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之际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这年3月7日，是竺可桢的六十华诞。
这天，竺可桢在《浙大日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此前的6日，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竺校长辞而不往。这天，学生又提出要建“竺可桢图书室”，竺校长说：“人尚健在，何必有此举。”翌日，学生又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他将贺礼一律退还，而学生又向他献上一面旗帜，上书“浙大保姆”四字。这，不过是大时代之中的一个小插曲了。
4月，“红旗漫卷西风”，红旗插到了南京的城头。不久，竺可桢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国民党溃败，开始抢运人才，浙大训导长、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晓峰）已经奔至蒋介石脚下，从此替代了自杀的浙大校友陈布雷，充任蒋氏的“文胆”，并建议把溃退的路线指向一海之隔的台湾，后来他成为台湾的“教育之父”和“文化之父”。当时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教授牟宗三和客座教授熊十力等，也先期离开杭州，辗转前往广州，他们中有的后来又去了香港，乃至台湾。
竺可桢依然不动。
26日，竺可桢听说国民党军警闯进上海“交大”并逮捕了80多名学生，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遂于翌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开入浙大捕人，但是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不久，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而杭立武又再次来电催促。何去何从呢？竺可桢舍不得丢开浙大，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当局既然表态无捉人之意，“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此时教育部又要竺可桢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竺可桢决定认真考虑一下，究竟应该去哪里呢？
把自己同国民党绑缚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国民党的竺可桢决定不走这条道路；共产党么，自己又陌生得可以。这时，国民党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一个信息，仍要他奉命离去，竺可桢预感到危险，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他决定单独潜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进一步的观察，再做决断。不久，他带信给夫人：“决不去台湾或广州。”随之，他再次回拒了杭立武“要事相商”要他去台湾或厦门的命令，并提出辞职。竺可桢又写信给浙大的同人，说自己 “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是出于无奈，希其见谅。至于上海各报发表的竺可桢已飞抵台湾的谣言，他说：“兄等置之一笑可耳。”没想到，在上海潜居，偏偏碰上了身怀使命抵达上海的“小蒋”。
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有人回忆：是日，竺可桢正从研究院的楼梯上走下来，恰好碰见了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 ”随后马上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可桢回答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听了这话，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于是两人不欢而散。据当年浙大学生的谢觉民的回忆：多年后他去台湾，蒋经国曾单独邀请他午餐，并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另据中科院院士吴征铠先生的回忆：竺可桢与蒋经国会面后，为了摆脱可能的纠缠，竺可桢随即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化学家吴学周商议，吴建议竺立刻迁到比较封闭的一间化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安全门是钢制的，窗子也是如此，并有帘子和百叶窗，门窗关闭后，外边什么也看不见），此后竺可桢整日闭门，只在屋中看书消遣，当时上海有的小报报道竺可桢“失踪”了，这样才没有引起外人的注意。此后，竺可桢又谢绝了傅斯年的来电邀请，至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终于公开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
竺可桢的选择并不出人意料，他早已绝望于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灾害颠覆”，他还亲睹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而秋毫无犯（在中央研究院，他见到解放军“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极佳诚难得也”），同时他确信：自己前半生无法遂愿的科学、民主、自由、仁爱，在新社会中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于是，在沧桑鼎革之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也几乎是同时，早在抗战尾声时参加并成为由周恩来指示而成立的中共外围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的竺可桢，却听到了浙大居然发生了“ 拒竺”运动的消息：1949年6月8日，竺可桢忽然收到夫人发自杭州的信函，得知浙大校内的壁报竟然在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又说：“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1949年1月，竺可桢还在杭州时，为了尽量躲避战火、减少人民的损失，社会有识之士成立了“浙江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竺可桢是常委之一；4月，又成立了浙江省临时救济委员会，竺可桢也是常委之一，当时浙大也成立了一个“应变执行委员会”，但到了25日，浙大已是“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已入无政府之状态”（《竺可桢日记》）。5月3日，杭州解放。对于自己当年的抉择，竺可桢在后来“洗澡”运动中的《思想自传》中说：“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正是这“两头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触发了当年浙大的“拒竺”风波。
