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入世

2001年，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英国《金融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金奇（James Kynge）回忆说，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

“在北京任《金融时报》记者期间，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道中国国内事务，在研究和报道世界如何影响中国问题上，所花时间大大超过研究报道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在北京中南海统治中国的当代官僚之间的最新计谋，以及可否或应否相信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些问题似乎是当时的新闻报道的重点。然后，突然之间，或者说相当突然地，中国成了日常国际新闻。这一转变何时出现，很难加以确定，或许是2003年底，也可能是2004年初。我说不准。”

不管怎么说，所有变化不可能在同一个瞬间发生。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可能在顷刻间发生巨变。

2004年2月中旬之后的几周里，世界各地的井盖开始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消失，刚开始消失速度还较慢，后来越来越快。

中国的需求将废金属价格推到了历史新高。各地盗贼，几乎所见略同。夜幕降临时，盗贼们就撬起铁制井盖，卖给当地商人。商人把井盖切割后，装船运往中国。第一批井盖被撬事件发生在台湾，下一批则在临近国家，如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很快，复苏的“中央之国” 引力，抵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哪里太阳下山，哪里就有小偷为满足中国的饥渴开工。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月内就有150多个井盖失踪。苏格兰“下水道井盖大抢劫”期间，几天内100多个井盖就没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格洛斯特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有的行人一不留神，就跌进井里。

大国以不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这已不是第一次。比如，蒙古13世纪入侵欧洲时，英国就先有察觉：北海港口哈维奇鱼价急剧上涨。人们后来知道，原因是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突然应征入伍，同来自东方的骑兵作战。因此，船队无法出海捕鱼，哈维奇港鳕鱼和鲱鱼供应减少，价格上涨。

2001年前，中国正在进行紧张的WTO谈判，这个国家因人口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似乎在1979年就被敏锐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所感知到。这本杂志在当年3月的一期杂志中说道：“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从长远来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这个阶段还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虽然复关谈判从1980年代即已经开始，但中国敢于承认自己想发展市场经济都已经是1990年代后的事情了。

复关谈判过程中的时代很是奇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恐惧中国，而中国却恐惧世界。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说，过去谈判，认为我们的关税越高越好，保护程度越大越好。到1998年以后，发现关税很高但走私猖獗。乐凯公司的老总在《经济日报》上说：我们不怕外国竞争，就怕走私。这对我们震撼很大。把关税定得很高，实际上并没有拿到。羊毛的关税当时也很高。朱镕基总理就说，要算一下，羊毛关税降到多少，走私才无利可图。

那之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开始谈判时，中国进口产品中有1000多种需要审批。掌握这批进口许可证发放的部门有很大的权力，后来把1000多种需要配额的产品，降到200多种，到入世谈判完成时，只有100多种，到2005年配额、进口许可证完全取消。

龙永图说，当时对汽车进口配额看得非常重，认为是保卫民族汽车工业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多年来已形成了汽车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的市场，利益很大。现在看来，在2005年取消汽车进口配额是完全正确的。不能依靠它来保护我们的汽车工业，而是应该通过市场的竞争促进市场的发展。这才是真正最好的保护。遗憾的是，后来从重型机械到果汁饮料，一概被视为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众多外资的收购都未奏效。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工厂“的称谓，而这个称谓是送给中国人的。据2000年日本发表的统计数字，1999年中国第一次超过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日出口国。2001年时，中国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已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第一名。

龙永图回忆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创造条件，参加全球化的过程。“与国际接轨”就是这个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口号。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员，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就必须和全球主流的经济体制衔接起来。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要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

此前，中国于1990年前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事实上是在走一条“国退民进“的道路。由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组成的中国出口大军成了中国经济的代名词。

由于市场开放，越来越多外资开始跻身中国市场。制造业的供应链逐步向中国转移，将中国打造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电子产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投资者将这一行业的组装线转移到中国，但仍然从海外进口零部件；逐渐地，一些中间产品的供应商也将产品的生产基地移至中国，既可以节约运输成本，也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入世5年后，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占亚洲的份额从2001年初的21%大幅提高到了2006年8月的54%。在纺织和服装行业，同样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在世界劳动力密集产品的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12%提高到了2006年统计的接近20%。

