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永远的怀念——忆老报人刘爱芝

2010-09-13 04:34:00 来源: 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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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平同志家中欢聚,左一为宋平同志,右二为刘爱芝同志。

永远的怀念

——忆老报人刘爱芝

快要到西直门立交桥了,我在靠近桥头的公交站下车,缓缓走上大桥。我依着栏杆,在落日的余晖中,翘企桥旁的金晖嘉园,那座我曾经常来常往的七号楼,恍惚中觉着轻轻地向我飘近。这儿,是老报人刘爱芝的寓所,2005年6月17日,他猝然离开人间,从此这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我默默地伫立着,凝望着,追忆我们相识相交的那些年月,使我沉入无尽的哀思中。

刘爱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报人。他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八路军任宣传员、队长,后在山东《渤海日报》、《大众日报》任记者。解放战争期间,刘爱芝转赴东北战场,先后在《安东日报》《辽东日报》《东北日报》任记者、特派记者、编委,采写了大量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稿件。新中国成立后,刘爱芝从《东北日报》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1959年调入《红旗》杂志社工作。1963年至1982年,在《甘肃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82年11月以后,调任《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

我和刘爱芝的原工作单位同在一个城市——北京,可是我们俩相识相交却是在大西北的兰州。我的运行轨迹很顺畅,1956年西藏准备进行改革,我从新华通讯社调入尚在创办中的《西藏日报》,后来西藏的改革暂停,我又被调到需要新闻干部的《甘肃日报》。刘爱芝和我大不一样,他的运行轨迹充满辛酸和坎坷。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刘爱芝刚直不阿,不跟风、不迎合,他出于对党的忠诚说过一些话,结果被网入“右倾一族”,受贬谪从《红旗》杂志下放到甘肃省的泾川县;后来从他清亮透明的身上实在查找不出任何问题,只得让他归队,但没让他返京回原单位,而是从泾川县调到省城兰州,任《甘肃日报》的副总编、总编辑。我们殊途同归一个单位,给了我们相交的机缘。回忆我和刘爱芝之间的情谊,一方面感到很荣幸结识了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好领导、好朋友,另一方面也感到一丝丝的内疚,虽然那只是一句话出如风的事儿。

爱芝到《甘肃日报》履新的第一件事,就是率记者组赴玉门,要将玉门油矿树为学大庆的典型。当时“工业学大庆”,是全国报纸长久不衰的主题。临行前,爱芝将记者组的成员召集在一起,鼓励、动员。他是个有激情的人,越说越起劲:“凡有石油处,必有玉门人,铁人王进喜不就是一个吗!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深入报道玉门,写它个五六万字……”

“爱芝,我们还没走出报社大门,请问这五六万字的报道计划从何而来?”我出言不逊。

会议室原来轻松的气氛,被我这句冷冷的问话给冻结了,大家眼睛盯着我,显得非常尴尬。

可是爱芝面不改色,丝毫不为我这句不恭的话所动,和颜悦色地继续说:

“玉门油矿这个典型,我们要连续报道,也许这个字数还打不住呢。”

我为之一震,哇,爱芝这人的肚量真大!

我那话出口,心里也挺后悔的,对一位刚刚到任的领导同志,怎能这样不讲礼貌。心想,爱芝表面没什么,心里也许不悦。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完全多余。在玉门采访时,爱芝待我像老大哥那样亲切,以他多年记者工作的经验,启发我如何思考,怎样采访,并鼓励我说:

“你看看华山写的通讯‘英雄的十月’,你一定要把玉门油矿学大庆的感人气势写出来!”

和爱芝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我们之间很快便成了无拘无束的朋友,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隔阂消弭了。我笑着回应他:

“我可是小记者,哪儿能和人家华山比,弄不好这篇通讯很可能被我写成‘狗熊腊月’”——当时正值数九寒天。结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爱芝亲自动笔写配发的社论,连着熬几个深夜。他狂热的敬业精神感染了我,我决意将分配给我的采访任务完成好,表示春节不回家,到老君庙油田和工人一起过春节,体验石油工人生活,深入采访。我得到爱芝的热情支持,他回到兰州后春节期间亲自到我家慰问,当着我家人的面,把我表扬了一通。

爱芝是资深报人,又在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教过书,论干部级别他早就进入“高级”了。可是你到他家看看,简陋得出人意外,唯一属于他私有的那张独腿小饭桌,原来的油漆已褪光,应该淘汰了,可是它竟是从北京带来的。爱芝的衣着也过分俭朴,一年四季总是棉布中山服,很少见他穿过皮鞋。严冬去塞外采访,头上加一顶棉线织的帽子,将翻边拉下来只露眼睛的那种,俗称马虎帽儿。在物质生活上,爱芝总是亏待自己;但也有不亏的,那就是抽烟了。爱芝苦了一辈子,直到他晚年最后的岁月,生活才有了大的改变,这是由于他儿子从商做房地产开发挣了大钱。儿子孝心一片,给他在金晖嘉园买了一套房,并购置了整套的红木家具,“强制”他从老旧的职工宿舍楼搬迁进来。从民房到富居,生活的陡然变化,爱芝难以适应,乔迁时我去看他,爱芝示意我环视他那明亮富丽的大客厅,亮着嗓子乐呵呵地说:“这哪儿是我刘爱芝住的地方!”

