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注射死刑推进史(组图)

2009-12-15 08:25:00 来源: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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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射死刑推进史(组图)
  2004年6月2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进行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等罪名的4名涉毒罪犯执行枪决。图/CFP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周燕 长沙报道

  中国首台死刑执行车内景。2004年2月20日,遵义市中院首次采用药物注射方式对一名罪犯执行死刑,该院的死刑执行车为全国首台。图/CFP

  12月2日,辽宁省高院宣布:从即日起,全省法院全面实行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彻底取消枪决。

  这意味着辽宁法院对死刑犯的“最后一颗子弹”已经发出。该省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告别枪决的省份。

  消息一出,即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在已进入强调慎杀、少杀时代的中国,废除死刑暂无时间表,而对于死刑执行方式更为人道化的改变,此时更受关注。

  今年6月,从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座谈会”上也传出消息,北京执行死刑年内有望全部使用注射方式。

  今年4月,被关注的另一新闻是:湖北随州连杀8人的凶犯熊振林曾主动要求注射死刑,但他还是被五花大绑送到刑场,被枪决。

  事实上,早在2008年2月,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吕忠梅就提出,湖北省将从当年起推广注射死刑,但凶残暴戾的熊振林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优待”。

  而根据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对注射死刑的实践,可以看到一种将注射死刑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推广的趋势,“要让死刑犯有尊严地离开”的司法理念在更大程度上被人接受。

  与此相呼应的另一话题是:在全国范围内,死刑执行方式何时扣动最后一次扳机。

  隐秘第一针耗时30秒

  1997年3月28日。中国死刑执行史上的一个节点。

  当天上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名死刑犯执行死刑,与传统的枪决方式不同,这次采用的是注射执行死刑。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也是一次极为隐秘的死刑执行。直至今日,这两名死刑犯的资料仍没有披露,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打下中国注射死刑第一针的昆明法医院院长汪军事后透露,第一针一共耗时30秒。当时注射的药物是氰化钾。这是一种含有剧毒的化学品,该药物经口服或注射后,十秒左右即可致人猝死。因其剧毒性,氰化钾甚至被当作安乐死的首选药物。

  汪军透露说,行刑前,因为怕注射时犯人乱动,他们给犯人准备了一把带扶手的椅子,这样双手可以绑在椅子上。由于担心犯人不愿意被人看到,还准备了一个黑色纸袋当头套。当时,汪军推了两毫克的氰化钾,但因为氰化钾太容易挥发,上午执行注射,从下午至次日晨,他的头都是晕的。后来,他们讨论注射药物得改用麻醉剂。

  这显然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一“针”。

  在此之前,昆明中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课题组,一名副院长担任组长,最主要的目标是“让犯人死得不痛苦和有尊严”。彼时,死刑执行还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知情人士称,当时已经准备好,成功了就干下去,不成功就悄悄地退回来。

  首先是研制注射死刑药剂配方。研究人员一共在兔子身上做了上千次试验。在试剂渐渐成型之后,选拔了16名法警秘密进行了两个月的注射方法培训。

  当年11月4日,在对试剂和方法进行了一些小调整之后,昆明中院又对第二批共4名罪犯注射执行死刑。

  这是一次“高调”的注射执行死刑,随后见诸媒体报道,并被冠以“首次”。

  毒贩张荣才是第一个广为人知的被使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罪犯。媒体报道表述说,在面临死亡的一刹那,张荣才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四肢动作有些僵硬,袖子半天也捋不起来。但是,真正执行注射时跟平常打针一样,过程平坦。

  “我感到头在飘,身体发虚”成为张荣才最后的感受。从生到死,张荣才走了32秒。另外3名死刑犯注射死亡时间分别为35秒、40秒和58秒。

  媒体报道说,这标志昆明中院新的死刑执行方式已获成功,该院的大胆尝试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瞩目。

  全面推行注射死刑的省份

  辽宁 今年年内

  北京 今年年内

  山东 今年

  河南 今年

  上海 2001年

  浙江 2006年

  云南 2003年

  重庆 2010年

  注:本图资料为基于公开信息的不完全统计

  今年年内全面推行注射死刑的省份

  将全面推行注射死刑的省份

  已开始注射死刑的城市

  我省首针注射在张家界

  1997年1月1日,是中国死刑执行史上的另一个节点。

  199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方式执行。这是中国首次把采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的方式写入法律,并于1997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据曾参与刑诉法修订的专家称,这一立法背景是考虑到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1984年通过的《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中曾要求,对于那些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执行死刑“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在此之前,枪决作为执行死刑唯一法定方式自1979年《刑法》颁布后沿用了18年。

