湾的明星能够答得出来的都非常有限。 我关注韩寒的时候，就是觉得他好像会，他似乎是在关键的时候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自己比较讶异的事情是，内地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韩寒而已，我认为起码应该有个十几、二十个吧。他的文笔当中同时饱含着世故，也饱含着童心，他也浪漫，可是也坚强，这些都有。所以我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可以藉由他的眼睛看到很多看事情的方法。

蔡康永对我们形容他对北京的印象--“很多事情是视野要讲究宏大，以及层次要很高。”，北京唱的歌曲是“主旋律的”。这些过程“有些是台湾曾经经历的，有些是没有经历过的。”

“台湾经历过的事情，内地再发生的话，我们是看得懂的。”

网易新闻：您曾经评价内地的发展“有些是台湾曾经经历过的”，“还有一些是台湾没有经历过的”，您分别观察到了什么？

蔡康永：台湾的发展很有趣的事情是它是逐步开放的，所以它在开放的同时，是比较像几方面一起，比方说在企业界发展的同时，政治界也开放了。所以等于说我们随便讲，本来可能纺织品是有配额的限制的，所以你的纺织品要外销到美国去，你要拥有这个配额在手上，才能有这个机会把纺织品卖到美国去。如果你取不到这个配额的核准，那你再怎么会生产纺织品也没有用，因为你卖不过去。这当然就会产生一个台面下的交易，就是谁能够取得这些配额就很重要了。可是政治一旦同时开放，经济上的开放也就跟着一起，所以如果配额的限制消失了，那纺织厂这边就会变成是大家公平的自由竞争。我说在内地的情况，也许不太一样，也许经济上的发展的速度快过其他方面的发展，大家看到的游戏规则就跟台湾不同了。

（另一方面）我们大概都会知道（内地）渡过这个事情之后，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走过。可是内地的压缩的速度会快得多。我想当初其他的地区的人在看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刚刚问我的这件事情说，台湾经历过的事情，内地再发生的话，我们是看得懂的。

网易新闻：您曾评价“放轻松这件事情对内地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现在您对“放轻松”在内地重要性的体会是什么？

蔡康永：我觉得内地有很多事情是非常宏大的，比如说到了北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感觉到很多事情是视野要讲究宏大，以及层次要很高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地方，台湾的爸爸妈妈大部分对于小孩的功课也就是觉得可以就好了，台湾的财富也已经是不会像过往那样，中小企业拼了老命要生存下去，很多是上一代已经累积了足够多的财富，所以孩子们有几年窝在家里不工作，也过得去。     相对来说，我觉得内地在现在是正处于每一个人追求成功的压力很大。因为进展的节奏太快速了，钱的金额，我都觉得现在如果讲几百万，但人家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能够引起人家稍微注意一点的数字了，动辄是几亿来谈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说还要教育大家放轻松，有点强人所难。台湾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放轻松的状态，台湾也曾经有过高度紧张的很紧绷的要追求成功的时期，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内地社会有着自己见解的蔡康永，高中时期也为了“不能生活在谎言”里的目标，在校报上登载异见文章。触犯了台湾戒严时期的政治禁忌。（注：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进入戒严时期﹐1987年解除戒严。蔡康永出生在1962年，戒严结束时，他25岁。 ）

“你不应该活在（社会）谎言里，你应该要知道该知道的（历史）。”

网易新闻：之前我查阅资料，对您在高中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了“二二八事件”文章印象很深。能详细说说吗？

（注：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底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事件，及其后3月至5月间国民党政府将派遣军队对台湾人民进行一连串镇压的清乡事件。其中包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军队镇压平民、当地人对外省人的攻击，以及事件初始时少数族群间的冲突等。）

蔡康永：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还有这种“净化歌曲”的审查，就是出版学校的刊物也是一样，要经过审查的。我所念的那家私立学校是一个大量的国民党的高官聚集，把小孩送到那个私立学校去念书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受到的，同学们彼此交换的资讯都很封闭，很像一个小圈圈里头的资讯。 所以那时候一旦发现说国民党的人到了台湾去以后，做了一些伤害到本来住在台湾的人的期望跟感情的事，我们就会非常的受到震撼。可是把这个东西披露出来，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冒犯当局的事儿，所以就给我惹来了一些麻烦，那本刊物也根本就没办法公开的发行。

网易新闻：您当时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有政治愿望吗？

蔡康永：其实就是想要让同学们知道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应该知道的事儿。所以这样的事情到谈不上是政治愿望，它几乎是一个人最简单，最本能的一个期待。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活在一个这么大的谎言里，你应该要知道该知道的事儿。

网易新闻：您曾谈到美国宪法给您带来的感动--“美国宪法之所以可以保护人民，是靠后人不断用一则一则判例，赋予宪法越来越饱满的生命”，在现在的台湾或内地，还能找到这种感动吗？

