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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走出外交部老宅

2010-01-05 00:11:01 来源: 网易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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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人洪晃最近打了生平第一场官司,作为章含之的女儿,她被外交部起诉要求搬出母亲和外祖父居住多年的51号大院,洪晃曾表示“这简直是刨了我的根”。网易新闻近日对话洪晃,回忆51号大院里的不平常生活。

初到51号院:外婆吓坏了,房子太大不安全

主持人:您母亲(章含之女士)的书里提到过文化气息浓厚的51号院,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51号院的历史?

洪晃:我所知道的故事是解放以后,当时新中国需要很多民主人士从国外回来,他们想让我外公章士钊回来(因为他是十人谈判国民党那边的代表之一,谈判破裂之后他就带着家眷去了香港)。然后我外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起初)不是住在这个院子里面,是住在东四八条,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去看他,说你怎么还是寄住在别的地方。后来说我们给你安排一个房子吧,当时就安排了史家胡同

51号,据我了解史家胡同51号在我们住之前是没有人在那住的,然后在那之前是香港的《大公报》在北京,那个时候还不是香港的《大公报》,是北京的《大公报》,报社的工作地点就是那儿。这样一来就等于给我外公住的,然后应该是59年搬进去的。

主持人:您的母亲有没有跟您说过当时搬进51号大院的情形?

洪晃:当时因为是给我外公的,所以我妈妈、外公、外婆三口子搬进来的。当时是三进院,从史家胡同进去是第一层,是主要的院子,后头还有一个院子,出去已经是街了,另外一边是胡同了,两边通的。我外婆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南方人,她看到这个三进院之后就吓坏了,就说房子太大了不安全,死活不要后头这个院子,说后头这个院子无论如何不要它,因为看门都看不过来,前头关住了后面来人怎么办?她特别害怕,因为她是一个苏州长大的,上海住惯的、很资产的太太。她觉得好的房子是洋楼,不是四合院,她觉得四合院平平坦坦的,后边进来一个贼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说我们家住进那个院子的第一件事,老太太就说拜托了,后面那个院子我们不要了,能不能拿走,所以后来是公安部的宿舍。

 

60年代:大家都在挖防空洞,你怎么能不挖

主持人:现在别人和您一提起51号院,您最先想到的一幕是什么?

洪晃:现在51号院子还是51号院子,没有任何变化。对我来讲小时候最好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花生什么的都要靠邮票换,是限量的,所以我们家在花池里面种了很多花生。最好玩儿的是收花生的时候,得把花生从地底下拔出来,得把泥磕掉,就看到里面一个个胖胖的花生米出来,大人就是把花生剥出来,我就是把泥弄掉,然后把花生放在碗里头,这个时候觉得特别好玩儿,特别有意思。

主持人:您母亲写的书里曾经说60年代修防空洞,把你们种的东西挖掉了,当时对自己院子的改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洪晃:那个时候挖防空洞大家都得挖。当时是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叫深挖洞、广积粮。实际上就是觉得有坏人,尤其是比如苏联修正主义会侵略中国,所以大家都在为打仗做准备,就说了深挖洞、广积粮这两句话。那个时候政府跟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领导说了一句话,尤其是毛泽东的时代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千句。很可惜的是毛泽东主席说了深挖洞,大家对这个的理解就是按照原文,就是真的往深了挖了好多洞。所以就是说你要不挖洞的话很可能被抓起来,因为你违背毛泽东的教导嘛,人家都在挖防空洞,你怎么能说你不挖呢?你不挖你不就是抗拒政府的指示嘛?所以你必须得挖。

 

这种房子特别重要的一点,就看住里头的人是什么级别的

主持人:您家院子在60、70年代的时候,周边那些人是什么样的的居住状况?

洪晃:我们家左边(东边)是一个大杂院,是金芳她们家住的院子,她们一个院子里面有三、四户人家。金芳她们家的小院子对着我们家厨房,所以我们家吃什么她们家都知道,每次我们家做什么饭,杜大妈就会说:今天晚上吃红烧肉啊?我们说杜大妈你们吃什么?杜大妈说烙饼。我们家是南方人不吃面的,一听说烙饼我就新奇的不得了,只要杜大妈一说烙饼我就跟我妈说能去杜大妈家去吃吗?杜大妈就说过来吧!我们家右边的邻居是谁…现在是一个宾馆,是妇联的一个宾馆,在成为宾馆之前是华国锋住在这块,华国锋之前是谁我还真不记得。我跟我们家东边的邻居是经常互相爬窗户的,右边这边相对接触少一点。

主持人:那个时候家里东西坏了找谁修?