  1997年3月28日,昆明中院首次在全国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此时,距离将“注射死刑方式”添加进“新刑诉法”施行不到4个月。

  注射执行死刑在昆明中院首次运用并非偶然。一个特殊情况是,昆明是毒品案件多发地,大部分死刑犯是毒贩,很多毒贩也是“瘾君子”,艾滋病等传染病在这群人中相当普遍。在执行枪决时,很多的法医、法警甚至要穿上靴子,唯恐枪决时血液乱喷,在这样一种不安全的环境中容易感染艾滋病。

  此后,注射执行死刑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稳步推进。据法院人士介绍,最高院不但开会部署,还多次下发相关通知,并指定全国7个中级法院试点进行注射执行死刑。

  2000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注射执行死刑,这一时期的重要背景便是最高院正在酝酿全国推广注射死刑。

  《人权》杂志2003年第2期曾登载最高人民法院供稿,称最高院曾先后在昆明和南京召开会议,重点研究部署在全国法院进一步推广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工作,并指出“开展这项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组织观摩、试用阶段”。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积极步骤,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大进步。

  注射死刑从立法层面进入实践推广阶段,关于注射执行死刑的新闻日渐见诸报端,让死刑犯“舒服”地死去成为诸多新闻报道中的描述。而在法院的死刑布告上,注射死刑方式表述亦改为“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而不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据资料显示,北京、辽宁、上海、山东、河南等省市均已表示全面推行注射死刑,12年来我国曾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地方有昆明、长沙、成都等全国数十个城市。

  在湖南,广为人知的一例是1999年11月9日长沙中院对“三湘第一贪”张德元执行注射死刑。这是湖南首次对经济犯罪的高官注射执行死刑。

  不过,对张德元注射执行死刑并非长沙首例。此前,该院曾于1998年9月29日对残杀生父的宁乡农民周凯等一批死刑犯成功注射执行死刑。湖南省第一次注射执行死刑则在1998年5月由张家界中院执行。

  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规定执行注射死刑必须统一建造行刑间、受刑间、观察室、执行床及使用统一的专用药物等。

  湖南省执行注射死刑随之按规范化要求在全省各中院推广普及。2002年6月,常德中院对杨长秀等8名走私贩卖毒品犯注射执行死刑。称,这是湖南省首次按照规范化的要求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

  “舒服”地死去之争

  相较于枪决的“简单”、“粗暴”,注射死刑的技术含量要高得多。而地方在试行注射死刑时并非一帆风顺。

  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称,继昆明中院注射执行死刑后,杭州中院也使用这种方法。但执行人员过于紧张,浑身直冒虚汗,双手颤抖,无法进行人工注射。后来杭州中院找到被誉为“中国注射泵之父”的浙江大学大医疗仪器公司罗建明高工,请其研发高速执行泵。

  1999年6月,中国第一台高速执行泵诞生,但在第二次使用时又出现了问题。1号药的残留部分与2号药接触产生凝结,堵住了输液管,在执行泵继续推进2号药时,输液管发生爆裂。因而在使用执行泵出现问题时,至少延误了对犯人的处决。

  注射执行死刑另一个要跨越的是中国民众对于注射死刑的心理接受度。

  中年以上的人们大多可能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枪决”时的“盛况”:如果是在县城,必然伴随着万人公判大会,然后是游街示众,绑赴刑场。行刑场亦是人山人海,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这些场景因应了大众心理的需要,使大众深以为“正义”只有通过“枪决”才能显现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枪决被坊间称为“吃枪子儿”、“吃花生米”。民众对“枪决”的暴力和血腥津津乐道、直呼痛快,也是一种中国式死刑文化氛围下民间状态的真实呈现。

  彼时,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注射死刑这种更为人道的执行方式。据媒体报道,昆明中院开先河注射死刑之后,曾有市民致信法院表达愤怒,称“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

