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 于蓝

于蓝，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一部《烈火中永生》，让亿万观众记住了于蓝这样一个名字。除了江姐以外，《龙须沟》里的北京旧式劳动妇女程娘子，《革命家庭》里的革命母亲周莲等，都是于蓝塑造的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网易新闻：想问一下您在1981年授命组织电影厂时，对于电影了解多少？当时有没有压力和顾忌？

嘉宾：说真的，因为我以前是演员，只是演角色，根本没有考虑做厂长，也没有想到会做厂长。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些人参加革命比较早，受到革命的熏陶，只要工作需要你，你就应该从大局出发服从工作，那时候很清楚，社会需要你来做厂长，我心里当然有压力，不知道怎么当厂长，没当过厂长，从18岁起就在抗大演戏，19岁时正式成为职业演员，一直都是演戏，没有做过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压力。

但也有一样，我们都是党员，革命队伍里，不管你是在抗大、女大，（不管是）做小班长、支队长还是排长，都需要做很多工作，但你（本来）也不会做，指导员会告诉你怎么做，慢慢地，你就知道关心别人了，要帮别人解决困难，你不能让别人感觉很冰冷，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你要让别人对你说心里话，这些事情对我的锻炼是很大的，（学会了）倾听别人的意见。

我做厂长有一个感觉，在（电影厂）没成立以前，北影有王立正、齐琴高娃拍儿童片，当时有几个老导演，张世华、谢铁骊、于彦夫，这些人都来给他们指点，剧本给他们看，拍摄出来后看了样片也给他们提意见，我就学会了这个，当然并不是对我，但我看到他们来给别人讲这些事情。我想，他们那么年轻，什么都不熟练，在几位老导演的帮助下拍出的片子还可看，充满新意，挺好的。一下就让我自己有了一个感悟，必须请教老导演，因此我聘请他们做我的艺术顾问，那时候我有好几个艺术顾问，导演方面、摄影方面的，都有，遇到了问题就请他们帮忙研究解决。那时我的工作就开始顺利起来了，这也和我在抗大、女大里当小班长、当队长有关系，要让别人把话说出来，而且只有听到别人的话你才能作出选择，知道该怎么做，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这些人都是老艺术家，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片子，比如《四个小伙伴》，这些片子都是由老艺术家把关的。

《红象》没找他们看，当时在电影学院，他们还没毕业呢。我们那个编辑看到了《红象》的秘密，作者是王林的儿子，岁数大了想不起他的名字，我一看这个挺好的，讲探险的，就给了陈景悌看，他看了以后很喜欢，三个人都喜欢，就说要马上改成电影剧本。

让谁拍呢？当时王军政已经开始工作了，其他的人呢？（因为场景涉及）原始森林，女同志过去也很不方便，这时我就想起了电影学院的院长问他该怎么办，有人说让田壮壮拍，田壮壮在实习的时候拍了两个小片子，很不错，宋月勋提倡让他拍，我说那怎么行呢？就找张恪去了。张恪说现在我正好有七个人给你，别人都有实习任务，他们七个人还没有，有张艺谋、上海的张健亚、田壮壮，还有现在电影学院的院长谢小京，另外还有尹力，都挺好的，现在都出来了，还有拍《黄河绝恋》的导演，（现在）他们几个人都出来了，（当时）让他们去工作。

尹力没参加他们这个，自己改了一个剧本，《好爸爸坏爸爸》，特别生动。在这个工作中，一是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是能把别人的力量都发挥出来 工作就很容易完成，确确实实，这拨新人对儿童电影起了不同的作用。从前有几部好的，《鸡毛信》、《闪闪的红星》，但都是大人的事情，没有特别考虑到孩子的问题，有些人觉得我们的儿童电影都是耳提面命的，不好，我这个时候特别想到，虽然是小儿科，但特别难拍，必须得把大家的创造性发挥起来。而在这时导演就不会教孩子怎么笑、怎么动，都是启发孩子自己来。

《四个小伙伴》和《红象》是我们开始拍的两个片子，《四个小伙伴》还是从北影转过来的，新人来到了队伍里，老导演也帮助他们，所以拍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网易新闻：厂子成立之初，您的工作量达到了什么程度？您每天都把时间投入在厂里，用了多少时间，很忙吧？

嘉宾：当时刚建厂，什么工作都没有，北影收发室有几颗树，树那边盖了几间房子，最早是在老房子，但东西搁不下，那时大伙儿都管它叫“穷街”，就是一个互通，靠北是房子，靠南边就是墙，也不是很宽，只有这样一个通道大。但大家都非常努力，因为要带头，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那时天很冷，不太懂得（保养），虽然我是东北人，但没有在外面作业过，所以不知道，那时在北京，（冬天）早上开门，门是弹簧接起来的，没有很大的弹力，（用手）一拉，“啪”就回去了，我说这手怎么这么疼？拿起来一看好多血，再一看，短了一块，那一小截还在门上呢。当时我倒也没怎么特别害怕，就是觉得疼了一下，但疼得很厉害，麻木了，并没有忍受不了，我就赶紧拿干净手巾把手指头包起来上了医院。