洪晃:这种房子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住那里头的人是什么级别的。我外公在的话,他是部级干部,是政协的,同时也是文史馆的馆长,所以他的单位就会说你们缺什么呀,怎么怎么着。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几个事情,小的时候我们家冰箱是那种巨传统的冰箱,是需要这么大的两块冰,就是一个立方的两块冰放里头,然后再把菜放进去,是这种样的冰箱,真的像清朝那样的冰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完全是那样的冰箱。这个冰作为个人到哪里拉?这个时候就给单位打一个电话,说我们这有个冰箱,但是到哪找冰块呀?单位里头就会说(给我们拉过来),比如像我外婆,上海带来一个新鲜的蔬菜、海鲜,就特别需要冰箱里面有这两块冰,就需要临时拉。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我小的时候夏天有这个冰特别高兴,我去舔去,第一很脏,第二你知道舌头舔冰就会粘到上面,有一次粘到上面出不来了,就哭。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的家可能因为外公的关系,家里的维护都没有问题,那周围的邻居呢怎么维护?

洪晃:周围的邻居就很倒霉,因为他们用的厕所都是街道的厕所,要去厕所就得去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堵了不能上的话就能憋死你,活人是可以让尿憋死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有的东西一到了公共设施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又脏又臭没人管,真的是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通。

 

大官住在里头,总会有人关心首长住的是不是很舒服

主持人:您12岁就离开北京留学了,十几年之后再回来的时候,这个院子有没有进行比较大的改变?

洪晃:这个院子最大的改变吧,对于我来讲,院子本身是不适合当代人住的环境,比如北房是厨房,你想喝一杯茶要穿上大衣,走到院子里头到那边的厨房,然后烧水,厨房可能很冷,暖壶这些东西在院子里面是很有用的。我是86年回来。如果说公家的房子话,大官住在里头,总会有人非常着急首长住的是不是很舒服,但是大官要是不在了的话,公家就不太理睬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制度里面不太好的习惯。乔老爷83年去世之后,这个院子基本上没有人修过,真正什么时候开始修呢?我是85年开始工作,我记得我自己修这个院子,最大的就是开始安热水器、修洗手间,就特别基础的所谓的现代化改造。院子还有老房子是需要维修的,比如地板是20年代的需要维修,还有每年必须打腊,如果不打的话木头会朽掉的,这个腊上头如果有水的话腐朽的东西不会渗进去,几乎所有擦地板的东西,从这块开始。最大的修实际上是跟整个城市的进步是同步的,东方新天地(商场)应该是90年代初的时候,整个东四那条街都刨起来了,重新铺下水、铺电、铺煤气、铺天然气,这些管道就在东单东四那条街,我们家就在那个胡同,政府就说这个院子要不要接,要接的话就出钱。城市的改造就是这样的,很多东西不是因为我们要去怎么样,但是城市一步一步的进步,就逼着住老房子的人开始改造。

 

公家的东西就得公家管

主持人:1993年的时候住房开始改革了,您家当时有没有机会拿到四合院的房产证?

洪晃:这个房子按照国家规定是永远不会卖给住的人的,就是国有资产,至少是外交部跟我说是按照政策上来讲的话是这样的。

主持人:当时很多人都去买房改房,您家里当时有没有商量这方面的事情?

洪晃:当时外交部从来没有给我们家说,Ok,分配你这些房子,你从院子里搬出去,要不要去,没有提过这样的选择。我外公已经去世了,乔冠华也去世了,我妈妈还住在院子里头,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房子是谁的一点也不纠葛,我觉得这个房子谁有房产证是谁的,这个特简单,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就得说法制的话。但是我觉得作为外交部来讲,第一作为房东,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30年从来没有修过这个房子,这一点真的说老实话我有一些责怪。因为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公家的东西就得公家管,公家的东西公家不管的话,私人管了,那到最后只能是一个补偿的问题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管了这些事,一个是因为我爱这个院子,这是我长大的院子我跟它有感情,我不可能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塌下来的感觉。另外一方面你住在这里头你知道你住的舒服不舒服。

主持人:您就房子的问题说过59年国家还没有房产证这个东西,您觉得拿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原来的事情对您公平吗?

