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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 于蓝

2009-09-27 14:25:35 来源: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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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去抗日,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正好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点上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找到了党。好象也是套话,但这套话还真的就是自己的历史,我是历史见证人。
网易新闻专访“江姐”于蓝

于蓝,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一部《烈火中永生》,让亿万观众记住了于蓝这样一个名字。除了江姐以外,《龙须沟》里的北京旧式劳动妇女程娘子,《革命家庭》里的革命母亲周莲等,都是于蓝塑造的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网易新闻:想问一下您在1981年授命组织电影厂时,对于电影了解多少?当时有没有压力和顾忌?

嘉宾:说真的,因为我以前是演员,只是演角色,根本没有考虑做厂长,也没有想到会做厂长。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些人参加革命比较早,受到革命的熏陶,只要工作需要你,你就应该从大局出发服从工作,那时候很清楚,社会需要你来做厂长,我心里当然有压力,不知道怎么当厂长,没当过厂长,从18岁起就在抗大演戏,19岁时正式成为职业演员,一直都是演戏,没有做过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压力。

但也有一样,我们都是党员,革命队伍里,不管你是在抗大、女大,(不管是)做小班长、支队长还是排长,都需要做很多工作,但你(本来)也不会做,指导员会告诉你怎么做,慢慢地,你就知道关心别人了,要帮别人解决困难,你不能让别人感觉很冰冷,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你要让别人对你说心里话,这些事情对我的锻炼是很大的,(学会了)倾听别人的意见。

我做厂长有一个感觉,在(电影厂)没成立以前,北影有王立正、齐琴高娃拍儿童片,当时有几个老导演,张世华、谢铁骊、于彦夫,这些人都来给他们指点,剧本给他们看,拍摄出来后看了样片也给他们提意见,我就学会了这个,当然并不是对我,但我看到他们来给别人讲这些事情。我想,他们那么年轻,什么都不熟练,在几位老导演的帮助下拍出的片子还可看,充满新意,挺好的。一下就让我自己有了一个感悟,必须请教老导演,因此我聘请他们做我的艺术顾问,那时候我有好几个艺术顾问,导演方面、摄影方面的,都有,遇到了问题就请他们帮忙研究解决。那时我的工作就开始顺利起来了,这也和我在抗大、女大里当小班长、当队长有关系,要让别人把话说出来,而且只有听到别人的话你才能作出选择,知道该怎么做,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这些人都是老艺术家,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片子,比如《四个小伙伴》,这些片子都是由老艺术家把关的。

《红象》没找他们看,当时在电影学院,他们还没毕业呢。我们那个编辑看到了《红象》的秘密,作者是王林的儿子,岁数大了想不起他的名字,我一看这个挺好的,讲探险的,就给了陈景悌看,他看了以后很喜欢,三个人都喜欢,就说要马上改成电影剧本。

让谁拍呢?当时王军政已经开始工作了,其他的人呢?(因为场景涉及)原始森林,女同志过去也很不方便,这时我就想起了电影学院的院长问他该怎么办,有人说让田壮壮拍,田壮壮在实习的时候拍了两个小片子,很不错,宋月勋提倡让他拍,我说那怎么行呢?就找张恪去了。张恪说现在我正好有七个人给你,别人都有实习任务,他们七个人还没有,有张艺谋、上海的张健亚、田壮壮,还有现在电影学院的院长谢小京,另外还有尹力,都挺好的,现在都出来了,还有拍《黄河绝恋》的导演,(现在)他们几个人都出来了,(当时)让他们去工作。

尹力没参加他们这个,自己改了一个剧本,《好爸爸坏爸爸》,特别生动。在这个工作中,一是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是能把别人的力量都发挥出来 工作就很容易完成,确确实实,这拨新人对儿童电影起了不同的作用。从前有几部好的,《鸡毛信》、《闪闪的红星》,但都是大人的事情,没有特别考虑到孩子的问题,有些人觉得我们的儿童电影都是耳提面命的,不好,我这个时候特别想到,虽然是小儿科,但特别难拍,必须得把大家的创造性发挥起来。而在这时导演就不会教孩子怎么笑、怎么动,都是启发孩子自己来。

《四个小伙伴》和《红象》是我们开始拍的两个片子,《四个小伙伴》还是从北影转过来的,新人来到了队伍里,老导演也帮助他们,所以拍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网易新闻:厂子成立之初,您的工作量达到了什么程度?您每天都把时间投入在厂里,用了多少时间,很忙吧?