去了医院，医院说你这能接好，但需要很长时间，要把手整个剖开，很容易感染，而且至少得住院半个月以上，当时我想，我不可能住在院里，厂里的事儿怎么办呢？其实没有我照样办，但人就是有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住院，还是算了吧。（医生说），你又不弹钢琴，人家周广仁是弹钢琴的，我都给他接了好几个指头，你这个也可以接，但就是太慢了，容易感染。我说好吧，那就不做了，当时把那手指头扔到了塑料桶里，也没想着留个纪念，泡在酒精里，当时都没想这个。

网易新闻：觉得委屈吗？

嘉宾：一点儿不觉得委屈，就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这么点儿创伤受就受了，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网易新闻：您觉得当儿影厂厂长和之前作为优秀演员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嘉宾：主要是发动群众，发动大家的创造性，大家的创造性一发动起来绝对能超过你个人。

网易新闻：当初拍摄《红象》时有个导演郭宝昌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时画面很新颖，我一看就傻了，知道是出了新人，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您看《红象》成片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嘉宾：很好笑，因为我自己也很愿意了解大自然的秘密，题目本来就挺好的，《红象》的秘密，所以挺愿意拍的，新人选景的角度和老人不太一样，比如三个小孩骑在大象上，确实很震动人，孩子上到大象上，而且很松驰、自然、不害怕，他们在生活里就是这样的，所以去生活中就能发现宝贵的素材。另外这些新人懂得启发孩子，不会（教孩子演戏）告诉他们“吓一跳”、“动一下”，而是（启发他们），“你看那是什么？”把气氛营造出来，孩子自然而然就瞪着眼睛去看，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表情。

网易新闻：当时您是怎么支持他们的？比如资金上的支持。

嘉宾：让他们当导演，他们自己就有绝对的权力，而且他们的院长自己还去《红象》的拍摄地点看了，我也去了，看了他们的样片，肯定了他们，我还不像他们那样，当演员时不太注意镜头，因为他们的帮助，戏也很顺利地拍成了。当时有人说，你拍这样的戏等于鼓动大家去探险。其实探险精神也不错，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也不知怎么着，不是希望孩子充满探索心、追求自由，而是希望他们遵守纪律，听从命令。当时一个领导同志跟我说了这个问题，我和编剧两个人是一样（的意见），我们觉得可以，但领导说影响不好，怕受到批评，我想怎么办呢，当时正是胡耀邦同志当党书记的时候，在西山办公，我们知道，就冒险带着样片过去了，当时放了两个片子，一个是《笨人王老大》，一个是《红象》，胡耀邦第一个发言，“这个儿童片《红象》很不错嘛，很有探险精神，很勇敢嘛。”原话大概不是这么说，但意思就是肯定，觉得很有探险精神。那就不是说不好了，相反的，《笨人王老大》他说拍得也很好，但因为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对于这样的片子，观众也许一时还接受不了，可以稍微等一等，让《红象》首先通过。反正耀邦同志给了很大的鼓舞（笑）。

网易新闻：您说电影厂筹建之初资金比较少，《红象》的资金是怎么筹出来的？

嘉宾：儿影厂靠一个人绝对不能完成，当时我接收厂的牌子就是一个人，当我放完牌子时回来就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我愿意搞儿童电影”，那就是温兴平，后来给我做办公室主任的人，他的能力特别强，能够做，我跟文新平接受了任务以后去天津了解情况，发现新闻电影这块是陈景冀，特别能干，能张罗，我们俩看他挺能干，就说把他调到厂里去吧，因为文新平还没入党，陈景冀已经是党员了，很容易就调过任了厂长，这个人在工作中非常有能力、有创造性，我的好多工作都是他做的，并不是我做的，我要说说他，他老是躲开，老是把你推出去，实际上（工作）都是他做的。

网易新闻：当时网罗了一帮人才。

嘉宾：对，他非常有意思，当时咱们没有钱，妇联捐给了我们十万块，只有十万，他说咱们这样，先跟代代红胶片公司借，卖了钱再给他们，照明、灯光，也可以跟卖灯的公司里先借，然后我们再给你钱。所有的东西都是先贷过来拍的，拍了两个小戏，一个叫《敞开窗户》，还有一个现在忘记名字了，挺好的，收回来70万块钱，这70万块钱就可以拍《红象》了。

