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铭善对《论语集释》的批评(组图)

2009-10-18 10:48: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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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铭善对《论语集释》的批评(组图)
任铭善对《论语集释》的批评(组图)
  对《论语集释》,任先生的评论无疑是严苛的。但任文态度的严苛,正与识见的过人相应。他的批评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却也肯定不是可有可无的。

  傅 杰

  《无受室文存》

  任铭善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第一版

  476页,30.00元

  任铭善(1913-1967)教授一生精研古文献与古汉语,于经学用力尤劬,论著遍涉五经,而最湛深礼学。不幸盛年以非罪获严谴,未享高寿,郁郁而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的《礼记目录后案》、《汉语语音史要略》相继付梓。至2005年,其遗著《无受室文存》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虽然所辑尚不完备,还是为我们了解任先生的学术成就提供了便利。

  五经之外,任先生于《论语》亦多有说,除《说<论语·冉有问夫子为卫君章>》、《说<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论语>“束脩”义》等专文,在《礼记目录后案》、《<大学>存翫》、《观堂礼说存商》、《易名诠略》、《豳诗征历》、《籀庼<白虎通德论>校文题记》、《经传小辨》中也都涉及《论语》,内容包括对字句的诠释、对文例的归纳、对经义的阐发。

  王焕镳教授挽任先生:“自其少时头角峥嵘惊老宿,当在大学才能卓越服侪流。”任先生有超群的功力与才思,于古典常有独到的会心,妙言要道,所在多有。例如在《<大学>存翫》中,他把《论语》所载的“孔子年谱”(李贽《四书评》语)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与《大学》开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联系起来:

  古之学者为己也。盖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者何?孟子曰:学者必依规矩。荀子曰: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于至足,足以为天下极矣。谓志于学,则忘食不厌,不知老至,终身假年,无它事也,而其所为志者,则不踰矩而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则有定矣,能静矣。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则能安矣。七十而从心所欲,则能虑矣。至于不踰矩,则其十五所志者至是而遂焉,斯得之矣。夫以夫子之天纵,七十而逡得之,此后世所以无尽伦之圣,无治平之世。而博施济众,修己安百姓,尧舜犹有病之者与。虽然,所谓得者,将何自而验乎?亦自夫定、静、安、虑而已。未有知止而不能得者。苟志于学矣,若非年之不足,又恶有不至于从心所欲而不踰矩者邪?《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其斯之谓乎!

  所言既出人意表,又丝丝入扣。而在对字句的诠释、对文例的归纳、对经义的阐发外,任先生还有一篇值得重视的《论语》论文,这就是对《集释》的批评。

  已有《说文稽古编》、《九朝律考》等论著传世的程树德教授(1877-1944)晚年完成《论语集释》,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煌煌一百四十万言,1943年华北编译馆初版,两岸屡有重印,是研究《论语》必不可缺的要籍。近七十年来,引录者甚多——今之能就《论语》古注古说旁征博引而头头是道者,虽未必坦白其来历,但十九皆不出《集释》;批评者甚少——不是真积力久,早已目迷五色,自然难以明辨是非。任先生的《评程树德<论语集释>》,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对程著提出全面批评的文字。

  归纳起来,任先生的非议,大致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曰体例不善。程著分为考异、音读、考证、集解、唐以前古注、集注、别解、余论、发明、按语十类,“其著作之体,盖欲集清以前训诂考据义理之大成”。但在去取之间或自觉不自觉地顾此失彼:

  程氏悉采何、朱书,其意盖欲不为汉宋之党,虽本之黄氏《后案》,然二家体例本不从同,章句有时别异。如“礼之用和为贵”章句读不同,则于《集注》难于任意割裂。且何氏但说句义,朱子则曰:“《集注》内载前辈之说于句下者,是解此句文义;载前辈之说于章后者,是说一章之大旨,及反复此章之余意。”又曰:“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通论一章之意,反复其说,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是朱子有句义,又通说章义。程氏既取朱子,而于外注一概删去,偶然钞入,又不过为贬驳之资,鲜有甄取。是朱子所自以为切要者,程氏去之矣。

  或以分类过细,反而难以照应:

  自郑君《诗笺》及六朝以来义疏,皆先解经文,后及传注,此于义例为顺。程氏所谓考证,自汉以前群籍以及清阎百诗以下皆取焉。然诸家考证,往往正何氏《集解》以立言,今以考证寘之《集解》之前,学者未读《集解》,乃不知考证为何说。如“道千乘之国”章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云云,读者未知此义何义、马氏何说也。

