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鸡血"往事:亿万民众为之癫狂

《档案春秋》 2009年12月

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

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还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介绍显然较具代表性——

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部分患者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半身不进、脑中风、妇科病、阴道瘙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但还需要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临床试验去证实。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规医院外，人民群众大多应该到街道诊所、县乡医院接受治疗。

——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

现在人们对于当年全国人民“打鸡血”往事的记忆唤起，似乎源于1990年。旅澳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广东省的“上流社会”中悄然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说是有个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高级医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后决定处以死刑”，行刑前，高级医官颤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提供给政府，用来感谢政府“不杀之恩”。后来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劝导”，那个军统医官方才招供了这个打鸡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只大公鸡(4公斤以上)的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还说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这些年就靠打鸡血活着呐!1966年春开始，这“秘方”仿佛秋风扫落叶似的让“全中国的大公鸡们，一下子遭了殃”。现在许多人还这样认为：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打鸡血”风潮，主要是因为那个军统医官的交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有个“打鸡血”发烧友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西苏州路65号的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公私合营前足一家职工人数不满300的小型工厂，1960年8月，作为上海最后一批公私合营工厂之一，永安棉纺三厂改制为上海无线电三厂(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名于世的“美多”牌收音机的生产厂)。正是这家在当时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工厂里，竟出现了一位绝对的“打鸡血”发烧友。

1959年5月26日刚上班，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医务室已被一群工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厂医余长士一大早用厂里的有线广播召集来的，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听说了一件趣事，并兴致颇高地跑来观赏一次奇特的表演，“余医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鸡的鲜血，这样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后，余长士当着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一位负责人的面，回忆当时那次“当众表演打鸡血”的感觉时说，“一早注射过鸡血，上午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中午的饭量也大了很多。”

不过这一天，通过余医生的亲身示范，开始只是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很快就消释了心中的疑虑。这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共有45个熟识或不熟识的人前来，让这位传奇医生给自己注射鸡血，奇迹很快显现：“诸多荨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频频咳嗽，注射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摘自《鸡血疗法简说》)：

这已经不是余长士第一次给别人“打鸡血”了。其实早在1953年，余长士就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并且已经悄悄地搞过一些实验，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他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余长士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余长士生于安徽南陵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其简历绝对经得起任何级别的政治审查：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入党。1925年暑假期间，回到老家，创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组织创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社团组织——民智促进会。1931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余在赴武汉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捕。

根据余长士“文革”中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山西名医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生卒约1564年～1629年)所著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即各种妇科疾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那个时期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学苏联，所谓“组织疗法”便是仿效苏联的产物，它有点类似中国人老话里说的“吃哪儿补哪儿”的意思，就是说，将人体的相对组织(器官)，如胎盘、胆汁、肺液等经提炼后成为针剂，或注射或埋人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强体。余长士的解释是：“根据民间的这种偏方，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于是，他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余长士开始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的(即有痛经症状的村妇)，长年 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1959年初，结束在江西农村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回到上海的余长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难单位——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

1960年1月，余长士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报告所述，亦非诓言。根据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员调查后拟出的《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中证实，余的确在工厂里开展了“鸡血疗法”的实验，根据病历记载，他一共为203例患者治疗，“根据病历记录和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可作如下分析：该疗法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其余如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及高血压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报告中也强调，“其中有36％发生高热、过敏性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余长士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余长士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业。

大跃进下的“科学试验”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将“鸡血疗法”进行动物实验，并取得数据；之后起草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生局，报告中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余人进行过治疗，其中17人主动要求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虚、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双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实验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对于实验性注射从原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但余长士对这份报告十分不满，认为实验小组里有个别专家故意“夸大副作用”，对于疗效也持保留态度，使“鸡血疗法”的研究机构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制成鸡血粉后，不仅大大失去疗效，反应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制造工序繁复，一般工人无法操作，技术人员十分紧缺，每100克鸡血粉的生产成本超过60元人民币，成本过于昂贵，严重违背了党倡导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精神”。

据《鸡血疗法简说》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从1959年初春搞注射鸡血开始算起，余长士坚持每隔一两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时每天都注射，并未发现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基本可以达到‘有病治愈，无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还可产生“返老还童”的奇效。其间，他动员自己的爱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来参与试验，基本“都获得了很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