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江湖,余世存独家讲述五年心路,自称真男,以人格济世

2010-04-18 00:43:00 来源: 长江商报(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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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2005年推出畅销书《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正值名声大噪之时,湖北籍学者余世存却从此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隐居大理。自从一下子被推到聚光灯下,被誉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他觉得自己底气很不足,希望补上传统文化的课。

2007年,他和一些朋友启动了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旨在提供一个基于图书馆的教育体系,为乡村青少年提供更多知识、自信心和生活勇气。至今,国内已开设有五个分馆,湖北省内的一个名叫“黄侃图书馆”,位于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

时隔五年,余世存又推出新书《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这一次,他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出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对他们进行价值重估。文/卢欢

余世存

男,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居住在北京。

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亲戚曾抱怨我北大毕业却不能给他们好福利

锐读:这一场赴大理生活的出走打算持续多久?是您远离现代化社会的尝试么?

余世存:当时就到大理感受新的生活方式。大理曾为国都,不显小家子气,有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有迷人的风土人情。塞林格红极一时却选择隐居,对我触动很大。在大理隐居,我觉得自己突然可以支配自己的生活了,终于摆脱了以前在城市生活时的普遍的无所适从的焦虑感,身心获得某种平衡。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物欲裹挟着前进。我现在可能要在大理与北京两头跑,毕竟还要生活,现在除了做手头工作外,还要将这几年的学习心得和文章整理出来。

锐读:回家乡随州的机会多么?这些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余世存:平均每年回去一两趟吧,我有很多老师、同学在随州。以前,家人亲戚对我有些抱怨,觉得一个北大毕业生,都不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福利。渐渐地,他们理解了我的选择,热情欢迎我,这让我十分感动。至于感受的变化,我觉得,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渐渐丧失了精气神,随州也不例外。小时候经历的那种田园乐趣都没了,很多地方几乎都成了垃圾场。这真没办法。

锐读:如果像书中人物那样,给自己也安个“头衔”,您会称自己是什么男?

余世存:真男。真实真诚。我有个北大同学,曾是有名的校园诗人,他在毕业之际跟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过,担心我毕业后会饿死,担心我这样太有赤子之心的人能否在社会中生存好。其实,要求每个人真实、真诚应该是一种社会常识,俗话说诚则动人。如今,整个社会都在质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群体的道德水准下降,呼唤真实、真诚,这真是很可笑。

张学良到临终仍未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锐读:您选择继承由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式的传统来写作历史,意味着您实际上是从历史中研读人的内心,研读人与转型时代的关系?

余世存:我自觉地认同司马迁的那种写史传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然会有主观判断,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孔子编《春秋》,司马迁作《史记》,都追求自己内心与历史人物的相通。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讲历史,太注重社会属性,而不注重人的心智、精神、感受、社会风俗、价值观,对此我是不满意的。其实,捍卫历史正义应该是对讲史者的起码要求。历史正义,不需要学者来告诉读者,读者自然可以从中体会到。

锐读:近两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最终确立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只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仍处于探索之中。你认为这些人物为此做出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探索?

余世存:这些人物的探索,一方面是自觉地努力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拥有深切的民族、国家、人民关怀,一方面是不自觉地成为历史的工具。换言之,他们在追求自己个性与参与社会的公民意识两方面都做得不彻底,要么是公共参与不够,要么是对自己内心的审视不够,总处于一种矛盾、挣扎中。

锐读:这本书也是在为您的“类人孩”历史观做注脚么?比如写张学良,您评说“他的一生表现了典型的‘类人孩’生存状态,直到晚年,或者说他长达一甲子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余世存:是的。人要突破自己的阶层、圈子,才能追求人类的共性价值,否则只能是更大系统的孩子而已,无法为别的阶层说话、谋利益。比如说,如果你要了解阶级,需要与自己的小学同学来往;要了解阶层,需要与自己的中学同学来往;要了解圈子,需要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来往。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更多与大学同学来往,所以只站在自己和相应圈子的立场来说话,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

锐读:这次写作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特别是男人)本身,反复提及了“人格”这个词。您对近代史上的人格成就评价很高,也很强调这些人物的人格丰富性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

余世存:由“话语”转向“人”的选择,渗透着我的写作用心。我们社会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制约。人丧失自尊,与自我期许有关。比如说,有的女人只求出名、过好日子,就可以将人格矮化到最低,为达到目的,自然敢用脱衣、录像、发到网上散布等等手段。有些学者被抓住抄袭了,根本不道歉,继续堂而皇之地继续自己的学术活动。对于这些情况,仅仅靠话语谴责恐怕不管用。所以,我想写人,弘扬伟大的人格,给普通人树立榜样。现在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后现代社会里,人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卓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伟大的人格不仅可以出现在古代,当代也有伟大的人格。

论人格,

卢作孚是“完人”

锐读:您独独把“完人”这个头衔给了卢作孚这个旧时代的企业家。为什么?

余世存:在我评卢作孚为完人之前,梁漱溟等人就说过。实际上,卢作孚跟自己周边的关系处理得都很圆润,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今社会上至精英巨富下至普通民众共有此种心理——“必须要挣钱,有钱才保险”,但卢作孚的人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懂得享受生活,他的生活的维度是多方面的,物质之外亦关注信仰、家人朋友、代际关系等。

锐读:当初,在卢作孚有机会建设北碚时,他迅速将当地最初一赌二吃喝的面貌做了“移风易俗”。您指出,中国的圣贤们,自孔子以下到一般大臣,都认定移风易俗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这样的结论适用于当下么?

余世存:书上说,禹居住的地方,一年成聚(村),二年成邑(城镇),三年成都(四县为都)。这说明,禹有很好的人格魅力、领袖气质、人文关怀,普通人愿意跟从,从而将洪荒草莽之地变成教化文明之地。古代圣贤姑且不提,民国时期有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把南通变成模范县的张謇、把广西变成模范省的李宗仁,近有把福建建成经济建设的桥头堡的项南。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在三五年间“移风易俗”。反之,当下一些论调:“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可以取得某些成绩”,我总嫌太慢。

锐读:本书最后一篇写哲人王康,也用他的话“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来做标题。您认为这句话有几分道理?

余世存:这话,说的人很多,此前的新儒家学派也说过。我很认同。现在很多人总觉得中国人没有神圣感,没有信仰,但总需要一个替代物,那就是历史。都说中国人渐渐丧失历史感了,但也有很多人会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毕竟,历史也是社会的一条底线。

本报记者卢欢采写

如果你要了解阶级,需要与自己的小学同学来往;要了解阶层,需要与自己的中学同学来往;要了解圈子,需要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来往。

(来源:长江商报)

netease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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