  二曰裁断不明。钱穆先生谓程著“异说纷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失矣”(《论语新解》序)。这样的批评大概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集释、诂林类的著作。但很大程度上,这实在是由这类著作的性质所先天决定了的,有学者还正嫌其搜罗不够完备,所谓既不能应有尽有,亦不能应无尽无。这类著作编著者本可以只负责罗列证据,但如果他自告奋勇要兼任判官——或按钱锺书先生的说法,你在召集人来出席之外还要主持会议,就不能怪读者对你有更高的期望了。而任先生颇感失望:

  程氏自述其按语之例,在乎平亭弃取,然于“管氏有三归”章,既谓俞荫甫三归为家有三处之说可从,又谓武虚谷三归为府库之说最为有力,已自矛盾。于“乘桴浮于海”章,集注按语既采《四库提要》言取材为桴材殊非事理,而别解按语又谓仍以作桴材解为是,语意模棱。其实翟氏《考异》以材为哉,取《集解》一说,于训于义皆为切当,而程氏顾未申也。

  三曰引征不确。任先生于程著非议朱熹多有辨驳(这不代表一意廻护朱子,他也指出了朱说非是而“程氏无驳”之处),而其中一个显例是:

  且更谓朱子阳儒阴释,其与张侍郎书,谓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云云,不知此乃释宗杲与张无垢书语,正朱子《杂学辨》(《全集》卷七十二)所引以病张氏者,程氏乃归之朱子,岂朱子所能受邪?亦不审之甚矣!

  四曰辨析不精。《论语》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其中牵涉到的学说千头万绪,没有对中国学术史通盘的把握与精微的辨析,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先生目光如炬,一丝不苟。他既驳前人对朱子学术评鉴线条过粗:

  论朱子《集注》者,辄谓其训诂不精。此以讥其说《诗三百篇》则可,以讥其说《论语》则疏矣。即就仁字之训言之,先秦之义,见于《中庸》、《孟子》、《礼运》者,固浑然无所不包;若汉唐诸儒之训,以孔孟之言断之,则皆偏而未赅。唯董子《春秋繁露·仁义法》《必仁且智》与《对胶西王》诸篇论仁,为能得仁者气象,庶几恢恢自得之论。朱子《论语集注》则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学而》)不言爱而言爱之理,则仁人能好人能恶人皆爱之理也。言心之德,则义礼知信亦皆仁也。故朱子曰:心之德是统言,爱之理是分说(《语类》卷二十)。如是乃为偏赅无颇,而深体有得。后人议宋儒空疏无实,而乃终身觅求所谓相人偶之义不得,其空疏不愈甚耶?且朱子注“丧与其易也宁戚”云:“易,治也。”此字训之精确过于前人者也。注“三嗅而作”云:“晁氏曰:石经嗅作戛。刘聘君曰:嗅当作狊,古阒反,张两翅也,见《尔雅》。”此校义之周备过于前人者也。注“窃比于我老彭”云:“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则又考证审覈,非《集解》引包氏所及矣。然此固不足为朱子病,而亦不足为朱子重。盖朱子自以其说《论语》者为体,其训诂之精详,特所以成其说;其所略者,亦以其无助于说而遂弃之。朱子之说《论语》非无可议处,若仅执训诂以议之,则必非朱子之意也。

  继驳程氏对学术史的分疏似是而非:

  大抵程氏于《集注》,所争犹在理之一字,其言曰:一部《论语》中何尝有一个理字,圣人胸中何尝有此种理障邪(按程氏误解佛家理障之义,书中殊不一见,兹不辨)!曰专在理字上纠缠;曰朱子注《四书》,遇有之、斯此等字皆以理字填实之;曰孔子一生言礼不言理,后来理学家凡《论语》中礼字均硬作理字解。予谓朱子说理字有时诚有牵率处,如“自行束脩以上”章,《集注》谓人之有生同具此理等语是(此章程氏无驳)。然亦有甚分豁处,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章,《集注》谓动必以礼,《文集》(卷八十五,《答张仁叔》)云:“约之以礼,礼字便作理看不得,克己复礼之礼亦然。”则又何尝一概以理言之也?且尧舜得中字,而孔子则说仁,尧舜何尝说仁?到孟子即又说人心,孔子又何尝说心?但孔子说仁,答弟子问仁,非理会心而何(参《朱子语类》卷十九)?则孔孟未说理,而宋儒以理为言,明夫理即此仁心之所自具,固无不可。必以孔孟所未言而宋儒亦不可言,则是孔子不可以言仁而孟子不可以存心,即尧舜一中字又何处着落也?既于程朱言理之处不稍宽假,而于“子绝四”章,则谓郑氏《论语意原》之说为鞭辟入里,又谓陆王所说尚有心得,又谓意即亿,不先通训诂不足与言经,已自无所主张。甚则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释家同,“无为而治”章与道家同,尤为模棱影响之谈。

