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为什么不愿意去救助站?

2009-12-22 14:48:21 来源: 青年时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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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洪文宇 见习记者 朱敏 文 时报记者 蔡怀光 摄

2003年8月,因为广州“孙志刚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毫无疑问,这不仅是一种法治的进步,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新办法实施六年多以来,城市里依然有许多露宿街头、拒绝救助的流浪者。他们为什么宁愿忍饥受冻,也不愿意接受救助?

是救助站的工作方式还有待改进,还是因为真的像那些流浪仅们所说的那样,他们“习惯了自由,不愿意受约束”?当记者背着一个大包,扮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到救助站时,我发现这里的条件很好,床和被子都是崭新的,还可以吃方便面。这里的工作人员态度和蔼,他们一些善意的建议常常让人无法拒绝。

住在救助站虽然规矩多了点,但比起在高架桥下的“地铺”,这里无异于“星级宾馆”。如果愿意,你还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回乡火车票。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都是非强制性的,所有的人来去自由。

救助站不再是让流浪者“闻之色变”的遣送站。但是,很多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一张免费的车票,这是否已经背离了救助站设立的初衷呢?

入站要拍照,我摁了6个手印

西溪路870号,杭州市救助管理站。这里总体上分为两个区域:工作区和受助人员住宿区。

在入站之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提前“交底”。我妈妈忽然接到救助站的电话,会当场晕过去。

深呼吸,默念两遍我事先想好的“受骗经历”,我衣着整齐,背着名牌书包,找到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很快,保安把我带到了登记大厅,我主动递上了身份证。

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有三名,柜台里两位,带我进来的保安也在帮我领取表格。

他们要我站在一面画有标尺的墙壁前拍照。我故意低着头不看镜头,他们耐心地提醒我要抬起头。虽然拍了第四次才成功,不过没有人训斥我。

但是,这种拍照方式让我有点不舒服,像在对待一个罪犯。虽然工作人员已经把墙上的标尺换成了天蓝色,而且拍照的过程也不需要戴手铐、举牌子,但我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照片随着信息登记表一起打印出来,我按照要求签字,摁3个手印。然后,一张“自愿离站申请表”也递到了我面前,还附有一张填表范例。

“你先填了这个表格,然后你随时想走就可以走了。”柜台里一位30多岁的大姐说。

她让我按照范例上的文本,写下身体健康、自愿离站的声明,并再次签字,又摁了3个手印。

明天我们送你回家,好吗?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大姐问。

“我来找朋友,没找到,让我过一夜吧。”我尽力学着《大腕》里那位“地产妄想大亨”的语气说话。

“那你就住一夜,明天我们送你回老家去,好吗?”大姐微笑着、慢慢地说,好像幼儿园老师在对小朋友说话。我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对这种好意不知道怎么拒绝。

“我们先送你到福州,你到福州下了火车,再找那里的救助站送你回家。”大姐很耐心地向我解释,他们只能负责送我到家乡的省城,希望我能理解。他们很热情,我之前想好的各种拒绝理由,到此全部暂时性遗忘了。

之后是安全检查,我的打火机被没收了,说离站时可以领走。

整个入站登记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十分耐心、友善,还开导了我。

床和被子都是崭新的

走没几步,那位大姐又喊住了我:“吃饭没有啊?没吃饭给你一包泡面好不好?”

我领了泡面,然后穿过院子,就进入生活区。

“受助人员生活区”是一座两层的楼房,生活区和工作区之间有一扇铁门,但没有上锁。

在宿舍里,我见到了临时“舍友”。大家都住在一楼。一楼有男、女两个住宿区,男住宿区有9个房间,女住宿区进不去,只能隔着铁门看,房间要少一些。

保安指给我两个房间,让我自由选择。我选了人少的一间,这个屋里只有5个人。

男住宿区的每个房间大约有30多平方米,摆着五张高低床,一共是十个床位。每个房间里带有一个洗手间。洗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用一堵矮墙,在房间的最里面隔开一片区域,就成了洗手间。

房间很高,一层楼等于一般人家两层那么高。床底下放着若干个脸盆,床头有柜子。在天花板附近可以看到通风管道,房间朝外的窗子装有铁栏杆。

房间的墙壁很白,好像不久前才粉刷过一样,床和被褥也都是崭新的。地板很干净,除了受助人的鞋子和一些行李外,没有别的杂物。

“那边没人睡的棉被也可以拿来盖,更暖和一些。”一位年纪和我相仿的室友主动和我说话。

房间里点着一个大灯泡,不能关。室友说,这样是便于保安随时观察房间里的情况。“因为有人身体不好,或者头脑不正常,怕发生意外。”