据当年浙大学生许良英（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后来在《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中的回忆：当年浙大的中共党组织，原发端于浙大在贵州办学时由史地系吕东明、电机系李振铭（李晨）两位学生所建立，并由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领导，但当时未建立支部，直至复员回杭州以后，即 1947年2月才建立了支部。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后期，中共上海局青年组的成员洪德铭（化名张新之）来杭州指导工作，8月，浙大党支部进行改组，许良英任书记。12月，中共上海局决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指派洪德铭为书记，钟沛璋和许良英为委员，浙大支部书记改由李景先接任（因过于暴露，不久改由吴大信担任）。至1948年2月以后，领导杭州工委的是中共上海局上海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后为外交部部长）。暑假时，中共杭州工委总结工作，认为浙大近几个月的工作显得混乱，斗争过于频繁，即从4月到6月，全校性罢课搞了五六次；部分党员轻信解放军将于该年5月渡长江的谣传，竟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布告召开 “渡江座谈会”，结果，群众疲惫不堪，骨干过于暴露。这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也意识到浙大的“学潮”过左。此后的1948年9月，中共浙大支部升格为总支，由周志成任总支书记；到了1949年3月初，中共上海局杭州市委成立，林枫为书记。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谭震林为主任，谭其龙、汪道涵为副主任。当时在上海的竺可桢从陈毅处获知：共产党决定实行宽大政策，胡适、傅斯年、翁文灏等“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还表示要让新任杭州市长谭震林去浙大拜访竺可桢云云。可是不久，竺可桢就听说了浙大“倒竺”的消息。
无疑，此前和当时竺可桢的一些言行并不符合新的浙大校长人选的身份。
在1940年10月20日竺可桢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马寅初的一次谈话。当时马寅初因大胆抨击国民党豪富声名大振，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马寅初近来对于孔、蒋大肆抨击，——渠颇信共产党为较有办法，认其领袖能刻苦为可佩。”不过，竺可桢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余告以共产党以苏联为背景，惟 Stalin之命是从，不能与中华民族之利益相吻合。蒋纵容孔令仪、令侃、宋霭龄辈贪赃受贿，固属不符舆情，但国家欲养成全国爱戴之领袖亦不易。故以忠言劝告为善策，莫为共产党所利用也。”1941年4月24日，竺可桢在向学生演讲时提及外交情形，“批评苏联各国均只知利害，不管是非，将来自食其果。我校求是精神，即只知是非，不顾利害”。如此等等，显然他与新社会不无隔膜。也就在他离杭赴沪时，竺可桢得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 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看来就是竺可桢自己也不愿意继续担任校长了。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自己不回浙大了：“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
但问题不在他主观上的愿意不愿意，而是客观使然的不可能了。
4月29日竺可桢校长秘密出走之后，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了维持学校，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原校应变委员会主席严仁赓教授为临时主席，选举蔡邦华、王国松（工学院院长）、谭天锡(讲师助教会负责人，土木系讲师)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6月6日，杭州市军管会决定对浙大实行军事接管，并派出军代表林乎加、副军代表刘亦夫到校进行接管，接管小组成员由严仁赓（法律学系教授）、孟宪承（教育学系教授）、陈立（教育学系教授）、范绪箕（教育学系教授）、张君川（教育学系教授）、黄焕焜（教育学系教授）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刘潇然、许良英和学生自治会主席包洪枢等9人组成，随即该小组宣布：“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又宣布停止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一切反动组织的活动，违者严惩不贷；查封原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教授的全部文稿、书籍及全部财产；将师范学院撤销，将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又决定将历史系停办一年（至1950年，宣布停办法学院、历史系、哲学系），师生予以遣散，仅留下12人组成学习班，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多年以后，忆及这段往事时，谭其骧教授说：“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9月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曰：“上海发表马寅初浙大校长，江华杭州市长。”竺可桢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他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浙大被接管之后，军管会听任左派学生和助教“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等均在其内，职员如赵凤涛亦在其列，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在被停聘的人员中，除了国民党背景的诸葛振公等以及“训导处”全部人员，还有过去因反对学生罢课而罢教的郦承铨、王焕镳以及谢家玉、赵松乔、竺士楷等。至于竺可桢，无疑已不再是校长的人选了。而竺可桢花费13年心血创建的浙江大学，延至1952年院系调整，原来的浙江大学，终于面目全非矣。
然而，就在竺可桢逗留上海的日子里，一些浙大师生和上海浙大校友会还多次请求他返回浙大继续主事，不过，已在浙大服务了13年的竺可桢心意已决，何况此时竺可桢夫人也从杭州来信，向竺可桢明确表示：他“若回浙大，她就要分居”。那么，以下的场景就是最后的一幕了：
7月3日，上海浙大校友会举行年会，内容之一是热烈欢迎竺可桢校长。两周之后，北平中山公园又有浙大校友两百余人集会，恳切请求竺可桢回浙大继续长校，外语系学生裘克安甚至还提议发起请竺可桢回校的签名运动，此情此景，可谓情真意切，竺可桢为之动容，言不能答。但竺可桢仍在日记中说：“余表示决绝不干，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
10月16日，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前的9月16日，他与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告知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以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因而热诚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接着，竺可桢北上履新，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崭新篇章。
不过，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服务浙大的13年，仍然是竺可桢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他不时要翻开日记，回忆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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