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网易新闻：陈主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香港进行关于中英政权交接的工作？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接受网易新闻专访
陈佐洱：我是从1994年3月被派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当时的职务是中方代表。
网易新闻：这个处理政权交接的工作小组主要有一些什么议题？
陈佐洱：关于政权交接有很多议题，每个议题差不多都有一个专家小组，我是14个议题小组的中方组长，比如说防务的交接、跨97年的财政预算编制、跨97年的大型基础建设和专营权的审批、公务员的过渡、第一版特区护照的设计，还有香港特区永久居民身份的界定、资产和档案的交接等等。
网易新闻：我们知道，香港有很多公共工程的建设是回归前上马的，跨越1997这个年度，且可能导致巨额的财政亏空，我们当时是如何与英方交涉并保障香港的利益？
陈佐洱：英国人经常讲，香港是一只会生金蛋的鹅。对中方来说，我们不但要将鹅接管过来，还要使它更健康，更快活，能生更多金蛋。中央的宗旨是要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所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和平解决，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也符合香港同胞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有些跨越97年的大型工程，如新机场、码头，还有财政预算的编制，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还要看到未来。当时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代表特区的利益，我们要为将来的特区着想。中央政府是无私的，回归时，所有从英方接管过来的资产，全都依据基本法交给了特区政府。
网易新闻：比如新机场建设，当时是如何与英方交涉的？
陈佐洱：当时英方提出来要建机场，香港确实是需要新机场。起初英方提出了2000多亿的庞大预算，而这项工程又跨越97，当时我们问，你到97年给特区政府留下多少财政储备，英方说只有50亿。我们就说，你们不能把钱都花光了，要为将来的特区政府着想，你们在没有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就制订了这么大的预算，没有和中方达成一致，这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的话，中方就对97年以后的工程概不负责，因为这个工程跨越97，所有的资金都要向银行贷款，如果说将来的特区政府都概不负责，那哪一个银行愿意来投资？所以，中国政府将这个观点严正提出来以后，很多财团就退步了，因为将来结算很多是在97以后，如果将来的当家人不负责怎么行，
网易新闻：后来中英双方达成了怎样的一致？
陈佐洱：所以我们说，英方还是要回到《中英联合声明》中来，经过几个月的多层次谈判，后来中英双方就一起签订了《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由新机场问题的谈判，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回到了《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二，就是有关过渡时期内跨越97年的问题必须由中英双方协商解决。
网易新闻：根据当时英方的承诺，回归后将留下的财政储备是250亿，加上中方所管理的土地基金，总数大概为1000亿。但到了1997年，这个数字为何达到了4000亿？
陈佐洱：这应该是中英双方根据“联合声明”友好合作的结果，从它承诺的250亿加上土地基金，达到了4千多亿，有这么一笔财政储备，特区政府才好当家。我们当时发现，临到97的时候，英方它的大型基础建设、教育费用大大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它觉得大型基础肯定几年都建设不完了，肯定跨越97了，还要找中方交涉，所以干脆不搞了。那么这些经费转到哪里去了，转到福利去了。
网易新闻：回归前，您曾指出过度的福利将给香港经济带来灾难，请问当时提出这个批评的背景是什么？
陈佐洱：那时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做了一个报告，说到1995年前的5年，香港的福利以每年25%以上的速度增加，我们还要用这个速度增长5年，到2000年，香港福利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就说，临近回归时，每年以这么高的速度增长，盘子越来越大，基数越来越大，将来谁当家都受不了啊，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彭定康做了好人了，拍拍屁股97年你走人，特区政府怎么吃得消，这是慢性毒药。香港每年的GDP增长是5%，已经很好了，而社会福利增长要维持在25%以上，还要连续五年，我就提出两点：一、这是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你的管制只能到97年，怎能规划到2000年。二、你这样做，应该花的钱你不花，全部集中在福利，这好像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开高速的赛车，车上坐的是香港市民，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车毁人亡。
网易新闻：您能否介绍一下，中英双方就1997年7月1日政权交接仪式谈判的重点是什么？双方在仪式的细节上有哪些分歧？
陈佐洱：我是负责防务的谈判，解放军先遣部队的进驻。比如到了零点防卫不能出现真空，而且当然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履行职责，但是香港那么大，到香港最南端的军营，要3个小时，因此解放军必须有先头部队提前进入。但是英方是坚决不同意，因为哪怕是几个小时、几分钟，在6月30日都还是我管制的，中国军人拿着枪进来，对它的“尊严损害”是很大的。
网易新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陈佐洱：这个问题一直谈到了6月中旬，因为中央最高领导下了命令，零点一定要进驻，不能出现防务真空。那时正在进行政权交接仪式，中英两国首脑、各国政要，都集中在香港，不能出现一点点闪失。我们在先头部队进入香港方式上，也做了灵活的处理，我们重型武器不进来，而且不坐卡车，坐大轿车，军旗、武器都放在车里，不露出来。任何外交都是妥协的产物，我想要的我拿到了，我履行防务职责能够顺利进行，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同时也适当照顾到英方，让你能够体面撤退。所以到6月21日，伦敦同意了这个方案，我们也同意了。
网易新闻：在1997年前后，香港民众的生活环境应该是略有不同的，在思想意识上，当时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来促进和香港民众之间的融合？
陈佐洱：对这个问题我稍微有点异议，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我们在回归后，是保证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法律也基本不变，而且给了香港更充分的民主，高度的自治权，举个例子，香港过去没有终审法院，而是在伦敦的枢密院，后来我们根据基本法设立了终审法院。香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至于说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凝聚力，是一年比一年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一年比一年深入，两地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通过亚洲金融风暴、Sars，香港同胞越来越认识到，祖国是我们的强大的靠山。而从中央政府来讲，坚定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使过去一些敌对势力谣言、误解都不攻自破，不用我们做哪些工作，要做的就是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贯彻落实基本法，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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