嘉宾:当时刚建厂,什么工作都没有,北影收发室有几颗树,树那边盖了几间房子,最早是在老房子,但东西搁不下,那时大伙儿都管它叫“穷街”,就是一个互通,靠北是房子,靠南边就是墙,也不是很宽,只有这样一个通道大。但大家都非常努力,因为要带头,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那时天很冷,不太懂得(保养),虽然我是东北人,但没有在外面作业过,所以不知道,那时在北京,(冬天)早上开门,门是弹簧接起来的,没有很大的弹力,(用手)一拉,“啪”就回去了,我说这手怎么这么疼?拿起来一看好多血,再一看,短了一块,那一小截还在门上呢。当时我倒也没怎么特别害怕,就是觉得疼了一下,但疼得很厉害,麻木了,并没有忍受不了,我就赶紧拿干净手巾把手指头包起来上了医院。

去了医院,医院说你这能接好,但需要很长时间,要把手整个剖开,很容易感染,而且至少得住院半个月以上,当时我想,我不可能住在院里,厂里的事儿怎么办呢?其实没有我照样办,但人就是有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住院,还是算了吧。(医生说),你又不弹钢琴,人家周广仁是弹钢琴的,我都给他接了好几个指头,你这个也可以接,但就是太慢了,容易感染。我说好吧,那就不做了,当时把那手指头扔到了塑料桶里,也没想着留个纪念,泡在酒精里,当时都没想这个。

网易新闻:觉得委屈吗?

嘉宾:一点儿不觉得委屈,就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这么点儿创伤受就受了,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网易新闻:您觉得当儿影厂厂长和之前作为优秀演员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嘉宾:主要是发动群众,发动大家的创造性,大家的创造性一发动起来绝对能超过你个人。

网易新闻:当初拍摄《红象》时有个导演郭宝昌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时画面很新颖,我一看就傻了,知道是出了新人,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您看《红象》成片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嘉宾:很好笑,因为我自己也很愿意了解大自然的秘密,题目本来就挺好的,《红象》的秘密,所以挺愿意拍的,新人选景的角度和老人不太一样,比如三个小孩骑在大象上,确实很震动人,孩子上到大象上,而且很松驰、自然、不害怕,他们在生活里就是这样的,所以去生活中就能发现宝贵的素材。另外这些新人懂得启发孩子,不会(教孩子演戏)告诉他们“吓一跳”、“动一下”,而是(启发他们),“你看那是什么?”把气氛营造出来,孩子自然而然就瞪着眼睛去看,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表情。

网易新闻:当时您是怎么支持他们的?比如资金上的支持。

嘉宾:让他们当导演,他们自己就有绝对的权力,而且他们的院长自己还去《红象》的拍摄地点看了,我也去了,看了他们的样片,肯定了他们,我还不像他们那样,当演员时不太注意镜头,因为他们的帮助,戏也很顺利地拍成了。当时有人说,你拍这样的戏等于鼓动大家去探险。其实探险精神也不错,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也不知怎么着,不是希望孩子充满探索心、追求自由,而是希望他们遵守纪律,听从命令。当时一个领导同志跟我说了这个问题,我和编剧两个人是一样(的意见),我们觉得可以,但领导说影响不好,怕受到批评,我想怎么办呢,当时正是胡耀邦同志当党书记的时候,在西山办公,我们知道,就冒险带着样片过去了,当时放了两个片子,一个是《笨人王老大》,一个是《红象》,胡耀邦第一个发言,“这个儿童片《红象》很不错嘛,很有探险精神,很勇敢嘛。”原话大概不是这么说,但意思就是肯定,觉得很有探险精神。那就不是说不好了,相反的,《笨人王老大》他说拍得也很好,但因为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对于这样的片子,观众也许一时还接受不了,可以稍微等一等,让《红象》首先通过。反正耀邦同志给了很大的鼓舞(笑)。

网易新闻:您说电影厂筹建之初资金比较少,《红象》的资金是怎么筹出来的?

嘉宾:儿影厂靠一个人绝对不能完成,当时我接收厂的牌子就是一个人,当我放完牌子时回来就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我愿意搞儿童电影”,那就是温兴平,后来给我做办公室主任的人,他的能力特别强,能够做,我跟文新平接受了任务以后去天津了解情况,发现新闻电影这块是陈景冀,特别能干,能张罗,我们俩看他挺能干,就说把他调到厂里去吧,因为文新平还没入党,陈景冀已经是党员了,很容易就调过任了厂长,这个人在工作中非常有能力、有创造性,我的好多工作都是他做的,并不是我做的,我要说说他,他老是躲开,老是把你推出去,实际上(工作)都是他做的。

网易新闻:当时网罗了一帮人才。

嘉宾:对,他非常有意思,当时咱们没有钱,妇联捐给了我们十万块,只有十万,他说咱们这样,先跟代代红胶片公司借,卖了钱再给他们,照明、灯光,也可以跟卖灯的公司里先借,然后我们再给你钱。所有的东西都是先贷过来拍的,拍了两个小戏,一个叫《敞开窗户》,还有一个现在忘记名字了,挺好的,收回来70万块钱,这70万块钱就可以拍《红象》了。

网易新闻:您觉得《红象》、《四个小伙伴》和之前的《鸡毛信》、《红星闪闪》有没有什么区别?