开着那么亮的灯,睡不着觉,但是室友已经开始打呼噜了。我瞄了一眼和我紧挨着的床位,只看到一头油乎乎的长发。

天黑了就不准出去了

我走出宿舍楼,回到了登记大厅。刚才给我登记的大姐已经不在了,值班的是个男的。

“我想出去逛逛,可以吗?”我问。

“不行,天黑了就不准出去了,你快回去睡觉,要走天亮了再走。睡不着你就坐在这里。”他指着大厅里的塑料椅说,“这里有暖气。”

我回到了宿舍楼,开始研究楼里的设施。楼里有个食堂,虽然不大,但也有50多个座位,而且很干净。还有个浴室,但此时只有冷水了。

回到明亮的房间里,我躲进被窝,睁着眼熬到了天亮。

有热水早饭,但没有回笼觉

早上6:30,保安来叫醒了所有的人,我赖了几分钟床,最终还是被叫了起来。

大家已经排队去浴室洗漱了,这时候已经有滚烫的热水供应。

7:00,去餐厅集合。早饭是稀饭,挺稠的,有酱菜可以下饭,吃完可以再盛。吃饱以后,大多数人都自己洗好碗筷,然后交还给工作人员。

我用了几分钟吃完饭,我想回房间睡个回笼觉,但门已经锁上了。隔壁房间也进不去,一位受助人对我说,站里的作息制度很严,现在不可能再回去睡觉了。

他们需要的是救助还是车票

7:30左右,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到二楼的大活动室集中。

第一次点名开始,包括我在内,点了22个名字,只有15个人到场。工作人员说:“你们别走开,待会儿还来点第二次名,没有来的人就不给买回家的车票了。”

8:00,第二次点名,22个人全到齐了,活动室里一片安静。

我趁着点完名,人还没散去的时候,把每个人都仔细看打量了一番。我发现,有四个人可能是真的需要救助的。

一位长头发的中年男子,高瘦身材,两眼大而突出,逢人就笑,自娱自乐,似乎有些精神问题,或许他就是我昨天的邻床。一位双手都没有手掌的秃顶老人。一位衣服上有很多补丁、拿沙发套当围巾用、胡子满面的中年人。一位长相斯文的,戴着黑框眼镜,像个学生,始终不愿说话,低着头看地板,十分落寞的模样,听说是来杭州找工作但丢了钱包。

除了这4个人,其他人都很年轻。他们四肢健全,衣着得体,大多数人都面带微笑。工作人员一离开,大家就自由活动开了,看书、看电视、打牌、聊天,热闹得很。

有个安徽小伙子,说自己还在工厂上班,为了回家看刚刚出生的儿子,请了几天假,他是来救助站“拿免费车票”的。

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但是一定会送你们回家的……你们都不愿意出去找工作……你们在外面吃喝玩乐,把身上的钱用完了,就知道来要车票。”

有人讪讪地走开了,有人不为所动,仍然玩自己的。

在活动室外的拐角处,挂着一幅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 老杨的故事

他准备回老家了

昨天时报A5版报道了来自东北的老杨的故事,他是高架桥下10号铺的主人。

昨天上午,我们在杭州市救助站采访时,意外发现了老杨的身影。他戴着一顶黑色的运动帽,正拿着一本救助站提供的小说在看。

“你好!”他跟我们打招呼,“我要回去了,下午他们(工作人员)就会给我拿票来。”

老杨好像很开心,笑着跟我们说:“杭州的救助站真不错,广州、长沙、衢州的救助站,只给买短程票,杭州给我买了长途。2007年我来过一次杭州救助站,这次是第二次,杭州的救助站比广州的还要好。”

老杨的脸通红通红的,看上去像是冻出来的红斑。“太冷了,我也老了,在外面住不下去了。昨天晚上我就来救助站了。”

“老杨,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记者问。

“不了,再也不出来了。以后,就待在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老杨又开始翻他手中的书。

我突然有些难过,看着曾经的“兄弟”要走了,心里有些不舍。他是下午两点的火车,我本想去送送他,但因为有其他的事只好作罢。他没告诉我他家乡的地址,也许,就像老大哥说的那样,不说出来,是为了不给家乡丢脸。

再见,老杨。

胡彦 本文来源:青年时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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