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卫兵墓园 唯一保存完好的“文革”墓群

2010-01-19 09:41:15 来源: 新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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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

1月12日,重庆市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历经40年风雨,承载着一段特定历史的红卫兵墓园去年12月15日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本报记者 吴伟 摄

有关部门经5年准备、走访2000多人,已了解到100多逝者生平;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

■ 核心提示

42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

“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矢车菊。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46.5%。

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学者王康曾目睹一次“复仇”,上世纪70年代,重庆一中某校长“爆破”了一处红卫兵墓

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

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据了解,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后来,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至于墓地当时埋了多少人、何时被铲掉的,现在已无法考证。

在“文革”武斗的历史结束后,红卫兵墓因它记载的历史,而成为人们心里的敏感区域。

重庆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曾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

围绕红卫兵墓的“拆除”声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它又面临了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

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一方,则希望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

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 “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

传言引发了文保关注度

2005年,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也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

围绕墓园的“拆除”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到2005年,重庆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

“这个传言刚出来时,我很高兴,这是好事。”钱立全认为,正是这一消息,使更多人关注了墓园,而这对墓地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正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

他说,当年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他们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对待。不过,也有一些人认可拆除,认为铲除承载着痛苦记忆的物质,可消灭精神上的伤痕。

吴波回忆,此提议原本不在政府规划中,最终也未被列入土地开发议事日程。

钱立全说,对于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

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

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

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

最终,家属方放弃了。

“假如他要迁,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其他家属知道了要迁。又怎么办?这墓地就完了。”钱立全介绍,正是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

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

研究者李中华说,有的人不愿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约好了,等要见面时却中风或去世

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吴波说,文物并非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一些年头及与什么事情有关,就能成为文物,它还需要见证者提供相关史料进行支撑。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为了让家属提供相应帮助,公园管理方想过很多办法,李中华甚至以家属的立场写了很多文章,他们才慢慢吐露情况。“你仅仅说‘这是历史,我们应当承担责任,我们要保存历史’,他们听不进去。”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没有搜到。

钱立全说,工作组的目标是争取把每个死者的生平都调查清楚。他认为目前资料搜集已进入非常困难时期,并且越往后越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去世了。

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

直到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要对“文革”期间代表性建筑物保护,墓园的申报才得以公开

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一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论证会专家无一异议

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钱立全回忆,重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

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大多经历过“文革”。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会则在10月。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

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会上还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打,正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民间研究者曾钟还曾建议恢复原名“复元寺公墓”。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墓园成为文物后,钱立全认为公园管理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建设性破坏”。

红卫兵墓地在阳光雨露下已经很久,钱立全认为,操之过急反而容易损害文物。文物修整还需要请专家讨论、规划、出方案,园内目前暂时什么都不动。

沙坪坝区文物局局长李波也表示,文物审批刚下来,暂时还没有修复的时间表。

据悉,目前重庆红卫兵墓园在做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过,吴涛接受采访时说,目前申报时机还不成熟。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

□本报记者 吴伟 重庆报道

胡彦 本文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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