  五曰议论不当。如果说前四者引起的是任先生的不满,那么程氏的若干议论,则已经激起了他的愤慨:

  至其刻薄前人之处,若云伊川之迂腐,龟山之庸懦,当时皆负盛名,则朱子标榜之力为多;云朱子心劳日拙;云《集注》宣传主义,殊为无取;云宋儒作伪之言,不可为训,太不自量;云宋儒沽名恶习,不可为训。乃至论吕晚村,谓其迂腐不足道,其书未必能传,杀之适成其名,为吕氏因祸得福,则不唯伤忠厚,害名教,且程氏陷身围城,托名夷虏,方欲以孔子之道救纲纪伦常之敝(自序语),而于吕氏之祸不唯无所怅触惓顾,反以冷语肆讥为快,此其书之所以竟至不择其人而传者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说《论语》之书,而不审于辞气,吁,亦远矣!

  这里不仅有对程氏在国难当头之际轻议中国文化人物的盱衡厉色,也许还隐含了对程氏在“汪伪华北编译局”(“汪伪”二字是任先生特别标出的)出版其书的不以为然(要知道时人对这个机构出版物的一般印象,王伯祥的《庋稼偶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近二十余年来也是由中华书局一再印行的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就是与《集释》同一年由同一处初版的。当年王氏好不容易才托书商觅得一本,而题记曰:“抗战期间北方出版之饶有学术意味者。顾以托迹伪庭,竟沦异物,坊贾惧累,遂糊掩出版之所,藉以自遁。”)。他自己的《礼记目录后案》大抵成于同时,在序文中他专门向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致敬,从中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境:

  抑予又有感焉:郑君逃权势之威而入乱贼之薮,厥协六经,整齐百家,方遘大难,从容注《礼》,明夷之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予丧乱之余,籀诵经记,草是篇时,盖困于寇盗者数月不能解,故籍残缺,多不能致,日对郑君之书,益私慕向往不可已,而所以自励者将益切,庶几进退之际无愧于郑君者,以是篇为之砥砺焉,勉之哉!

  联想钱穆先生也正是在抗战时期而成的《国史大纲》中特别吁请中国读书人要对本国史抱有“温情与敬意”,抱有“爱惜保护之挚意”。其实程氏处非常之时,以病残之躯,孜孜以成《论语集释》,其用心亦相仿佛(俱见其自序)。但在疏误之外,他某些对古人较少“温情”甚至无情的议论,终于也湮灭了任先生对他的同情,导致了任文对其书的全盘否定:

  昔刘楚桢作《论语正义》,先依焦氏《孟子正义》例,作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自谓不为专己之学,亦不分汉宋门户之见,期于实事求是(刘恭冕跋语)。程氏之《集释》,其分别钞撮,而混杂经注,直是长编之体耳。然去取折衷之际,有时则意在存人,不论其是非,如蔡谟、孙绰是;有时则存之乃所以备驳责,盖与刘氏异其旨趣。故谓今日而治《论语》,欲以之为行己修身之准则者,于熟玩朱氏《集注》后,更取刘氏《正义》以辅之,已可受用不穷。若夫去清人之枝叶,因宋儒之心得,以复汉师之旧体,论说其义,则有待焉尔。


  任先生学问精深而性格峻急。他的老师夏承焘教授的挽诗说他“拥鼻听呤偪侧行,路人都怪气纵横”;他的朋友王季思教授的挽诗复称“耿介谁能及,锋芒我独钦”;他的学生王元化教授回忆:“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很直率,决不为了敷衍别人而随声附和。”他的哲嗣任平教授也提到过父亲“桀骜的个性”。这些特点,在他的书评中表露无遗。如他评《先秦学说述林》,开宗明义说:

  我国近代的考证,学者有两种几乎相反的态度:有些人在方法上用工夫,有些却只注意结论,游离武断,互有蔽短。郭沫若属于后者,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直到如今,这态度在他不会有丝毫变化。他以一种社会进化的看法过分地渲染了“亚细亚的”氏族制度的情况,以此结构成他的扣定了的结论,而考证不过成为他做文章的材料而已。偏是他的态度往往动摇了结论的安稳,因此文章没有给他好的帮助。这本书是他十五年来考证文字的最近结集。他先给了一个拒人千里的申明,他说“如有愿意批评的人,最好请他从头至尾看它们一遍”,

netease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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