爱芝的个性豁达,对人对事宽容,以“海纳百川”比喻太虚,还是用庙堂里弥勒佛一句楹联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即“大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若看爱芝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最好是“文革”再现。他的领导身份,自然被归入“资产阶级当权派”,属于被打倒之列;比这还要命的是他的一种见解:“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在当时,谁人斗胆敢去理论“红太阳”,这是滔天大罪啊!爱芝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毒打,一次批斗会,“造反派”将厕所里染有污物的纸篓给他戴到头上,脸上涂满印刷油墨,如此侮辱人,让有良心的人无法目睹!批斗会结束,“造反派”的头目号叫一声“滚下去”,爱芝顶着那个肮脏的纸篓往楼梯走去,刚下一个台阶,一个可恶的“造反派”打手在爱芝身后瞄准他的小腿,狠命飞出一脚,爱芝应声跌倒,接着翻滚到楼梯下……在家中,爱芝的老伴和儿女围着他恸哭,他反而去劝慰他们:“都别哭,我有罪……”“造反派”不让爱芝有片刻的歇息,押着他去闹市游斗,在中央广场由于人流堵塞,爱芝趁此机会蹲在路边,从身上摸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着,自言自语地说:“抽根烟吧”,我看跟前无人,轻声说:“爱芝,可要挺住”,他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低声说:“刘少奇都被斗得屁股朝天,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此时此刻,爱芝心境仍这样平静,鲜见啊!爱芝日后对“文革”中整他、斗他、打他、欺辱他的人,其中包括主谋者——对《甘肃日报》实行军事管制的头头,通通不往心里放,好像在他的经历中压根儿就没发生过这档子事,他这大腹的容量了得!

爱芝对我的友情,我永远铭记在心。一块儿在《甘肃日报》时,他鼓励我、指导我;“文革”中我被迫从工,到一个大厂当厂长,他时常抽暇到厂里来看我,帮我出主意;后来我们先后回到北京,当我被任命为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时,他认为那里不是我施展的地方,甚至没同我商量,通过当时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把我调到《经济日报》,他对我说:“归新闻队伍,干你的老本行!”

爱芝一路走来,总是磕磕绊绊的,在他行将离休的时候,又遭遇不幸,受到莫大的委屈。1985年前后,我国的改革逐渐形成高潮,新闻如何改革也在研讨之中。《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邀请几家主要媒体的头头开会,共同研究新闻改革的内容,我是与会者,记得很清楚,是根据大家的共识把报社举办公司作为改革内容之一。这之后,多数报社都办有数目不等的公司,爱芝所在单位办的一家公司,因为有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加入,有人信口将它称之为“太子公司”,造成一些社会影响,上级为此进行过问。按当时的情况,这事不好怎么去追究个人或单位的责任,办公司的目的是改革,况且当时家家报社都在大办公司。至于公司里面有高干子弟,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禁令。意外的事发生了,上面要追究领导责任,面对现实,爱芝没有做丝毫辩解,毫不犹豫地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承受处分。爱芝的职务是副总编辑,在他前面还有总编辑,但他不诿过,而且是诚心诚意、心甘情愿地不诿过,爱芝如此做人,谁能相比!

让人难以忘怀的那次对爱芝的探视,想不到竟成了最后的诀别。2005年5月初的一天,我敲开爱芝的家门,他的小女儿告诉我:“爸在楼下,您别走,等一会儿就回来。”

我刚坐定,门开了,爱芝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我心里一惊:离上次见面没多久,怎么竟坐进了轮椅?他见我来,特别高兴,让人给他点支烟,和我聊开了:“你知道,我还在琢磨那个人性论的问题,打算找个人合伙研究。我们共产党人喊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不离口,这里面就应该包涵对人性论的肯定,如若没有人性或人民性,那怎么去为人民服务,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去谬解……”。

我看爱芝很虚弱,不想让他说下去,把那个人性论的话题打断,说些安慰他的话:“爱芝,理论上的事扯不清,慢慢去研究。我们不是老谈人的品格问题吗,还是您说得对,人生在世,对个人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人的品格。就我所知,凡是认识您刘爱芝的人,对您的人品无不称道。比如,遇到祸事,你首先去保护别人,把祸揽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事除您谁能做得到?我就做不到!”

我正说着,在一旁的爱芝的小女儿插嘴问我:“李叔叔,您说我爸这样做对吗?”

这要我怎样回答,刚才我说话的语气中,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细想,这孩子并不是说他爸做得不对,只是为她爸今生今世受到的太多委屈鸣不平。

老报人刘爱芝故去了,如果说用杜甫祖父的名句“但恨不见替人”表达有些雅、有些过,那就改用大白话说:像刘爱芝这样出奇的好人,以后仍然会很罕见!

netease 本文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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