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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沙龙":亚洲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2009-12-12 07:22:57 来源: 网易历史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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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大一沙龙”因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有记录。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

《百年潮》 2006年第8期

这是刊载于一册日文书籍上的广告,该书出版于1942年。广告的上半部是一幢日式房屋花园的一角,下面自右向左写着“大一沙龙”的日文假名,汉字是“大一会馆”,上方为“大一沙龙”的罗马发音:DAIICHSALOON。当中还有“大一”两字组合的徽记。最下面记着两门电话:46940,(02)2801。

这是日本人在上海建立的、后来成为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它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地址是上海东宝兴路125弄。

那么,这个“慰安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大一沙龙”的由来

“大一沙龙”最早称“大一”,是上海日侨建立的日本式“贷座敷”。所谓的“贷座敷”,就是一种日本样式的风俗营业店,这类店除了向客人提供餐饮外,也提供女子——当时称“乙种艺妓”供客人玩乐。“大一”的名字早在1920年的《上海日侨人名录》上已有记载,因此,至少在1920年就已存在了。这个在上海日侨中颇受欢迎的风俗店最初由日本侨民白川经营,地点在宝山路上。宝山路邻近日侨云集的虹口,属于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也就是闸北地区。

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1920年至1923年的调查,日商“贷座敷”为躲避租界当局对废娼运动的打击与压力,而设在越界筑路区域。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管辖的地界也开始实施禁娼,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29年6月公告废除公妓,不允许妓院公开营业,并于1930年3月20日正式向日总领事馆提出,将日侨设在华界的“大一”等四个卖淫场所,或转为正业,或移入租界。于是,日方被迫于次年11月25日,将“贷座敷”内营业的“乙种艺妓”改称“酌妇”,承认“贷座敷”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劝说日侨将店迁入越界筑路地区。于是,日商开设的色情业不得不逐渐向虹口迁移。这个时候,“大一”的经营权被转让给近藤美津子。

关于“大一沙龙”等“贷座敷”的营业妇女人数,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只知道娼妓人数前后稍有变化。根据1930年颁布的《昭和五年在上海总领事馆警察事务状况》记载,包括“大一”在内的四家“贷座敷”,1928年有“酌妇”32人,1930年为19人。而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警察的同一资料统计,1930年在上海的艺妓及其他接客的日本妇女计1290人,其中甲种艺妓173人,乙种艺妓(娼妓)19人,旅馆、料理店、贷席、饮食店419人,舞女164人,“洋妾”159人,私娼346人。

清末民初的虹口地区,是广东籍人士的集居之地。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主人也是广东来的移民,而且这里还是潮汕帮商人的会议场所。九一八事变之前,虹口的局势已逐渐紧张,日本海军陆战队耀武扬威,日本浪人对中国居民挑衅事件接二连三。住在此处的广东商人遂纷纷离去,近藤美津子夫妇趁机占据了东宝兴路125弄1号,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继续经营“大一”,并改称为“大一沙龙”,也叫“大一会馆”。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就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作为首选,与其他三家“贷座敷”一起成为“慰安所”〔除了 “大一”,还有“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永乐馆”(狄思威路)、“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等“贷座敷”——笔者注〕。

“大一”海军“慰安所”的内幕

根据笔者的调查,“大一沙龙”通常不挂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对“慰安妇”最初也无任何检查身体制度。这一时期的“慰安妇”,基本上都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来的年轻女子,原来大都是娼妓。

1931年11月,“大一沙龙”因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有记录。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是年底,在这17家“慰安所”中,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

包括“大一沙龙”在内的专门接待日海军的这些“慰安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慰安妇”已实施严格的身体检查制度,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会同日本海军陆战队对所中的妇女进行检查,每周两次,患有性病者不准接待客人。“大一沙龙”专门设有一间检查室,供日本海军军医对所中的妇女进行体检。

根据《日人在华人名录》(第33版,1942年,第271页)记载,“大一沙龙”的经营范围是“咖啡贷席业”,老板是来自东京的近藤美津子。

“大一沙龙”所在地为两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进门处是一个日式花园。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近藤美津子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那两幢房屋也是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成为日军的驻屯地和中转站,常驻日军多达10多万,于是,近藤夫妇又将东侧的两幢两层房屋也霸占下来,并在五幢房屋之间,架起连接通道,以方便日军官兵进出。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日军“慰安所”。

中、日证人的回忆

1994年,笔者找到时年81岁的陆明昌老人,据这位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老人介绍,他原籍江苏南通,一二八事变前后,从家乡到上海谋生,经人介绍进“大一沙龙”做杂务工。这时的“大一沙龙”,客人除了日本海军以外,还有日侨。进大门后是个日本式庭院,上台阶里面是个大酒吧,平时接待客人,可以喝酒,也可跳舞。两厢房、二楼以及后面的三幢建筑均是日本“慰安妇”的房间。楼房的东侧有个花园,中间是个喷水池,四周的空地就是舞场,每天这里都是热闹非凡,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最为疯狂。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这里成为日本海军专用的“慰安所”。“慰安妇”们穿着和服,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来检查,在一楼的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营业情况极好,因此,后来老板近藤就只身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个人支撑。大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陆明昌在“大一沙龙”除了烧饭外,还要收拾酒吧、搬运啤酒等。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晚年仍能讲一些日本话。他在这个“慰安所”整整干了14年,可以说是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每月的工资却只有6块银元,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回忆痛苦的往事,陆明昌老人仍满腔怒火。

