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抗洪

1998年夏秋之交，一连两个多月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几乎天天都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的身影。

那年夏天，正是温家宝全程坐镇，指挥长江地区和东北的抗洪抢险工作，使得中国在这两个流域的抗洪抢险工作涉险过关，但仍然留下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1998年入夏以后，在集中着中国40%人口、35%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患泛滥，并很快演变成四十多年来罕见的全流域性洪灾。灾情甚至还扩展到素有“北方粮仓”之称的嫩江平原，重创国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

7月2日第一次洪峰后，长江流域全线告急，前后经受了8次洪峰袭击。直到8月31日后才得以缓解。

7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一起飞赴长江指挥防汛。7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长江一线抓紧加固堤防。随后，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

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此外，还有500多万名预备役民兵参战。

据官方报道，8月1日，湖北嘉鱼县簰洲湾溃堤，19名抗洪官兵牺牲，5万人被困。

7日，湖北公安县黄金大垸溃堤，数十万灾民逃难。

同一天，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干堤溃决，朱镕基亲临前线，当发现大堤主体竟然没有钢筋时，痛斥“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由于猝不及防，九江市政府情急之下命令以米袋、豆袋来抵沙袋之缺，动用仓内800吨粮食填堵堤坝缺口，结果当洪水破堤淹没市区以后，幸运逃出的市民又面临粮荒的威胁。

在湖南，为了保住岳阳大堤，监狱管理局甚至动用了岳阳建新监狱的数千名囚犯参与抗洪抢险。

到8月17日，东北发生的百年大洪水，已经造成齐齐哈尔市动员25万人，转移40多万人；到8月21日，大庆市已有26个乡镇，46.9万人受灾，需要17亿救灾资金，大庆石油管理局淹油田1900口，影响每天1000多吨，累计影响1.6万吨。当嫩江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线2米以上时，防汛指挥人员向大庆市水利局询问确切水位，答复却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水位，因为我们的水文站都被淹掉了。”

8月26日，温家宝向中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报告，全国有29个省市的2亿3000多万居民和2229万公顷的农田受灾，倒塌房屋685万间，近2000万人痛失家园，伤病、失踪、死亡的人数达80多万，估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

很多年之后，人们仍然记得温家宝的贡献。他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后首次访问美国的当天，《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文称赞温家宝“具有领袖气质，敢做决定，敢负责任”。举例说他1998年负责防汛工作时，未理会中央政府所做的炸坝分洪的指示，数十万农民因他的决定而未被牺牲。

所谓分洪，就是当荆江沙市水位涨到一定高度，为防止堤防溃口，将洪水分往处于洼地的分洪区以降低水位。实质上就是牺牲小地方，保住大城市。当时，面积921.34平方公里，人口51万多的荆江分洪区公安县，随时准备为大局做出牺牲。

8月6日，沙市水位达44.68米，超过国务院规定分洪水位44.67米（争取45米）。当天，公安县百姓接到命令后向外转移，前往邻近5个县市区，“舍小家，保大家”。中央将分洪指令授权给抗洪总指挥温家宝。

决策层8月7日顶住压力，没有下达分洪命令。因为科学分析显示，当第四次、第五次洪峰通过荆江后，水位会逐渐回落。然而一周后，由于川东和三峡库区连下暴雨，长江流域迎来了最厉害的第六次洪峰。8月16日，沙市水位14时回到44.84米，16时达到44.88米……预计20时将超45米大关，且还会继续上涨。

此时，为了保住武汉，邻近的公安县再次全面清场，军车拉网式巡查，确保所有人撤离，进入分洪区的道路全部实施了军事管制。

当晚，温家宝坐镇布好炸药的荆江大堤，随时准备炸堤分洪。此前一天，江泽民已命令解放军官兵全部上堤奋战两天，迎战洪峰。湖北方面也紧急动员沿江群众全部上堤，严防死守。

千钧一发之际（沙市水位后来达到45.22米，高出原定分洪水位0.55米，高出争取水位0.22米）温家宝找来专家组会商，专家们科学分析洪水的脾性，结合精确的数据，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碗水不用去拎大脚盆”，就是说分洪作用不大，不合算，划不来。

温家宝冒着巨大压力下定了决心……荆江分洪区终究没有炸堤。历史最高洪峰慢慢回落，长江大堤安然无恙。

中国政府在1998年后，也承认自己在上游的生态环境中保护不力，致使灾难的形成。

早在1991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便立即作出结论说，应当归罪于科威特油田的持续燃烧，还有菲律宾的火山爆发导致环球大气及大洋环流异常。

而当1998年的洪水造成空前灾难时，水利部同样认为祸首是赤道东太平洋附近的水位水温升高、欧亚高原及青藏高原积雪偏多、亚洲中纬度环流异常，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中旬位置偏南偏西。

然而正如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华南和华中地区出现暴雨是常有的事，只是由于长江流域近几十年来因砍伐木材、发展农业而丧失85%的森林，又到处兴建水库，以及沼泽地普遍干涸，从而使洪患由几百年前的平均20年一次变得更加频繁。

该研究所的气候专家唐恩也说：“当山坡地寸草不生时，雨水就会冲刷土地或在没有树木阻挡的情况下汇入河流，又因为被土壤吸收或蒸发回空气中的水较少，便导致水患和土石流层出不穷，进而毁坏下游的道路、农田和水产养殖场”。

据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国98大洪水》所称，1998年6月至8月长江流域的降雨量为670毫米，比1954年同期还少了36毫米。国家环保局生态处处长庄国泰也表示，1998年长江的洪水流量并非“百年未遇”，以宜昌为例，最大的洪峰流量为每秒56400立方米，而在水文记录中洪峰流量超过每秒60000立方米的，至少有23年。然而由于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植被破坏，造成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结果使1998年洪水的水位连创历史记录，加重了堤岸险情。

专家们证实，1998年湖北省沙市长江段的洪水流量只相当于长江荆江段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是其水位却突破了1954年44.67米的历史记录，而洞庭湖连接长江的城陵矶处的水位，也居然超出1954年的水位达60厘米，原因同样是河床被上游和中游所流失的水土抬高了。

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一次会议上承认，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的确对于1998年洪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1949年以来，长江流域经历了三次森林大砍伐，一次在“大跃进”期间，一次在“文革”时期，最后一次从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然而就在1998年洪水肆虐之际，四川省第一大国有林场——洪雅林场却仍然在疯狂地砍伐天然林，并在山坡上用一根根直径二三十厘米的原木铺起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路，以便木材商们往返运输林木。

第八次洪峰过后，长江水位开始持续回落，工作进入了灾后重建阶段。9月10日，30多万解放军陆续从灾区撤离。在荆州，早上5点，天还没亮，悄悄启程的军车，陷入了群众的包围。30万荆州百姓，扶老携幼，倾城相送。人们将各种物品，包括鸡蛋、水果、鲜花拼命扔上军车，车上车下哭成一片。此后，各地又陆续出现这种情景。

1998年的抗洪救灾，严防死守，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得人民解放军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加上当年逃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新华社在社论中说，所有这一切，都凝结成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是改革开放新时代赋予了人民抗御洪魔、战胜洪灾的伟力，也只有在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创造出如此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