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之死(二)

2010-03-26 10:12:00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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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世英的沙龙“X社”成员全数被捕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将之形容为“凛冽冬风百草散”,他后来表示:“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郎郎父亲、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被当做走资派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文革一开始他们斗我爸,弄特别高的台子,从上边打下来,后来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想象的革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行为。”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父亲被打倒后,母亲让张郎郎去找剧作家海默帮忙劝慰父亲,在那里张郎郎又遇见了好朋友“老七”。从海默家出来时,“老七”突然问海默:你还相信毛主席吗?海默反问:你们呢?“老七”说:我不信了。张郎郎摇头:我不知道。

多年后,张郎郎描述“太阳纵队”成员的特立独行之处:“我们跟别的青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会狂热地追随中央文革,实际上我们也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对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负责人。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大罪状:“当时是很多人都在流传对江青各种各样不利的话,江青就想知道是谁。后来我变成主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间逃跑,我跑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我已经跑出国了,然后再问就说是郎郎说的。其实就说了一部分,但后来把我抓过来的时候就变成都是我一个人说的了。”张郎郎为自己辩护。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王东白和郭路生他们送我嘛,他们当时都是小孩,我当时就是写诗的老大了,说走以前再给我们留下几首诗,我说逃跑哪有心思写诗啊,王东白还拿了本子,我说我给你们写几个字吧,然后我就写了‘相信未来’四个字,还留了我的名字。”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此时张郎郎24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

  彻底被解构

“橡皮筋,我爱跳,‘一打三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投机倒把我反对。”1970年,这只是孩子们口中的一首普通儿歌,但大人们的世界却因此风声鹤唳。

1970初,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结果在文革浩劫中,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党史纵横》作者阎志峰在《“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一文中记述:“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 罪名,惨遭杀害。”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可以因言论和思想获罪,且不经审判可直接判处死刑。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恰与遇罗克关在一间屋子里。当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来到张郎郎家,通知说张郎郎要被处死,母亲陈布文一直没有表态。张郎郎后来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里说,有人因为写东西而判死刑,她觉得这个人是英雄,她说我没想到我儿子也是这么个英雄。那警察以为老太太疯了。”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

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诉陈布文。“我妈不信,因为事先通知都知道那天是要被枪毙的……但是公安局一直没下死亡通知书,他们也不知道我死没死。但死缓几个月后,就能让家里寄东西,给一表,让画钩,家里就知道我没死。”张郎郎出来后听说,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1971年,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他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监狱时光:拧麻猴、写小说、讲故事、听人讲故事,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有一天,一个狱友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才知道,这首被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诗,竟是当年“太阳纵队”的“小孩”郭路生(诗人食指)所写。1970年代,继“x社”和“太阳纵队”之后,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陆陆续续又兴盛起来,参加者包括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芒克等,他们构成北京地下文艺的潜流,只为着自由思考与自由创作的那一天到来。而“太阳纵队”的后备力量——郭路生和张寥寥,其诗歌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剑作为纵队标志,顶端分出三支剑头,分别代表诗歌、音乐、美术。有学者说,这柄剑象征着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

张郎郎认为,这些思想的火把均是一脉相承。

而“太阳纵队”已烟消云散。张郎郎被捕后,连累了在军中服役的张久兴,他最终自杀;甘露林上了军校,也被整得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纪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其他“太阳纵队”的成员也饱受冲击。

在张郎郎的《“太阳纵队”及其他》一文后,附了部分成员的现状:很少有人再写诗,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郭路生。张郎郎自己曾经商,也曾做过访问学者,写小说及回忆文字。

张郎郎总结他们这一批人远离诗歌后的状态:“不光是转向文艺,还有商业,对政治普遍厌倦。从王朔后,它就彻底被解构了。好处是没人再做这种梦,坏处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品就没什么热情了。” ★

netease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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