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风雨和灿烂 回眸“上海之春”五十年 陆在易

2010-05-05 07:52:12 来源: 新闻晨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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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春”,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最早、持续最久、曾经是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舞蹈节。 50年来,数代音乐家、舞蹈家为它的创办、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心血;许多青年音乐家、舞蹈家在这一舞台上成长,从上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之春”,即是上海音舞创作、新人成长的一个缩影。

“上海之春”的由来

“上海之春”的前身为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

“展演月”的成功,给当时音乐舞蹈界的领导者们以莫大的鼓舞,一致认为,今后似应每年举办一次。为什么定名为“上海之春”?据时任上海音协党组书记、市文化局长孟波同志回忆:春天,象征着欣欣向荣,“上海之春”是最恰当的名字。经音协党组研究决定,“上海之春”在1960年春暖花开的5月,正式拉开了它的历史帷幕。 “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曾中断。 1978年正式恢复“上海之春”,除第十四届与前届间隔为三年外,其他均为两年一届,直至第十八届。

上述共十八届“上海之春”,均有完整及严密的组织机构,其中 “艺术委员会”尤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有参演节目,都需经过艺委会审听、筛选,从而保证了每一届的艺术质量。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以能参加“上海之春”为荣。至今我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一位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只差0.03分而没有被选入,由此可见当时评审之严。

这十八届“上海之春”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上海地区,它辐射至全国。几乎每届都有全国各地的音舞工作者前来观摩,有时多达一二千人次。至于华东地区各省,有时则组团直接参加“上海之春”的演出。

自2001年起,“上海之春”与主办了八届的“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合并,并改称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合并后的“上海之春”,今年已是第九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仍秉承“繁荣创作、提携新人、活跃与提高群文活动”的传统宗旨,并与时俱进,增设了新的项目,特别在增进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此,从总体上说,新时期的“上海之春”,在多方人士的努力探索、开拓下,正在取得新的进展。

“上海之春”的历史功绩

我认为,“上海之春”的历史功绩太多,最为重要的则是体现在创作上。

通过“上海之春”,推出了数量相当可观、少说也有六七百部(首)以上的新作品,其中一批作品已经在我国音乐史、舞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或成为传世之作。我翻阅过往共二十八届“上海之春”的所有节目单,给我不小的心灵震撼,这么多数量的作品啊!饱含着艺术家们多少心血和精神劳动!仅从合并前的十八届“上海之春”看,除了人们所熟知、并在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吕其明)外,还有交响乐《长征》(丁善德)、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王云阶)、交响乐 大合唱 《英雄的诗篇》(朱践耳)、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施咏康)、丝弦五重奏《跃龙》(胡登跳)、大提琴协奏曲《嘎达梅林》(王强)、大合唱《金湖》(张敦智)、钢琴协奏曲《山林》(刘敦南)、交响组曲《油画五帧》(马友道)、交响狂想诗《阿佤山》(刘湲) 合并后八届的作品那就更丰富了,无论从内容、选材更趋广泛;风格、技法也更趋多元,真是举不胜举啊!我是搞作曲的,对音乐作品的了解当然更多些,但人们不能忘了,现代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雏形及完整首演,也是在“上海之春”!以上所列作品和由于篇幅所限未曾列入的不少优秀作品,均为我国音乐、舞剧创作园地中的珍品。

在大量好作品涌现的同时,“上海之春”造就了数代上海作曲家群体。除贺老(贺绿汀)、丁老(丁善德)、瞿老(瞿维)在建国前即已卓有建树外,其余作曲家基本上都是依托“上海之春”这一舞台展示才华并成熟、成名的,除电影音乐作曲家外,几乎无一例外。如至今仍健在的老一辈作曲家朱践耳、吕其明,在他们那么多的交响音乐作品中,哪一部不是在“上海之春”首演?曾是上海最活跃、阵容最大,现今已是60岁开外的一代作曲家群体,包括马友道、刘敦南、杨立青、金复载、奚其明、徐景新、赵晓生、顾冠仁、刘念劬、曾加庆、陆建华、朱晓谷、朱良镇、周成龙、潘国醒等,他们无不是以自己的作品在“上海之春”频频首演而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包括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年龄在40~50岁上下的作曲家群体,正成为“上海之春”音乐创作的主力。

另外,“上海之春”在提携新人,扶持新人,促进青年表演人才成长方面也成绩非凡。比如名闻中外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即是在第四届“上海之春”所举办的全国二胡演奏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冠;此时的她,才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7岁的学生。郑石生,也是在那届“上海之春”中取得小提琴演奏比赛第一名,后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俞丽拿,更是通过演奏《梁祝》,逐渐成为具有突出知名度,造诣很高的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50年来,或在“上海之春”中崭露头角,或在“上海之春”舞台上成长的青年演奏家、演唱家,如果真要列出名单来,那可是长长的一大串!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功绩外,我们还不能忘了“上海之春”在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以及在活跃和提高群众文艺活动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前者,自两节合并,改称为“上海国际音乐节”后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明显,而后者,像我这样年龄层次的人,大约还不会忘记于1964年第五届 “上海之春”的开幕式 5月23日在前文化广场由本市业余及专业音乐舞蹈工作者共计三千人左右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也先后观看了演出。这便是后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前身啊!在合并后的八届“上海之春”中,这一传统得到了良好的继续,如“千人二胡广场音乐会”,“世博号角管乐艺术周”,“群文专场音乐会”等等。

热切期盼青年作曲家群体崛起

50年来最根本的经验是什么?遵循艺术规律办事。此时,我特别地想提到一位长者,他便是已去世的丁善德先生。丁善德先生曾主持“上海之春”多年,在他的主持下,“上海之春”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充满活力,许多棘手的问题,往往就在他充满亲和力的笑声中迎刃而解,体现出他所特有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是遵循艺术规律办事的楷模,他在“上海之春”的历史中,可谓功不可没,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和尊敬。

音乐节“50岁”了!在庆贺、纪念和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它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和令人感到缺憾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和提升音乐节的质量?怎样才能使“艺委会”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形同虚设?是否应设立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是否应合理地借鉴国际上成功音乐节的某些经验?上述所列问题如果不去深入研究或落实,必将阻碍“上海之春”的健康发展。

但仅从当前最实际的情况看,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创作。为努力激发艺术创造力,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海上新梦》原创作品音乐会已经连续举办四期。在这里,我特别寄希望于年轻人,毕竟,今后“上海之春”的历史,将由他们来书写。众所周知,《梁祝》的两位作者何占豪和陈钢,在写作《梁祝》时,还是在“上音”本科就读的青年学生。吕其明先生创作《红旗颂》时35岁。朱践耳先生写作《英雄的诗篇》时37岁。历史上很多优秀作品,即是年轻人或较年轻的人写下的。我热切地期盼着青年作曲家群体的崛起,这是“上海之春”的希望和旺盛生命力之所在。

netease 本文来源:新闻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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