嘉宾:讲述现代生活的多一些,过去的《鸡毛信》、《红星闪闪》是讲战争背景,《四个小伙伴》是在和平环境下拍的,讲的是当前孩子们所了解和能做到的事,所以我们现在拍的和现在的生活很接近,过去拍的都是人家完成后再重新创造,而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新人没有老观念,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是什么都是党的领导,真的是这样想,没有党的领导事业怎么会成功呢?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这样说就让人烦了,像是套话,我自己也不太愿意那样说,可事情还必须得这样做,所以要依靠更多人来,而且要自动投身到事业里,作为党的小组长我就学会了这一点,因为这个经验而让我做了厂长,我作为演员是和演员互相平等商量的,看你怎么理解、我怎么理解,导演就是和大家一块儿探讨,导演是中心,愿意听他的意见,但如果我接受不了也可以和导演辩论,更多考虑的是这个角色在银幕上出来后真实不真实、像不像。

网易新闻:关于儿童电影还想问问您一个关于书的问题,有位导演说过,您的历史就是中国电影的历史,您写过一本书《苦乐看人生》,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嘉宾:倒不是拍电影苦,人的这一生,我到延安去,谁都说那儿苦得不得了,但我觉得苦比当奴隶好,日本人侵占了北平,我不愿意在北平给日本人做事,虽然我还没有毕业,但毕业后要给日本人做事,我要求去抗日,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正好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点上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找到了党。好象也是套话,但这套话还真的就是自己的历史,我是历史见证人,像我这样成长的有的是,我这不算有出息的,很多人都很了不得,从延安根据地一点点成长起来。

网易新闻:您的“乐”是乐在哪儿?

嘉宾:“乐”就是幸福,虽然苦,但同志们之间非常友好,非常平等,上下级也非常平等,大家都关心你,没有人因为你家里有钱没钱而觉得两个人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大家互相之间非常关怀,都很真诚,没有那种虚假的东西,想得到什么把你推一边,大家开荒一块儿开,做什么都靠集体的力量,互相依靠,觉得特别温暖。小时候由于家庭负担很重,觉得自己不能靠父亲,自己要独立,同时也看到有很多人生活都很困难,就应该像现在大家一样平等,都一样,当然这也不是平均主义,他要看病,需要多给他就多给他,大家也没有意见,互相之间有真诚的友情。

网易新闻:搞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您的生活基本和电影连在一起,今年国庆60周年,如果让您送中国电影界所有导演、演员们一句话,您想勉励他们什么?表扬他们什么?认为他们需要注意什么?

嘉宾:演员的路子,比如《顺溜》。

网易新闻:王宝强,您特别喜欢他?

嘉宾:不是,像他这样的就是成才了,一是他的天才,二是他自己很努力。

网易新闻:是不是我们国家的电影圈子(里的人)都很努力?

嘉宾:因为热爱这个事业所以大家特别努力。

网易新闻:刚才您说到了王宝强,认为大家很热爱事业,这是可以的,这几十年来给您留下的东西是什么?您认为中国电影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嘉宾:作为中国女演员来说,好象太讲究漂亮了,实际上不是擦口红、描眉毛、擦了粉就是好看,相反的,深棕色的脸也非常好看,并不是只有那样才好看,我感到现在有些女演员过于装饰自己了。男演员就比较好,王宝强就用不着那样,他自己就是那个线条,这就特别好,感觉松驰得很、自然得很,真的就是那样的情况,有些女演员还是很好的,因为我年纪大了,记不得,男演员还记得一些,李幼斌也挺好的,我没法儿去电影院看,因为腿不好,只是看电视和电影频道,所以看得不多。

网易新闻:您从影几十年,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电影人的品质是什么?

嘉宾: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真实,对人出于真心,不是为了(利益或目的)而称我老大姐,而是发自内心地倾听他的问题,帮助他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也要坦率地告诉他解决不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真”,真善美,真字在前面,真了才能善,所以做人最主要的就是真实。当然对敌人不能真实,可以不说话,但对自己的民族、对中国人自己要是真实的,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真”,一个“真”字能够辨别出虚假,别人能感到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别人是真是假你也能看出来,所以要以一颗真诚地心关心别人,尽量帮助别人,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还需要全党、全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克服困难,比如汶川地震。

网易新闻:中国电影那么多年走过来,如果让您说几个形容词,您怎样形容中国电影的命运?六十年代红红火火、七十年代停滞了,八十年代又一路走来,您觉得应该用什么词形容中国电影的状态?

嘉宾:说真的,因为最近没怎么看,我也不好说,但我觉得事物发展必然是这样的,走了弯路,(之后)就会认识到走弯路付出的代价,然后再为纠正弯路而付出代价。可能跟左联有关吧,那时就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我们到这里来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为更多数的人服务,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个人有名就行了,我觉得只要以这样一颗真诚的心工作、做事、待人,都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宋倩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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