洪晃:我觉得问这个事情公平不公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要把这个揭开的话,就会有太多的不公平了。这已经60年了,一点也不是我的目的,如果说这个的话,那咱们不要说这个公平不公平,我现在只问这种强迫的搬迁公平吗?有多少四合院的人是有房产证的,这么多年这个房产就是他的,到最后一说搬迁的话他不也是被逼出去了吗?这个我觉得在公平上来讲是更大的问题,我这个还真得谈不上。

我只是觉得这个院子是一个文物保护的院子,那么说老实话我是觉得公家对公家的东西要爱惜,就这一点。不能公家说了这个东西我交给你管了,然后你根本不管这是不对的。每次修房子的时候都感觉到,所有人都说你修它干嘛,这是你们家的房子吗?你准备要这个房子吗?你准备去跟公家要这个房子吗?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住的时间长了就有一个惯性,你就觉得这就是你们家的房子,第二我老娘住在这里头呢,我得让她住舒服了,到最后也没有太多的考虑房子的所有权,但是只是尽量的去做。

 

原来的生活现在享受不了,这是必要的牺牲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家的住宅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从您的生活里面退去?

洪晃:这个我觉得实际上退出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差不多7、8年前我妈妈就说这个房子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我妈妈说反正那个时候政府说给章老先生住,章老先生也不可能说那房产证呢?你是送给我的还是算租的,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外公那个年龄,还有那个时候的人对财产的概念是很弱的,尤其又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所以当这个房子真是我们搬进去,全家人就是欢天喜地的觉得有地方住,特别好,谁也没想到到了外孙女那一辈的话还是不是我们家的。我妈妈就曾经说过要不然就办成一个章士钊故居,可以做一些开放的活动,然后把外公的书籍、手记,还有跟胡适的字都展一展,像故居一样的。办故居其实是特别痛苦的过程,求爷爷告奶奶的。当时我觉得第一我妈妈身体不好,第二办这种事情说老实话是一个特别特别不愉快的过程。因为你要求人办事,所有人都可以给你脸色看,所有人都可以说几句风凉话。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60快70了,她真的犯不着为我受这个气去,求各种各样的部门,肯定得从外交部,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什么的,还要给领导写信,我也觉得总理是不是事情很忙,谁管你史家胡同房产的是不是办一个故居的问题?我是特别不喜欢中国这种求爷爷告奶奶,死气白咧的要把公家财产给归于私人财产的感觉,我也不喜欢这个过程,也觉得妈妈没有必要为我。因为她60多岁办这个事,肯定是为我办的,或者是为我闺女办的,不是为她自己办的,而且她也知道只要她去世之前是不会有人过来说这个院子要收回。但是我觉得我没必要让她办这个,我有我自己的能力,我去买房不就完了嘛。

主持人:你从胡同里面走出来,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商品房,你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怎么看的?

洪晃:我觉得中国整个房地产改造是对的,但是在房地产改造里头有大量的…如果你看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你就知道房地产的改造,中国贫富分差这么大,和房改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房子慢慢变成了从公家给某一个人的福利,变成了一个富人的投资的机会,所以在北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看见有那么多房子,这些房子都卖出去了,里头都没人住,同时还有人没地方住。这就是一个贫富差异特别大的问题,这就变成了房子本身从一个没人有房子,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只有有钱人才有房子。

我个人觉得市场化的改革肯定是一件好事,那么这个改革里头会有很多东西要牺牲,比如我们家的院子明显的是牺牲品,对于我来讲,我认这个,因为这个是中国的改革,使大多数人都好起来了,也就是一两家原来享受特权的现在享受不了了,这是必要的牺牲,我一点异议没有。但是还有很多不公平的,比如四合院本来就是人家的,人家有房产证,你给人家逼走了,你又不能给人家合理的赔偿,或者人家就不愿意搬走,这个《物权法》里面是有规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角色,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关系都是让所有的群众特别关注,甚至有的时候是特别愤怒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从一个公平的角度更应该关注的。(完)

宋潇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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