网易新闻：您觉得《红象》、《四个小伙伴》和之前的《鸡毛信》、《红星闪闪》有没有什么区别？

嘉宾：讲述现代生活的多一些，过去的《鸡毛信》、《红星闪闪》是讲战争背景，《四个小伙伴》是在和平环境下拍的，讲的是当前孩子们所了解和能做到的事，所以我们现在拍的和现在的生活很接近，过去拍的都是人家完成后再重新创造，而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新人没有老观念，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是什么都是党的领导，真的是这样想，没有党的领导事业怎么会成功呢？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这样说就让人烦了，像是套话，我自己也不太愿意那样说，可事情还必须得这样做，所以要依靠更多人来，而且要自动投身到事业里，作为党的小组长我就学会了这一点，因为这个经验而让我做了厂长，我作为演员是和演员互相平等商量的，看你怎么理解、我怎么理解，导演就是和大家一块儿探讨，导演是中心，愿意听他的意见，但如果我接受不了也可以和导演辩论，更多考虑的是这个角色在银幕上出来后真实不真实、像不像。

网易新闻：关于儿童电影还想问问您一个关于书的问题，有位导演说过，您的历史就是中国电影的历史，您写过一本书《苦乐看人生》，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嘉宾：倒不是拍电影苦，人的这一生，我到延安去，谁都说那儿苦得不得了，但我觉得苦比当奴隶好，日本人侵占了北平，我不愿意在北平给日本人做事，虽然我还没有毕业，但毕业后要给日本人做事，我要求去抗日，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正好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点上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找到了党。好象也是套话，但这套话还真的就是自己的历史，我是历史见证人，像我这样成长的有的是，我这不算有出息的，很多人都很了不得，从延安根据地一点点成长起来。

网易新闻：您的“乐”是乐在哪儿？

嘉宾：“乐”就是幸福，虽然苦，但同志们之间非常友好，非常平等，上下级也非常平等，大家都关心你，没有人因为你家里有钱没钱而觉得两个人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大家互相之间非常关怀，都很真诚，没有那种虚假的东西，想得到什么把你推一边，大家开荒一块儿开，做什么都靠集体的力量，互相依靠，觉得特别温暖。小时候由于家庭负担很重，觉得自己不能靠父亲，自己要独立，同时也看到有很多人生活都很困难，就应该像现在大家一样平等，都一样，当然这也不是平均主义，他要看病，需要多给他就多给他，大家也没有意见，互相之间有真诚的友情。

网易新闻：搞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您的生活基本和电影连在一起，今年国庆60周年，如果让您送中国电影界所有导演、演员们一句话，您想勉励他们什么？表扬他们什么？认为他们需要注意什么？

嘉宾：演员的路子，比如《顺溜》。

网易新闻：王宝强，您特别喜欢他？

嘉宾：不是，像他这样的就是成才了，一是他的天才，二是他自己很努力。

网易新闻：是不是我们国家的电影圈子（里的人）都很努力？

嘉宾：因为热爱这个事业所以大家特别努力。

网易新闻：刚才您说到了王宝强，认为大家很热爱事业，这是可以的，这几十年来给您留下的东西是什么？您认为中国电影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嘉宾：作为中国女演员来说，好象太讲究漂亮了，实际上不是擦口红、描眉毛、擦了粉就是好看，相反的，深棕色的脸也非常好看，并不是只有那样才好看，我感到现在有些女演员过于装饰自己了。男演员就比较好，王宝强就用不着那样，他自己就是那个线条，这就特别好，感觉松驰得很、自然得很，真的就是那样的情况，有些女演员还是很好的，因为我年纪大了，记不得，男演员还记得一些，李幼斌也挺好的，我没法儿去电影院看，因为腿不好，只是看电视和电影频道，所以看得不多。

网易新闻：您从影几十年，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电影人的品质是什么？

嘉宾：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真实，对人出于真心，不是为了（利益或目的）而称我老大姐，而是发自内心地倾听他的问题，帮助他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也要坦率地告诉他解决不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真”，真善美，真字在前面，真了才能善，所以做人最主要的就是真实。当然对敌人不能真实，可以不说话，但对自己的民族、对中国人自己要是真实的，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真”，一个“真”字能够辨别出虚假，别人能感到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别人是真是假你也能看出来，所以要以一颗真诚地心关心别人，尽量帮助别人，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还需要全党、全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克服困难，比如汶川地震。

网易新闻：中国电影那么多年走过来，如果让您说几个形容词，您怎样形容中国电影的命运？六十年代红红火火、七十年代停滞了，八十年代又一路走来，您觉得应该用什么词形容中国电影的状态？

嘉宾：说真的，因为最近没怎么看，我也不好说，但我觉得事物发展必然是这样的，走了弯路，（之后）就会认识到走弯路付出的代价，然后再为纠正弯路而付出代价。可能跟左联有关吧，那时就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我们到这里来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为更多数的人服务，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个人有名就行了，我觉得只要以这样一颗真诚的心工作、做事、待人，都会得到很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