  注射死刑也一度被理解为“贪官的特权”。部分学者、专家从理论的高度,对注射死刑与枪决并行,却体现出“死亡面前人人不平等”、“官贵民贱”的现象,表示质疑与批评。

  胡长清是新中国第一个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2000年3月8日被执行枪决。胡曾向最高院申请执行注射死刑。但由于江西法院当时不具备使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条件,胡的申请未被同意。

  此后,关于贪腐高官被枪决的新闻很少看到,媒体报道中注射死刑多适用于中高级官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

  昆明中院是最早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法院,注射执行死刑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但是被该院执行死刑的马加爵却是被枪决,而不是注射死刑。

  2009年4月16日,湖北连杀8人的凶犯熊振林在行刑前曾要求执行注射死刑,他觉得“用枪打很疼”,但他还是被五花大绑送到刑场,执行枪决。事实上,早在2008年2月,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吕忠梅就提出,湖北省将从当年起推广注射死刑,凶残暴戾的熊振林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优待”。

  在注射死刑推广过程中,地方法院的探索也一度遭到境外媒体指责。2006年6月15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发表题为《中国制造注射死刑执行车》的报道,文章称,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便捷、更完整、更有效地摘取、买卖死刑犯的器官”。

  时任贵州遵义中院院长的李祖良对此表示愤怒。遵义中院是国内首家使用大型注射死刑执行车的司法机构,李本人是这种致命而神秘机器的主要创意者和设计者。

  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驳说,通过死刑执行车来摘取犯人器官是不可能的,“执行注射死刑后,死者尸体要接受殡仪馆、家属和法院三道环节的监督,不可能出现违反人权、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

  离“最后一枪”还有多远?

  在刑诉法添加“注射执行死刑”后的12年间,各地实行枪决与注射执行死刑并行,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推进注射死刑的难度。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左连璧分析说,一些具有死刑执行任务的中级法院认识并不统一,甚至还有一些人质疑说,凭什么法律允许枪决和注射两种方式并行,而现在偏偏要取消枪决?而且注射执行死刑的软件建设还比较薄弱,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诸如突发情况预案等规章制度尚不健全。

  另外,注射执行死刑工作人员的心理干预机制尚未建立,这极大影响了注射执行死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注射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数量不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目前,辽宁虽有10个中级法院具备了注射死刑的硬件基础,但只有沈阳、大连等少数法院具有完成注射死刑任务的专门人员,其他法院在注射执行死刑时只能向其借人。据透露,最高法院于今年10月份举行注射执行死刑工作人员培训班,届时,各地方执行死刑人员紧张的情况能得到一定缓解。

  12年来,相关人士也在呼吁统一注射执行死刑的具体程序。我国对注射死刑药物、药量尚无统一标准,至于因身体素质不同是否应对药物有所增减、不同性别用药量是否应不同,目前还在探索;从注射开始到罪犯死亡应为多长时间、一针不能致死是否可以补注等,至今也无定论。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撰文说,注射死刑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得以推广,最高人民法院也从去年起免费向地方法院提供注射死刑的药剂,表明了其逐步以注射取代枪决来执行死刑的态度。

  不可否认,从中国古代最原始的“五马分尸”、车裂、斩首,到现代的枪决,再到今天的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中国执行死刑的方法发生了理性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不是简单的执行死刑的方法变化,它的背后是以刑罚观念改变为基础,体现的是社会法治文明和社会观念变化。

  湖南刑法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马长生认为,从五花八门的死刑方式到枪决到更人道的注射死刑,直至最后取消死刑,这将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变化的一个规律。从我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注射死刑最终将会完全取代枪决执行死刑。

  至于这个过程有多长,马长生认为,从实践来看,注射死刑将会越来越多,枪决执行会越来越少,条件正在趋于成熟。


  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在2007年1月1日开始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这一标志性事件为契机,中国死刑的判处和执行大幅度下降。

  马长生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死刑的减少,更多的地方会有条件采用相对成本更高的注射执行死刑,到那时就没有必要采取枪决执行死刑了。

  在法制层面上,中国全面取消枪决执行死刑的标志还在于修改相关法律规定。马长生认为,只有条件完全成熟,才可能由注射死刑完全取代枪决,取代之后,至于什么时候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估计这个过程还会比较长,“至少在近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netease 本文来源: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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