中国在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时候，平均关税曾高达45%以上，当时全球经济的进口关税，已经降到了平均大概7%－8%，发展中国家也就是15%。而2006年开始，中国的平均关税也已经降到了10%以下。

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制造就成为一个著名的跨国界名词，而与此同时，关于大国崛起的话题也一直甚嚣尘上。从2001年以后，中国这个名词不断出现在各个国际媒体的报道中，而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国内媒体也不停以贩卖国外对中国的夸赞，甚至是断章取义的夸赞为己任，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

2005年，美国《商业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文章题目是“中国价格（China Price）”。何谓“中国价格”？据称“这是最让美国工业界胆战心惊的词汇。你必须把产品售价削减30％，否则就将失去顾客”。这份杂志举证受到冲击的美国行业，包括机械模具、网络设备到液晶电视，统统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价格的冲击从生产微波炉的广东格兰仕身上即可以看出。它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微波炉的专业工厂，它的厂区绵延三公里，到2002年，格兰仕的产量突破1200台，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主管营销的副总裁俞尧昌在媒体上撰文说，“我们的唯一秘诀就是将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他讲述了一个打败国外企业的故事：微波炉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变压器，日本产品的价格是20多美元，欧美的企业是30多美元，在日货冲击面前，欧美企业痛苦不已。格兰仕就和美国企业谈判：把机器拿给我做，按美方现在的产量我一台给你8美元。美国人很痛快地就把生产线搬过来了。由于格兰仕员工成本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时“三班倒”，因此一周里，只有一至两天为美国人生产，其余时间几乎在享用免费的晚餐，所以，横扫国内市场。在国际上，它的低价战略很快把变压器也逼成了日本人的鸡肋。格兰仕又去找日本人谈判：我给你每个5美元，你把生产线也租赁给我吧。就这样，多国的生产线汇集顺德，格兰仕因此奠定了“微波炉世界工厂”的龙头地位。

到2005年时，全世界2/3的影印机、1/2的微波炉、2/5的个人电脑、1/3的电视机和空调、1/4的洗碗机以及1/5的冰箱，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了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工业制造区，凭借低价格、高污染和“以24小时三班倒为标志“的劳工政策，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特色。遍布全国的1.4亿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奔流到沿海城市的加工工厂里。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治安、社会保障、就业和环境等等，中国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经历了大概10年的辉煌后，中国制造开始遭受新的审视。

2007年8月11日下午3时许，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自杀前，张在厂区内巡视一圈，并将工人工资悉数结清。

张树鸿之死的原由发生在9天前。8月2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Mattel Inc.）向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佛山利达生产的96.7万件塑胶玩具，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认为危及儿童安全。”

此后，中国宠物食品、牙膏等被陆续查出有毒物质。《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巨大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张树鸿之死以及玩具风波的一波三折表明，发力于1998年前后的“中国制造”在历经了10年的黄金成长期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十字路口。

此外，越来越多的外资收购遭到了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抵制。对内，民营资本无法形成对国有企业的压力；对外，外资在中国的生存也还不能说是完全顺利。

2005年2月，社会各界期待已久的《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被认为是一把打开对内开放大门的钥匙，然而两年过去了，钥匙却迟迟难以转动。

电力、电信、邮政、金融，这些过去的垄断行业大门依然紧闭。而石油、钢铁、煤炭、铝业等民营资本曾经挤入的行业，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千万不要被外向型经济的耀眼光环遮住了视线，”刘光溪在一个入世五周年的研讨会上说，“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国有企业控制了太多不该控制的资源。”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开始让中国人重新思考外向型经济的弊端，内需问题被提上重要日程，到目前为止，仍未看到太大的改观。

但不管怎么说，WTO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门，走过了这道门，也就没有了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