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7日凌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的中央财经大学正门口,约一百多名学生聚集在一起,显得无所适从。在几个小时前的4月16日下午,拥有6000多名在校学生的中央财经大学宣布全校停课,“非典”的威胁,清晰地笼罩着这些年轻人。此时的中财,已经有19例确诊和疑似非典病例。
这一决定旋即引发学生离京的狂潮。一篇被广泛传阅的《中财非典亲历》详细记述了当晚的混乱:“楼前惊惶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想逃离中财。放眼望去白花花的全是带口罩的逃难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仿佛某个好莱坞大片的情景一样。”
一街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后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也未能置身其外。中央财经大学停课3天后,北交大调整教学计划宣布停课。但到4月25日,学校已出现65例发热病例,确诊10人。
此时的首都北京,被流言和恐慌笼罩。受中财和北交大停课的影响,北京多所高校和中小学相继宣布停课或者封校的决定,并允许学生有条件离京。首都生活秩序已经陷入异常状态,街道上空空荡荡,餐馆关门歇业,以拥堵而闻名的各条环路车辆稀少。全世界客运量最大的公交线路300路,整整18米长的车厢,经常就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人。市民闭门不出,并抢购食物和药品,引发了粮油副食品的价格波动。
SARS的蔓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4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警告,如果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将面临最严厉的处分。4月20日,北京的确诊病例猛增至339例。数小时之后,新华社播发快讯,中央宣布撤销两名政府官员的职务。
防控措施不断升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防治,成为2003年上半年举国上下的核心工作。
其实早在半年之前的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非典病例就已经在广东佛山顺德出现。当时的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对于疫情信息是否公开,并没有明文规定,而甲类传染病更是属于保密内容。条块分割的防治体系各自为战,加之医疗资源投入不足和缺乏经验,地方政府并未对最初零星出现的疫情有足够的重视和快速反应,迟至2003年1月21日,北京方面才收到广东的第一份疫情报告。
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报告,称发现了两名特殊肺炎患者,8名医务人员被感染。2月的第一个星期,疫情已经在广东蔓延开来,进入高发期。发病率从每天不到10例迅速上升到40-50例。香港的《星岛日报》在头版以“珠三角爆夺命肺炎”为题报道已有29人死于此病。
2月10日,广州的各大媒体同时出现了一篇名为《初春谨防感冒肺炎,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的新闻,文中隐晦地写道:“记者昨天从广州各大医院了解到,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春季容易滋生细菌,市民要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活动,预防方法包括在家里煲醋杀毒和服食预防性抗病毒药物。”
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就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情况向传媒通报: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广东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59人康复出院,死亡5例。广州市副市长陈传誉表示:广州有信心应对任何疾病的挑战。
此时这种传染力极强的疾病仍未找出病因,无法确切命名,因此被广泛称为“非典型性肺炎”。“非典”一词由此进入民众视野和大众媒体。这一传染病随即借由现代社会发达的人员流动,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
香港,这个与内地联系密切、人员密集的城市紧接着进入爆发期。2月21日,已经感染非典的广州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从广州抵达香港出席侄子的婚礼,并入住九龙区京华国际酒店911房间。刘剑伦本人在第二天发病并于3月4日去世,成为香港第一名非典患者。与刘同住一间酒店的6名旅客被感染,分别在越南河内、新加坡和加拿大多伦多病发。
香港地区的疫情传播链条由此铺开。3月14日,一名已感染非典的33岁病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淘大花园探亲,引发了香港最严重的社区感染——超过300名居民由此染病,社区遭到整体隔离。在整个非典防治期间,香港共确诊1755例,死亡299例。
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5日正式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名SARS。4月15日,中国大陆的广东省、陕西省、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多伦多、河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并发出旅行警告。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SARS的致病源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此时的北京,由于当时卫生部主管官员的乐观自信表态,并未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疫区名单中。4月中下旬,北京的病例逐渐增多,传染链条也开始显现。世界卫生组织在4月12日重新将北京列入疫区并发出旅游警告。
而面对此轮疫情对民众越发严重的威胁,中央也发起了强有力的防控反击战。4月14日,北京启动一级疫情防控措施。4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投入基金总额20亿元。
但有关部门之前对疫情的估计不足、医疗资源的紧缺、防控措施的不完善,已经使疫情悄无声息地传播开来。首都各大医院相继爆发严重的交叉感染,医护人员成批倒下,许多医院又成为疫情集中和扩散的中心。不断前来的发热病人涌入医院,各大医院纷纷告急。位于市中心西二环边的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在最严重的时期同时躺着200多名非典病人,连椅子都不够用,很多病人甚至要裹着被子在院子里输液。人民医院拥挤不堪,遭到严重污染,医护人员相继感染,205名确诊病例中76例是本院的医生和护士,急症科副主任丁秀兰因此殉职。4月21日晚,人民医院不堪重负,终于停止门诊。24日零点,在新上任的代市长王岐山的直接过问下,医院正式被隔离。
病人剧增,北京的医疗资源全面告急。医院人满为患,病人无处收治,连救护车都一度叫不到。严峻的形势让中央下决心在远离市中心的昌平区小汤山设立临时集中治疗区,而这一举措成为了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防控非典疫情战役的转折点。
4月21日,北京市决定在北五环以外的昌平小汤山建立“非典”定点医院。4月23日清晨,北京市建工集团、城建集团、住总集团、城乡集团、市政集团和中建一局6家企业4000余名施工人员携500台装备开进施工现场。24小时不间断施工,仅用了7天时间,这个占地12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传染病防治医院便落成交付使用。5月1日,小汤山医院启用并在当晚接受了第一批转运病人。政府动员了军队系统114家医院共1200名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由全国各地昼夜兼程奔赴首都北京,从动员到投入救治工作,也仅花了5天时间。
小汤山医院的落成,极大缓解了北京医院收治非典病人的压力,集中隔离和治疗使得交叉感染不再出现。508间病房,1000张床位,共收治了680名患者,占全世界“非典”患者的1/10,全国的1/7。经过救治,672名患者康复出院,8人死亡,全部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至6月20日,小汤山定点医院完成了51天的使命。
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力使防控工作遍及全国各个角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四处视察防治工作,加之民众防范意识的增强,治疗经验的积累,肆虐一时的非典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SARS给2003年的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中国内地当年因为非典疫情遭受了179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占GDP总量的1.3%,香港损失120亿美元。2003年的五一长假第一次被暂停实施,入境、出境、国内长途的游客人数,分别下降了 95%、90%和90%。全国教育秩序被打乱,女足世界杯移师美国举行,大量文化演出活动被取消。
2003年6月24日,在小汤山医院关闭3天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中国大陆地区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删除。8月16日下午16时,卫生部宣布全国非典型肺炎零病例,至此,全国共确诊非典型肺炎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
而根据事后统计,死亡人数中有三分之一是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