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北京铲除一贯道邪教的详细经过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2009年第9期  作者：孙惠强

取缔一贯道行动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对于捍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一看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

民警还发现，北京城郊区充斥着一千多个一贯道中层等级以上的道坛，道徒和道亲在自家自行设的小型道坛则难以计数，道徒达到了20余万人，是北平地区最大的封建会道门组织。于是，民警们开始研究起一贯道来。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罗祖教”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流传下来。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平“开荒”办道。栗春旭很会争取上层人士，在取得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同乡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佛堂。这是一贯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有曾任袁世凯政府财政部长的周子齐、军阀唐天喜等。

仅六年的时间，一贯道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1936年，见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日寇侵华期间，日军认为一贯道宣扬的“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等符合日本统治者所谓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为了寻求支持，张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张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临，人道才能免灾劫”，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骗，也纷纷人道求安。

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张光壁被召去南京软禁起来，以控制一贯道的无限发展。得知张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称“师尊给处死了”，想取代师尊的位置。而在天津传道的张五福忠于师尊，到处活动，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见风使舵的张光壁此时归顺了国民政府，把栗春旭赶出道门，派张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务。

北平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与驻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北平的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贯道中层以上道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多达20余万人。至此，一贯道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组织了。 日本投降后，张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知道一贯道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表面上明令取缔，暗中却命特务机关加紧控制一贯道。军统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贯道坛主以上的人员集训，要其对抗“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张五福乘势由过去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改为标榜拥护“戡乱救国”，对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表示：一贯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为了取悦国民党驻北平要员的欢心，张五福多次宴请马汉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等人，给马汉三家送去名人字画等昂贵礼物。马汉三升调北平市市政局任职后，张五福又送去数百万元现款贺喜。依仗这些势力，一贯道在政权更迭、人荒马乱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办道。

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携家离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北平道长张五福追随“师母”孙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师母。孙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务落入不迷信的共产党的手上，于是制订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的隐蔽策略，并于1948年从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点传师潜入北平，协助张五福以开办“忏悔班”的名义，召集大小道首传达“师母”旨意，转移佛堂，藏匿财产，抵抗共产党。一贯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动政治组织。

二

摸清了一贯道的反动发迹史后，刚刚上任的公安部长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共中央。中央认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要等待成熟的时机，农村必须在土改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进行。

为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贯道调查组，调查一贯道的罪恶行径，为国家制订取缔一贯道的政策提供证据。

调查组的民警们虽然知晓了一贯道的反动历史，但还是不明白一贯道究竟用什么方式能虏住那么多道徒和道亲的心。

1949年8月22日，东郊公安分局东坝镇派出所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曾给道长张五福当过8年“天才”的高永周最近偷偷从保定返回北平，藏匿在城内西河沿8号。调查组立即意识到，高永周可能成为揭开一贯道肮脏黑幕的突破口。 8月26日，高永周被请到了派出所，经过公安干警的启发教育，高永周表示愿意配合政府搞清楚北平市一贯道的情况。

随着高永周的回忆交代，调查组眼前出现了一张庞大复杂如蜘蛛网的北京市一贯道组织分布图：总坛设在德胜门内新华寺街15号张五福的住地， 由他控制着。总坛下设了成百上千个分坛和家坛，每个坛都设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抗战期间，因为发展太快，张五福感觉难以掌控，于是重新排序，把全市道坛按照“七善”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和“廉”七大坛。每个大坛设一个“善长”，并且配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在内的“一套班子”。“善长”负责管理下一层的道坛。“七善”又被划成八个中心，每个中心设一名“代表”。这样，七个“善长”和八大中心“代表”帮助张五福掌管全市的道务。

在高永周揭露一贯道的真实内幕前，调查组的民警们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大胆推测，一贯道不过是利用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深厚迷信思想生存而已。但是，高永周的揭发却让大家惊愕不已，一贯道比他们想象的要罪恶和肮脏得多。 高永周对一贯道的揭露刊登在195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原文是： 我是18岁入的道，因为我还机灵，所以一贯道天津的一个头子刘新泉便教我练“天才”，整天背“经书”，学着作四六句、五七言的流口辙，拿着木棍在沙盘上练写行书，并且不许出房门一步，怕我向别人说。但主要的还是教我怎样和“点传师”串通一气，在“扶乩”时见机行事，以使人们相信。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能念念有词，而且与求神的人们的希望符合，一定是有神道，不会有假。其实，“点传师”早就暗示给我求神的是什么人，因此，我闭上眼睛编出来的“坛训”，大致都能合情，合理。为什么“坛训”都能合辙押韵呢?那是因为练得熟悉了的缘故。像道徒入道时烧“表文”以前，我便从“表文”上看到了入道人的姓名等等，到“扶乩”时，我便把他们的名字编到“神训”里，不知底细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便上了当。如果临时来不及了解，我便凭着经验把话编得模糊一些，这叫隐语，目的不外是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便叫他们“舍身办道”。这些年来，道徒们在“开坛”、“立班”、“渡仙”“超拔”时。这套鬼把戏蒙住的可多了。由于没有止境的“行功”、“献心”，而把家产钱财献光了的数也数不清。有时，“天才”还伪装某某“神”借我的身子，这叫做“借壳”，装神弄鬼，自称什么“济公活佛”、“白凤大仙”之类，欺骗无知道徒……

一贯道训称：人有十条罪，劝一人人道可立一功，赎一罪，多立功，多赎罪，人道者要劝亲友人道，道徒不劝道就是心不诚。这听起来多少有些像是当今的传销和卖保险，先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拉下水。

一贯道的大小坛主多是城镇富豪、恶霸权势、乡村地主富农等，为了多“渡人”，他们散布“人道避灾免祸”、“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等迷信谎言，并利用手中权势强迫群众人道。

道徒们一人道便成为敛财的对象，“人道费”、“功德费”、“行功费”、“献心费”、“尽孝费”、“免冤费”等费用五花八门。仅人道时每人交的“功德费”一项，就合十几斤白面。当时北平市共有20多万道徒，“功德费”聚合起来就有5万袋白面，大多落人少数道首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