蔡康永：后来因为根本就跟法律绝缘了，就没有走这条路，所以没再（追踪）这件事情。可是你看好莱坞的电影当中，的确，每一次在法庭上有一个判例，就会好像很激动人心，那些辩护律师跑去图书管理翻过去的案例拿来支持，让法官当场哑口无言，必须要遵从过去的判例来判决的时候，那个不断的使《宪法》饱满的精神，那个都是。因为台湾的法律制度根本不是那个派头，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场面的。

1949年，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从上海去到台湾，成为台湾外省人。蔡天铎说“台湾的黄鱼再怎么好，也比不上上海的那条。”作为外省人第二代，蔡康永从未在内地生活过，却说“我在文化上恐怕逃不掉就是一个上海人”。

“在台湾依然在眷恋着上海繁华生活的那群人。       

  ——我们家是那样的家庭，我是那样的小孩。”

网易新闻：您因为父亲的关系，在违纪刊登“二二八事件”的事情上，没有受到严重处理。您的家庭在整个台湾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蔡康永：我们被称之为叫做“外省人第二代”。可是外省人有分两种，比方说我们《康熙来了》的制作人老板，王伟忠，他做的一个话剧叫做《宝岛一村》，那个讲的是外省人，可是住在眷村里面的，他们都是军人的眷属，住在眷村里，他们过着比较节俭的生活，会发展出眷村的文化。

我们这些外省人是上海的什么做纺织厂的啦，做轮船公司的啦，医生啦，建筑师，移到台湾来，是另外一撮。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去读白先勇先生写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里面那一群，从大陆迁徙到台湾去，依然在眷恋着他们在上海的繁华生活的那一群人，所以我们家是那样的家庭，然后我是那样的小孩。

网易新闻： 您曾说“这个家庭都不是他们（父母）的第一个家庭”， 您通过什么察觉到的？

蔡康永：从小就知道，翻开照相簿就知道父母都有其他家人。

网易新闻：对您这样的“外省人第二代”，您如何定位内地和台湾在您心里的地位？

蔡康永：我在文化上恐怕逃不掉就是一个上海人，比上海人更多更优先的是，我的文化熏陶完全是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对好莱坞电影里面演的那种美国人一有人生烦恼就去跟心理医生倾诉的那个方向，我是完全不能够理解跟接受的。因为我看他们跟心理医生打交道就是一直在一个圈圈里面绕圈子。我们受所谓的中国文化的熏陶，我觉得儒家还有佛家，还有老庄的这三个方向是特别的有用的，我不是故意要讲说，你怎么那么功利的去看待思想家的成果，可是的确我在很多人生困惑的时刻，会觉得孔子讲过的话，庄子讲过的话，或者佛经里面讲过的话，是很能够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就命中核心，从根本的地方就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在文化上的归属感，完全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结果。

蔡康永是个娱乐人物，所说和所做却远远超出娱乐范畴；他的节目从未进入内地，却在这里大红大紫；他以娱乐形象示人，却在政治上有着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清晰的定位自己，却清晰的说出希望得到的历史评价。

“我的存在，给别人一点安慰就够了。如果完全忘记我，也没有问题的。”

网易新闻：您现在同时在做很多事情，出书、当主持人，还打算拍电影。如果和大家定位您自己的话，您是什么身份？

蔡康永：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定位，因为不是太了不起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然后很爱看书而已。将来如果变成一个拍电影的人，然后很爱看书，也会写书，就这样。你如果把我写的书拿去跟一个真的作家摆在一起，不管是跟苏童摆在一起，或者跟韩寒摆在一起，我写那些书就完全都是半调子的书，你如果把我将来拍的电影拿去跟斯皮尔伯格摆在一起，跟冯小刚摆在一起，也完全是一个半调子的电影导演，就是最不值得定位的。只不过是性之所至，东做做、西做做而已。

网易新闻：若干年过去让您回望的话，您希望别人评价您什么？

蔡康永：如果他们觉得我的存在曾经给过他们一点安慰跟鼓励，我觉得这些就太够了。如果完全忘记也没问题的。

网易新闻：这次您带着新书《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来内地，您想通过这本书，传达什么主张？

蔡康永：我最在意的事情其实是说话是人生很后面的，很枝微末节的东西，它并不是那么前面的。可是做人这件事情是很前面的，做人如果做成了的话，说话就一定会成；就算他口才很差，讲话很慢，沉默寡言都没有关系，他会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舒服跟可靠的人。相对来讲，如果是一个浮夸的、虚荣的、不负责任的讨厌鬼，就算他口才再流利，满肚子都是学问，他也就是一个讨厌鬼，所以我觉得我藉由谈说话这件事情，是在谈你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我觉得对很多人造成了痛苦的事情是，很多人都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无视别人的存在，可是却又同时感受到别人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我觉得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在乎别人，就要把别人放在比较前面的位置。你要关心别人以及感受别人的存在，这本书讲的是这件事情。一旦这个事情，那个习惯养成了，说话就一定会顾虑到对方的感受，而且懂得跟别人沟通，才是说话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只是自己一直发言，爱讲什么就讲什么，那不是说话的原因，那跟路边的小狗在叫是一样的意思。

网易新闻：谢谢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