根据陆明昌等知情人的回忆,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里面也有不少中国女人,遭受日军的奴役。

家住附近的林铃娣(1994年71岁)对“大一沙龙”还有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桶匠。我们管‘大一沙龙’叫‘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妇’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10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里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看。对面两幢房子(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原来是车库,是专供客人们停车用的。”

林铃娣的家为东宝兴路113号,就在“大一沙龙”的东首。她的丈夫王金鑫(1922年生,江苏启东人)回忆,除了小的木桶外,“慰安所”还需要大的木桶,他也时常做这种人能进入洗澡的大木桶。

“大一沙龙”后来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海军和管理者合作,对内部进行了改造。家住东宝兴路101弄6号的陈阿金老人,年轻时为木匠。他曾与师傅一道在“大一沙龙”做工,主要是隔离房间,做日本式的移门拉窗,安装榻榻米。他记得五幢房屋的两层楼均用天桥连接起来,以方便营业。“慰安所”里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慰安妇”。他与师傅做工,每天的工钱是25钱。他回忆,“大一沙龙”设备在当时算是非常好的:有煤气和抽水马桶。但许多设备在战争结束时被日本人拆毁了。账房先生是个日本人,比较胖。 “大一沙龙”有门卫,晚上关门。

张银富(2001年72岁)家住东宝兴路103号,他说原来“大一沙龙”东边也是两层的建筑,非常好,但日本人进攻上海时被轰炸毁掉了。“大一沙龙”里的日本人对待周边的中国人还算比较可以,而帮助老板管理的人则非常坏,经常训斥甚至殴打中国人。日本投降后,这里作为敌产被国民党空军接收。解放后,被解放军接管,并分配给军方一家皮鞋厂的职工居住。现在那里还住着原解放军3516工厂的家属,大多已退休。笔者访问这里的居民何怀启,他1955年即分配到这里居住,现在已过古稀之年。他说,东宝兴路原来是弹夹路,“大一沙龙”的房屋外面有些变化,连接的天桥都被拆掉了。我们来住的时候,房间内的地上仍全部是榻榻米。

1924年出生的龚荣华,住在东宝兴路123弄7号,14岁时被国民党拉夫做过火头军。后来他曾为日军做饭,做了14个月。他记得“大一沙龙”原本有大铁门,后来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除了。

“大一沙龙”的历史还得到了日本证人的确认。1998年,我随日本友人去日本久留米市,寻访一位证人。约定在久留米车站附近的酒吧相谈。在酒吧见到了一位身体壮实的古稀老人,浓浓的白眉,一双大眼很有神,衣着很朴素,有点像中国的退休工人。他姓近藤,一阵寒暄之后,三人入座。近藤老人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马上将日语换成了上海话:“阿拉上海拧。”老人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近藤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战时他在上海江湾当兵,为第十三军司令部的通讯兵。根据他的证言,作为第十三军司令部的传令兵,曾去过“大一沙龙”和杨家宅“慰安所”。我与他有个约定,在他生前,不公开他的证言。现在他已离开人世,我有责任将他的证词公布。

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后来也成为“慰安所”的一部分,现在还有一些遗物留存,如日本式的拉门、拉窗。2号2室是“大一沙龙”时代遗物保存最佳的一个房间,除了日式隔窗、装饰物外,里面居然还保存着“慰安所”时代的两幅木雕,一幅是富士山,另一幅据铭心会的日本朋友考证,认为可能是琵琶湖,雕刻相当精致。房屋主人吴让三先生1945年起就住在这里。当年这里是中国银行职工宿舍,而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因此他从那时一直住到现在。

遗址能否保存

锈迹斑斑的黑铁门、彩色瓷砖地面、富士山木雕……“大一沙龙”这个亚洲第一家日军“慰安所”现在住着几十户市民,房屋因为没有维修而显得相当陈旧。有的居民说,这里已是危房。马路对面曾经是“大一沙龙”的汽车库的两幢房屋,早在1997年就被拆除。

人们在知道了“大一沙龙”的历史之后,常常来此寻访。加拿大教师访华团每年7月来此参观。还有韩国国会议员、日本的国会议员、菲律宾妇女运动活动家、荷兰“慰安妇”等。现在,这里已被虹口区列入开发规划范围。

从一个村庄、城市到一个民族,往往有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如果没有这些符号,很难想像中华民族要如何使自己的集体记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然而,在这种正面符号背后,记载一个民族不幸与灾难的符号也应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有记忆、有血性、有耻辱感的民族,灾难的记录会激发一种悲壮而强烈的反思和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有些符号记录了另一个群体的无耻与暴行,这样的符号,对净化整个人类文明,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慰安所”就是具有这种功能的记忆符号。我们的后人需要我们为他们保留下一些集体记忆,关于一个民族灵魂最深处的伤痛的集体记忆,不仅需要文字,还需要实物,好让他们和我们一同在正视历史中永远地远离灾难。

在战争加害国的日本,2005年8月8日“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在东京开放。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国,中国也需要建立一个“慰安妇”纪念馆,以揭露这一摧残了40万各国女性的法西斯罪行,而作为亚洲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最合适的地址。在大量抗日战争遗迹遭到毁坏的今天,我们这代人有责任保存“大一沙龙”遗址这一重要历史见证。

xbchen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苏智良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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